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响应《八一宣言》， —秘密与中共合作抗日
张东荪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但他主要是偏重于理论上的批评，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是根本不同的。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东荪坚决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反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但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政策也不赞同，认为大敌当前，首要的不是进行阶级斗争，不是内战，而是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由于中共“左”倾路线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因而将国民党作为首要的革命对象，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实际上把“反蒋”作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因而也偏离了历史的主潮。张东荪等人的批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制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935年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发表，因此也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中共政策的转变，使当时极力主张抗日和民主的张东荪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对中共也有了新认识。
然而，令张东荪愤慨的是，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高压政策，这样重要的事件竟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和各党派的应有重视。张东荪稍后在解释为什么自己最先出来响应《八一宣言》时说：“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因为这件事在思想界有相当的关系。亦可以说，我认共产党的转向是最近中国思想界上一件大事。但各报各杂志从无论到。这未免是一种卑劣心理的表现。我因为没有人来说话，所以才特别多说几句话。”于是，张东荪率先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
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概述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对中共在这前后的主张作了比较，认为《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转变的标志，他明确表示：“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同时，张东荪认为中共政策转变的还不够彻底，建议中共为了与其他党派真诚合作，必须放弃“党团政策”。他说：“所谓党团作用乃是随着共产党的潜伏运动而生的一件东西。即对于党外的人只讲利用，只认为工具。换言之，即对于党外无真诚只有诈伪。在我们看来这种党团作用实在是一个毁坏人类天真性情的东西。”据此，张东荪向中共提出了三点补充建议：一，共产党必须声明在国难未度过时期中（至少十年内）放弃共产主义的潜伏运动，以“使一班怕社会革命的人们安心”；二，共产党必须把其军队集中在一个区域，以便万一有事则可担当一面；三，共产党应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救灾安定民生”、“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加薪加饷”、“实行免费教育”等政策，应承认只有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变为地方政府。
最后，张东荪向中共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他提醒共产党人说：“大家须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以外实在有很多的人们是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生主义的。这一类人们虽尚未形成具体的大规模组织却是很有潜势力。我相信有许多同情于共产党的人却其实只是这一类的信徒。”实际上，张东荪在这里已经向人们暗示：自己是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们中的一个。
《自由评论》是由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的胡适、罗隆基等人在北平创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喉舌。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也引起了中共北方局的重视。此时，刚从陕北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认真阅读了张东荪的文章。他一方面对张东荪同情和赞同中共主张的态度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感到张东荪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不只是代表先生个人和贵刊；而是中国许多人和朝野各党派在实行全国大合作以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公开的答复先生；并要求先生作更进一步的研讨”。4月13日，刘少奇化名“陶尚行”，给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张东荪敏锐地感觉到，“陶尚行”决不仅仅是一般的共产党的同情者，而是一位中共北方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奇在信末对张东荪说：“望先生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复我。”张东荪认真思考后，决定把此信交给《自由评论》发表，因为感到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就不预备作答复。在张东荪的努力下，刘少奇的信很快被冠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的题目，略作删节，发表在《自由评论》第22期上。
刘少奇给张东荪信的主旨，是进一步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释一些被张东荪误会之处。他声明：“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立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命而战。共产党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此外，刘少奇还就中共目前进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政策、实现各党派全国大合作的方式、“党团作用”等问题作了解释。最后，刘少奇在信中表示：欢迎张东荪及愿意研究中国社会制度的人们到苏区参观，“就此可以实地考察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加以判断。”
刘少奇的信发表后，张东荪又收到了署名“许君”的信，对刘少奇信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1936年5月17日张东荪在病中写了《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他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转向了，并且批评刘少奇对中共政策转向的否认和辩护。他指出，“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辩护非但不能说明一次共产党的一次宣言不是转向，并且反而更表明共产党在以往是包含有许多的矛盾。”他认为，中共拒不认错，是中国人的“面子”在起作用。他批评说：“我们在局外认共产党转向了，而共产党的代言者偏要说是向来一贯的，不能不令人觉得这是一种怙恶。换言之，即这是由于一种‘面子’作用在那里作崇。”他警告中共：一个革命党若不能打破“面子作用的心理”，则会严重影响它的革命彻底性，劝告中共一定要学会“忏悔”，剔除“讲面子”的恶习惯。
