早在五四时期，张东荪极力主张开发实业，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中国经济。但在社会主义论战后，虽然张东荪发展实业的主张未变，但在用什么方式开发实业问题上，其思想却有了较大变化。他认为，开发实业仍然是中国当务者急，“中国的唯一无二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但通过什么方式发展实业？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张东荪已经看到，即便国内阻碍发展资本主义的妨碍都铲除，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很难如西欧国家那样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道路。他说：“因为国内的种种障碍尚可假定有去掉的一天，而国际的实力断乎不容你一踢而就倒翻。所以想不籍国家的力量而听人民各自企业必不能与外来的压迫相抵抗。因此我们看到顺自然的趋势，走资本主义这一条路是不能得有符合我们希望的结果。就是说，仿照欧美资本先进国家的样子，顺着现在的状态再进一步，变成一个产业革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并且亦未必很好。”所以，张东荪得出了很令人吃惊的结论：“中国不但不应走资本制度的路，并且亦很难走上这条路去。”那么，中国能否如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首先以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然而发展经济呢？张东荪认为，这也是行不通的。他说：“以为前途绝望，非先打倒四围的帝国主义不可，这一种办法亦是幼稚得可笑。但可以总结一句：就是想增加生产必须由民族自己努力。甚么利用外资，甚么联合无产者的国际，这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中国无法纯粹走欧洲产业革命的道路，也不可能通过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式来解决。
那么，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在那里？30年代初，苏联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萧条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张东荪如当时许多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人士一样，也将目光转向了苏联，认为可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手段。他说：“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有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苏联发展经济的方式，是“集产主义（Collectivism）”，或称国家社会主义（State ocialism）。在张东荪看来，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实际上采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方式与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全盘计划的混合经济”。其要点为：“我们根据大量增加生产的需要，按出身有效的方法，而把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以及合作的经济制定一个相当的比例，在统一计划之下进行。”即国家经济、私营经济与合作经济同时存在，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他相信，目前中国最先要设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贫穷，“只有采取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是办法。”
如何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的经济中呢？张东荪提出了三条意见：（1）国际贸易管理权：必须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对外作一个经济单位，所需要的外国货品必须由国家代为采办，依此来对付外国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2）一切产业通盘计划权：必须把全国的经济由国家来通盘计划，定一个统一的发展方法，国家掌握统筹全国经济的计划权。（3）国家以公道与和平的方法吸收或移转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价值，由国家用于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虽然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经济，但却坚决反对中国采取共产主义方式。他强调：“我们所主张的对外贸易由国家办理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不相同，不可误会。”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解释说“因为这种主义的凭藉便是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团成一体作一切的根据。其所以与共产主义不相同的地方亦就在共产主义以阶级为立场，而这个主义即以民族为分野。”
为什么要反对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张东荪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官营企业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弊端。“在中国向来是官营事业的腐败数倍于私营事业。如果中国实行了国营经济，则其积弊会更深。”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营制度必是废除了。
这样，张东荪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实际上是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手段采纳过来，同时又拒绝了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他自认为这一点上是自己“在思想上的新贡献了”。他认为，计划经济实在是人类的一条新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可惜的只在于执行的人们恐怕要流于专制，以致妨害大家的自由权。如果能把自由亦设法参纳于其中，“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了”。如何将两者调和起来？他的意见是：国家对于产业只有全盘计划权，至于经营管理的公务人员不妨即为所委托的同行公会的“行员”，即国家以自定的大计划而从事于开发或整理各项产业，但不需有大批官吏为之经营，仅托付职业团体的各行公会便可以了。这种观点，到后来提出“中间路线”主张时，张东荪仍然坚持。
张东荪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他认为，私产所有的观念是根于人类天性，决不是资本制度所创造。他坚持认为“居今日而谈废止私产真是不明经济发展的历程。”私产的存废不是问题；而真问题乃在如何利用科学的发明以逐渐减轻私产的需要。所以，私产是不能用革命手段来废止的。在现在科学的应用尚未充分、生产的工具还十分幼稚的情况下，竟要诅咒和废弃私产，是“妄人妄谈”。张东荪提出，我们不妨即主张承认私产的存在。他认为资本制度所以发生以及其所以演成现在的畸形，其故不是由于私产制度，而实由于放任状态。质言之，即有了私产再加以放任，乃始有资本主义。所以至多只有说资本主义由私产而演出，却决不能说有私产则资本主义必随之而来。所以资本制度的动摇不必完全连累及私产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亦正不妨有私产，因为私产的保留，足以奖励人们从事于生产的努力。
