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建立联合政府，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结束后，和平与民主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各界人士也极力渴望和平与民主，并为此而努力。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谈判纪要》，两党都表示要在和平与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战后问题，建立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在军队、国民大会等关键问题上虽未有实质性进展，但国民党答应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初，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它所通过的《政治报告》中，确定民盟的任务是“研讨怎样把握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这样，1945年下半年，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在北平创办了《正报》，作为自己的舆论喉舌。1945年9月1日创刊，它的有特色处在于“社论”和后来开辟的《社会研究》、《哲思》等副刊。在《发刊辞》中，他说明办《正报》的目的，是使受日寇奴役的华北民众“一吸自由空气”，“目的使其得为大家的公共喉舌”；它的名字“取态度中正、与新闻正确之意”。张东荪认为，抗战是“民主与霸道”之战，抗战胜利是民主的胜利，今后中国应走上民主道路，为此必须特别注重民主习惯的训练，提倡言论自由和理性主义。他说：“今后的中国要在民主中生活，要在民主中竞争为最民主者。所以国人……先从自己造成民主式的生活习惯做起。同人不敏，发起这样的一个刊物，其目的亦就在此，就是同人用此为言论自由的一个练习所。”他指出，民主与和平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今后中国必须走上这样的道路，中国今后问题完全在于“民主之正假”问题。随后，张东荪在《正报》上发表了许多《社论》，指出“唯有大家都行民主政治，世界才能有永久和平。”他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希望国共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目前政局，应采取以下步骤：（一）各党派联席会议；（二）过渡的联合政府；（三）国民大会；（四）正式民选政府。”从10月18日到11月1日，张东荪在《正报》上连载了《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继续并发展了30年代“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
张东荪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坚决主张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希望通过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协商方式解决战后重大问题。这些主张，触到了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痛处，在当时刚刚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北平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自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和压制。从1945年10月1日到12日，不允许刊发《社论》，甚至10月4日被罚停刊1日。11月下旬张东荪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正报》便被迫停刊。
经过国共两党的反复协商，最后决定政协会议由五个单位38名代表参加。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身分，代表民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1月25日，张东荪向燕京大学请假，到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住在上清寺特园鲜英家，也就是当时民盟总部所在地。他一到重庆，便成为舆论界关注的人物。重庆《新民报晚刊》记者浦熙修首先采访了他。张东荪本其对国民党一惯的批评态度，对国民党在接收中改编伪军、大发横财的腐败与无能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国民党“中央接收大员在收复区未能得人心”，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他认为，中国目前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为此，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要调整其方针政策，“政府和共产党都应有所修正。今天的政府应真正施行民主。国民党该做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底下的政党。共产党要修正的是军队国家化。但这要双方同时国家化，如一方说不在军队中设党都是不行的。中国无需太多的军队，该赶紧缩编，将来的国防是建筑在集体安全之上。”这是张东荪到重庆后首次向外界发表自己对于战后政治问题的主张。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政协会议开幕的一个多月里，张东荪与在重庆的众多朋友相聚，交换对于时局的意见，并与民盟、中共各领袖讨论了政协会议的若干问题。12月19日，张东荪与张澜等人访中国政协代表团，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就政协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他先后参加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民盟重庆支部茶话会、青年党欢迎会、民主建国会招待会，在与各界人士交流意见的同时，不断阐述民盟及自己对于政局的意见。
张东荪认为和平与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潮流，但在实行过程中，要防止国民党当局实行假民主，并且真正的民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来争取，不应对美国抱太大希望。1945年底，在谈到马歇尔来华时，张东荪说：“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民主就可能假造。不过，揭露这种黑幕，使假民主变成真民主，这不能靠外国朋友，还要靠国人自己来揭露，来争取，这是中国人民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他强调指出，目前要实现民主并非易事，要靠各界争取，不能仅靠政协会议。“我们做代表只能如当哨兵，哨兵打死了，要有军队赶上接替！”他表示要本着调停国共关系、争取真民主两个原则尽到一个政协代表的责任。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的开端。这是我们争民主的第一阶段，因此我们应予以重视，并表示他们出席政治协商商议是代表盟员的意见，以盟员的意志为意志的。”他表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各方固应有忍让精神，但人民基本自由不能轻易舍让，政府到应尽先施行保障。”
1946年1月10日，全国各界嘱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正式举行。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致开幕词，并在各界的压力下向人民保证了四项诺言：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自由，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以公开活动，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11日，召开第二次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事问题。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报告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的商谈经过后，民盟代表梁漱溟提出应首先考虑政治民主化，然后再讨论军队国家化。据当时以政协联络秘书的身份列席会议的国社党人蒋匀田回忆：“所有在野人士，都认为必先政治民主化，始有军队国家化的希望。所以讨论及政协大会议程问题时，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先生即强调：将督促实施双十会谈纪要中之人民自由、党派合法、限制特务、释放政治犯等项列于议程中。”国民党代表张厉生、王世杰、劭力子等反对梁的提议。梁漱溟坚持认为：国民党去年也曾宣布保护人身法令，至今毫无动静。为使宣布之事不至落空，必须督促之。若不实施，政协会议必予以延期，必须看了实施才算。因此确保人民自由问题，而引致政协议程问题之争执。张东荪支持梁的提议，向国民党建议说：“今日议程为国共会谈经过报告，及组织军事考察团人选问题。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实施，由政府在一星期内作报告，再定会商议程。”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无党派代表王云五等人的赞同。