不仅如此，张东荪还坚持认为，中共的转向是随着共产国际方针政策的改变而来的。他说：“我们未尝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转向又何尝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自主的行为呢？依然只是受了世界共产党的转向之波及罢了。”但中共却不承认，正是由于它的“红八股”在作怪。他尖刻地指出：“因为他们是习惯于生活在指导之下，只知奉命令承教。他们对于上级所发互相冲突的二个使命只可一样去服从，不知其中有矛盾。即使知道有些相反，亦必只好加以强辩，说明其可以联接。这是他们的职务，恐怕亦就是唯一的职务罢。因为不如此，则铁的纪律不能维持。”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共产式的思维方式”。张东荪公开声明：“我们反对共产党就只是专在于其思维方法的态度。”
张东荪虽然对中共提出了批评，但他写作该文的目的，还是促使人们重视中共的《八一宣言》和政策的转向。他向社会各界呼吁：“这个转向在政治上与结果上亦许不十分大，而在思想上与教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因此我觉得全国教育界对于共产党的这个转向应得重视。”
1936年6月，张东荪又发表了《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认为中共的方针是转向了、“忏悔了”。但他强调指出，中共转向的意义在于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教条，表明中共也是赞成民主的。他对中共党内的“左”倾分子提出了激烈批评：“只是一批自命为时髦的左派同情者，他们因为怕被骂为落伍，于是拚命地讲辨证法与马克思，其结果徒害了一班无识的青年。现在共产党转向了，很可以给这一班心想出锋头的先生们一个重大的打击。使人知道公理自在人心。民主与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要求。唯心与唯物只是哲学上的观点。而与政治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们讲辨证法与马克思本想有以见好于共产党，却不料共产党反而承认思想自由（与辩证法相反）与民主政治（与一党专政相反）了。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转向是值得我们考虑与称赞的。”再次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从张东荪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看，张东荪对中共的态度有了一定改变，开始由过去一味的批评和攻击转变为欢迎并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是应该给于充分肯定的。但是，张东荪基本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上阐述其观点的，在要求抗日与民主的大目标上与中共相同，但所赋予的内涵并不一样。从张东荪对中共的批评、建议和忠告上看，他存在着让中共改变方针政策、接受一些民主思想的意图。对此，他后来在检讨此时期的思想时说：“九一八起，有好几个朋友，例如蓝公武，告诉我，共产党也主张民主，北伐以后，压迫我的不是共产党，只是国民党，由此，我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才有一些改变，可是，我不了解共产党，我还希望共产党吸收一些旧民主，所以，我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联合抗战。”
通过对中共《八一宣言》的评论和与“陶尚行”的信函往来，张东荪对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增进了了解。1936年底，刘少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张东荪的抗日态度逐步明显，是中共团结和联合的对象。此后，张东荪曾通过彭泽湘与共产党联系。彭到延安，并带回了毛泽东给张东荪的亲笔回信。不久，北平地下党派王定南（又名王伯高）负责与张东荪进行秘密联系。关于与中共的联系，张东荪在1952年曾说：“抗战前夕，日本人底侵略一天一天猖狂。我和张申府、许德珩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救国座谈会。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主张联共抗日，过了几天有一个署名陶尚行的给我一封信，非常赞同我底看法，这位陶君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直到解放后有次和刘少奇先生谈起，他说就是他。这是我与中共关系的开始。那时我们的确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于是我们救国座谈会派了一位叫彭泽湘的去延安。他回来时给我带来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
张东荪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当日寇不断入侵、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坚持民族大义，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华北各界的抗日活动。抗战前，张东荪在北平组织了一个主要由平津进步、爱国教授和青年参加的“北方救国会”。它“团结了国共及一切无党派的爱国分子，从事抗日”，参加的人有张东荪、何其巩、汤芗铭、许宝奎、姚曾广等，“同国民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联系。”
“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大规模的抗战开始了。张东荪和张君劢领导的国社党顺应抗日形势，改变了对国民党揭露和抨击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赴国难。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成立由各党派、各抗日团体和社会贤达组成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张东荪决定以国社党领袖的身分代表国社党秘密参加。此时，张东荪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张东荪初步形成了一套“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共同抗日的思想，正想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赴武汉向国共两党领导人陈述，促成实现。
1938年5月，张东荪、叶笃义等人到武汉。在武汉，张东荪曾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就抗日问题进行过会谈。张东荪原来决定留在大后方做一些抗日工作，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也邀请他到桂林任教。据张东荪的家属和叶笃义回忆，与周恩来谈话后，张东荪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决定利用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合法身份，回北平继续与中共合作，以另外一种方式为抗日作贡献。也正是在汉口的几个月中，张东荪与中共高层建立了联系，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谈得极为融洽。
在此期间，张东荪会见到了刚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的老朋友陈独秀。据叶笃义回忆说：“在汉口期间，张东荪曾约陈独秀谈过一此话。约陈的信是我送给陈的，但我并未参加他们的谈话。事后张东荪对我说，他们谈话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不过是彼此叙一叙近况，陈的情绪很低等等。”
在武汉期间，张东荪对中国的政局进行了冷静观察。思想敏感的他很快便发现，国共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自己“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见不会被国民党接受，而留在大后方也无法为抗战作太大的贡献。于是，他在参加完国民参政会后，很沮丧地离开武汉，绕道桂林、香港，于1938年8月底，回到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继续在燕京大学任教，并以此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对此，张东荪后来说：“原来在南京沦陷后，政府移到汉口的时候，我在汉口与君劢先生商谈。本有再办一个书院的计划。他托我到桂林去看地，以便造屋。迨我到了桂林，白鹏飞先生要请我在广西大学任课。我以为燕京大学如能存在，不如在沦陷区多照顾几个未能入内地的青年为宜，乃即潜归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