私产的存在，有其利也有其弊。问题是如何消除私产的弊端。张东荪考察了西欧许多的小国产业非常发达的原因后认为，他们都鉴于各先进国的弊病，不期然而另开拓了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所谓产业普遍化”，即“普产主义”。这种普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利用人们要拥有私有财产的天性，使其对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产权”，从而激发其生产积极性的办法。例如在农业，则划定耕作单位，把佃农变为自耕农；于是大农变为小农，人人都有土地了。在工业上，更可分给工人以股票，则工人便尽为股东。这样的办法虽是一种社会政策。“这完全是国家的一贯方针。本着这个方针，用各式各种的社会政策，累积起来以求达到目的，这便是所谓普产主义。”
这样的产业普化必须有国家公有的财产方可有所调剂，需要将若干产业归于公有。“在私产方面我们主张办到普遍化，但并不是只存普遍化的私产。换言之，即在私产以外必须有公产。”私产与公产同时并存，相互补充，便形成了混合经济的基本态势。
依据“混合经济”的思路，张东荪提出了发展农业、工业和贸易等方面的具体主张。
第一，张东荪认为，中国本是农业国，所以对于农业的整理应该比工业更切要。他主张土地私有，交给农民所有，但国家有“全盘整理权与支配权并共用征收权”，这就既照顾到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又便于促进农业生产。具体的办法是：第一应该是田地的所有以实际耕种者为限，变佃农为自耕农，即所谓耕者有其田，废除坐食的地主阶级；第二是田地的多少应该以实际耕地者自力所能及为限，免除雇农，即农工或长工。为了发展生产，必须注意应用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的问题，例如改良种子，改良副业，与办水利等等。由于现在农村的困苦全在金融枯窘，所以首先非解决“农业金融”问题不可。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创办合作社。农业银行与合作社的设立，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总枢纽。
第二，张东荪主张依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办法，由国家首先制定一个发展经济的“通盘计划”，它在性质上类似于俄国的几个五年计划：先调查主要的工具体而言就是：“（一）全国工业必须在一大计划下，分期兴办；（二）工业区域务必与农业调和，使两者互助，以致都市与田园无极大分别；（三）在大计划中的各种工业，视其性质，以定那一件归国家创办，与那一件由人民开发而由国家奖励与扶助之。”至于劳动问题，张东荪主张“惟有改善劳工的生活，提高他们的体力与知力，并加以训练，方可以使生产的效率提高。”
第三，张东荪认为，必须改革现有的租税政策，其原则应该是：一、租税必须合于经济学上租税原则；二、租税必须能借此以达到社会的经济公平；三、租税必须不妨碍企业的发展；四、租税必须兼能吸收取私有产业的剩余价值以归公有，为再生产之用。租税的征收方法也必须改变。他主张统一征收机关；不分租税的性质是属中央抑属于地方，亦不论租税的类别，凡可以统归一机关征收的不妨即归一处办理；规定中央与地方所留租税的比例，这样既可减少大批冗员，又可将所得税、营业税、土地税等等统办，还可以使地方不能自由增税。
（三）实施计划教育，保留思想自由
张东荪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表现为：一是现在的学校总是在那里制造毕业生，而不管这些毕业生对于社会是否用处，“是数量的漫无标准与分配的毫无比例”；二是没有钱的人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有钱的人又不堪造就，导致“所造就的未必是好的、有资格的又未能造就”的状态；是教育受财产制度的支配不能使人各尽其才；三是教材不切于中国现在的需要，是在制造废物，教授的内容不适应于现时立国造产的急切要求。根据这三点，张东荪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的方案，“其精神尤在把教育认为是造成民族团结之唯一方法与再造国民经济之最好途径；于是每人都是生产者。换言之，即我们的目的是把全国的人每个都要变成军事动员之一与生产动员之一。”即达到军事训练的普遍化、生产能力的普遍化和共同生活的新道德习惯的创造与养成，才是教育的成功。
如何才能实现成功的教育？张东荪主张实行“计划教育”。一是必须人人都受教育，实施强迫教育；二是实行不受经济的限制，即实行免费教育；三是做到生产机能的普遍化，把所有的小中各级学校都与其所在地的产业发生联络，使所有学生同时为生产的实习，且于毕业得有生产机能。四是军事训练的普遍化，其目的在养成民族自觉心与军人生活的习惯。公民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合一。务使人人就主动方面都成为良好的公民，作国家主人；而从受动方面，都成为良好的军人，服从命令。张东荪对于教育方面的主张为：“我们的教育必定是有计划的教育；所谓‘有计划的’是指政治经济等统隶于一个计划之下，从政治而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政治制度与运用；从经济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经济分配与发展；所以从教育言，当然是有计划的教育方针与施设。”他所谓有计划的教育，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教育制度自身而言，就是说教育依那个大计划而定；二是主张教育是贯彻大计划的工具，必须依计划来培养人，但同时又必须培养出人来实现那个计划。
实行有计划的教育，并不侵害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张东荪认为，在发展学术事业上，必须仿照欧洲各国的通例，办到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他坚持认为，“政治上效率的提高与社会上自由的开放不但无抵触与矛盾并却正相助相成。因为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纵使两者即有冲突，我们亦断乎不可牺牲自由而迁就效率。”所以，张东荪主张为政治效率增高起见，政府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由亦受管辖。如果政府的权利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那就与民主的精神相违背，就是“古今中外最坏的办法”。正因如此，在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后，张东荪对国民党损害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复强调：“我们的意思以为必须做到恰正与他们相反：即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
总之，张东荪依据“确定平等基础”、“保持个性自由”、“力求效能增进”三个基本原则，提出了一套名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主张。这个主张，张东荪将它简单地概括为：“我们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总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
如何在中国实行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张东荪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断定其最大的障碍就是军阀与土匪，“军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张东荪提出了两条解决的原则：一方面要大大地提倡对外的军备，提高军人的人格，使他们有一条光明的路可走；另一方面须以全国的力量反对内战，同时大减常备军额；由人民自办民团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既可使土匪绝迹，又可消除军阀。他说：“我们所应努力的是（一）如何使现在祸国殃民的军队变为救国卫国保民的工具；（二）如何制定一个国防大计以与经济计划教育方针打成一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张东荪在《九十八条政纲》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减少常备兵额，化兵为农工，给予土地或职业；并试行征兵制度。二、设立中央军政机关，以统一制度编制训练并调遣全国军队。三、依国防计划定驻兵地点；并扩充兵工厂使军事制造与普通工业有相当的联络。四、国家规定条例优待军人，但现役军人于军职外不得兼任何官职；军人一切行动应对于普通法庭负责；对于政治不得以通电或宣言或公开谈话发表其意见。五、除中央政府依宪法规定许可外，任何军人不得宣布戒严。六、奖励人民自卫组织之民团；并另定治匪条例，以加重刑罚为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