1月14日，政协进行第四次大会，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出了改组政府的方案，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及主席否决权与应急权的重要；却回避了各界关注的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因而引起了张东荪等人的强烈不满。张东荪起而发言，提出国民党政府必须首先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然后才有讨论政府改组的前提。他说：“在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时，单谈改组政府不够。因为由一党政府变为多党政府，而不谈人身自由，一般人民对多党亦将失望。假如没有人身自由，即使各党加入政府，亦将无所施为。开幕时当局宣布之四项保障人民办法，在讨论改组政府以前应先做到。那么进行政府改组时，才有很大的帮助。”他向国民党代表质问道：“如何做到保障人民的自由，照议事日程五天交换意见的结果，希望于星期六会议，政府即对此有具体的报告：何种条文已明令作废？政治犯已释放若干？有些法规，经立法院通过者，须经立法院废除。而有经国民政府、中宣部、社会部颁布者，一天内即可予以废止。政治犯可分批释放，特务机关即可明令裁撤。政府对以上应有明白报告。即使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也应做到百分之九十或八十。”他坚决反对王世杰在改组政府方案中强调“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应有特殊地位”的主张，对劭力子“先要政治休战，方能保障人民自由”的论调也给以批驳，认为“只要政府有决心，强者应先让若弱者。”
张东荪的质询，立即得到了梁漱溟的支持。梁接着质问：“请先告诉我们做了甚么？如得不到报告，不愿谈其他问题。”面对张、梁的质问，国民党代表显得很被动。陈布雷代表国民党回答说：“万不可以人民自由为条件，而不商讨其他各案，此非协商之精神。”认为政府近年“确已向保障人民自由之路努力”，“事情必须慢慢来”。对于国民党代表的辩护，张东荪讥讽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并坚定地表示：“对于人民自由之保障，愈快愈好；而对政治事件，倒不妨慢慢的商量。故请政府对保障人民自由之诺言的实施，必须予以报告。”
张东荪提出的尽快释放政治犯的建议，得到了中共、民盟和部分无党派代表的赞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激昂慷慨地向国民党代表表示，希望尽快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
对于自己在政协会议上的活动，张东荪后来总结说：“著者在政协会中除为人民争自由外很少发言，后来亦非万不得已不说话，不外乎总想不要因为个人言论而致民盟在国共桥梁的地位受影响。”
1月15日上午，政协召开第五次大会，大会分为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组。张东荪分在军事组，该组成员有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民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社会名流代表缪嘉铭、胡霖等共10人。张东荪与胡霖为该组的召集人。同时，张东荪还兼任政协综合委员会成员。分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公布后，五项问题协商的重心，便由大会转入小组。
在政协会议所讨论的五项议题中，最重要、争论最激烈的是军事问题。国民党坚持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表面上主张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重，实际上是“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与国民党的主张相似。1946年1月初，张东荪发表《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他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他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民盟在1月16日提出的《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大量裁减常备军额。为此，应立即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由国共两党人员参加，可聘美国军事专家为顾问。民盟关于军事问题所提出的方案，与张东荪个人主张基本相同。
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在军事问题上的一惯主张，他说：我们同意军队国家化，但是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必须两者同时并进，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国民党、中共之间的分歧虽很严重，但在小组讨论中并没有发生激烈的论辩，最后在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下，“只是分别提出报告，惟待小组协商时，实现此一目标的程序而已。”最后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军事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后，国民大会问题成为政协会议争论的重点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1936年所选的旧国民大会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上。国民党坚持旧有代表有效，只同意增加代表名额；民盟与中共代表意见一致，强调旧代表必须重选。张东荪也坚决反对旧代表有效，主张国民代表重新选举。他在大会发言中声明：“（一）民主同盟主张改选，并非有意破坏政府的信用，而迫使五五国大延期。（二）旧代表如系代表民意，第二次亦能当选，决不反对任何个人。（三）如自由选举后，国民党仍占多数，众皆甘心。譬若赌博，赢家手法高明，输家自然甘心。如做手术，则输家必不甘心。（四）民主同盟主张改选，并非民主同盟想占多数。”
1月30日，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经过各方面的激烈讨论，中共团结民盟及无党派代表，迫使国民党作了较大让步，在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基本体现了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会议再次确定了和平建国方针，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既不同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又不同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以民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要求。因为它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否定，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之又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相似，所以得到了中共的赞同。张东荪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盟代表，为达成五项协议尽了一些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