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国际上调和苏联与美国关系，以谋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认为，国共两党冲突的调和，及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苏关系的调和。因为在他看来，“今天中国国共冲突已经是不得了了，而其背后却又伏着一个美苏对立，更是不可开交的。”战后是苏美争霸，中国夹在两者之间，如果美苏发生战争，牺牲的只能是中国。所以，他坚决反对国共两党采取极端的方式，激化美苏矛盾：“本来国民党已趋极端；共产党亦跟着趋了极端；倘再加上一个美国的趋极端与苏联的趋极端，则这个世界便非人所能住的了，中国便成为一大悲剧的导演场所，而人类的末日与文化的沦亡或将从此开始。”
张东荪断定，中国在国际上最理想的出路是：“以整个儿的中国作为美苏的桥梁。在亚东方面把美苏冲突调和下来，藉以谋世界的安定。”
在国际上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状态，中国是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没有调和的可能？张东荪根据自己的分析，断定只要中国内政上建立了联合政府，执行了中立的外交方针，双方完全有可能妥协。他分析说：“我揣测苏联的动机决不是要干涉中国，乃只是要干涉美国的片面援华。”而美国则是惧怕苏联，怀疑它会支持中共，担心中国也成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苏联抱有戒心，想利用中国作为反苏的基地。如果设法使美国打消这种疑虑，则美苏便自然会调和。
如何打消美国的疑虑？张东荪认为，关键还在于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折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性政治制度，建立令美苏放心的联合政府。他强调，联合政府还是调和国际上美国与苏联冲突的理想方式。他分析说：“盖我们有见于要使中国成为中和性的国家以介乎美苏之间，则必定先把中国的政府变为联合政府。换言之，即用联合政府以表现中国在国际上的中间性。否则如果不幸竟演为一党政府，我们可料定国民党全胜时，苏联必感不安；而共产党执政了，美国亦决不放心。可见联合政府的反面无不引起国际间纠纷与烦闷。
他忠告美国说，把共产党拉入联合政府使中国统一而不亲苏，不仅对国民党是有利，而且更有利于美国，美国不必再为国民党从事于长期内战而来作无底的供给。他警告美国，援助国民党就等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无论那一国苟对于中国作战的任何一方有所援助，便是使中国内战延长与扩大。凡使中国内战延长的外国都是中国敌人，到现在为止，据确实调查，苏联并没有以军火供给共产党。而作战的中央军却都是美国装备。所以美国现行的对华政策是助长中国内战，已有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全数是反对的，当然对于助长战争的不能不愤恨。”
自从政协决议被国民党撕毁后，联合政府已经是“昨日黄花”，政协路线也已经被堵死，如何恢复政协路线、建立联合政府？张东荪认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而要促使美国政策的转变，就要求中国第三种势力的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劝说美国放弃以中国为反苏基地的企图，放弃对国民党的援助，使他们明白，只有政协路线和联合政府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为此，他提议组织访美团和访苏团。
1946年6月，张东荪在《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应有之反应》中建议：中国所有的民主人士，应该以广大的人数，坚决的态度，向美国明白表示：我们只反对美国以以中国作反苏基地这一点；徜美国变更了态度，我们对于美国的任何援助都愿欢迎。为此，张东荪提议组织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以民主团体为主的访美团，访问美国的朝野，在美国煽起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运动，必须让美国朝野人士大多数都知道下列两件事：一、中国的反动派想利用美国的恐苏心理，加紧制造美苏的尖锐化，意图自己在东亚替美国担任反苏先锋队，这件事不仅于美国有大害，并且亦是无济于事的。这些反动派既腐化又无能，只能替美国在太平洋岸闯下大祸，使美国受害，而决没有丝毫能力替美国在亚洲作对苏联的屏障。二、中国的民主人士愿意以至诚至恳的态度向美国保证：绝对担保中国于平和成立以后不会偏向到苏联一方面。即无论如何不会投入苏联的怀抱。
到1947年3月，张东荪又提出，中国民主人士不但必须组织访美团，向美国彻底说个明白，并且还得组织访苏团，告诉苏联，中国当前唯一的路是在不反苏的条件下亲美，苏联必须谅解这一点。访美团的分子可以不必定要中共在内，因为以前毕竟是一面和谈，一面战争；现在则是全面战争，没有和谈，情形与以前截然不同。他呼吁，中国一切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都要站起来从事于斡旋，“务求美国取消以中国为反苏基地的企图。中国并不要对美苏同等亲善，中国只求不反苏，对美则可作亲善一些，或可说亲美甚于亲苏。”因为苏联没有余力以资助中国平和后的建设，所以在积极方面，中国希望于美国者甚多。中国今后要复兴，在建设方面只有依赖美国的经济与物资的援助，”他鼓励中国民主人士，“应该鼓起自信心，不要自己以为渺小，要毅然决然集合力量，冲破这个难关，先从美苏各别疏通与说服入手，采取主动的态度，对于双方作切实的保证。”最后的目标就是“打破美国对苏联的恐惧与猜疑，同时消除苏联对美的不安与防御，”促使美国觉悟，“配合起中国人来，重新拉回政协的老路，自动把英苏两国拉来作共同的担保，”根本解决中国国共冲突和美苏冲突两大关键问题，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
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施复亮接着又在《时与文》上发表了《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等文章，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东荪、施复亮、傅雷等人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张东荪因为致力于呼吁和平，调和国共冲突，与正在欧洲倡议和平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遥相呼应，所以也被时人称为中国的“华莱士”。
张东荪所倡导的“中间路线”，是张东荪30年代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其“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战胜利后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具体实施方案。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战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潮流中，如何使中国不失时机地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道路。张东荪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揭露其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提出要彻底改变国民党独霸地位和法西斯性质，表现了其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和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愤慨。他提出应该建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实行阶级合作、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等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与中共“新民主主义”有相似和相通之处。这正是其“中间性政治路线”的合理性所在。
但是，“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是一套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化解国共冲突和美苏冲突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它的真正目的，是在调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中，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既区别于英美、又不同于苏联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英美式的民主主义道路，也不具备立即踏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条件，只能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发展经济。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张东荪提出“中间路线”主张，正是看到了这种国情，正是对中国出路问题的一种探索，应该说在思路上与中共并无二致。然而，张东荪始终坚持调和折衷态度、社会改良立场，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利用调和国内和国际两大政治势力的冲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显然是一种幻想。因为它根本否定了国民党统治的合理性，国民党政权的独占性固然决定了它会拼死阻挠建立联合政府，分化、破坏甚至镇压中间势力，决不允许出现这样一股力量存在，更不允许走这条中间路线。1947年它强令民盟解散，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美国表面上站在“调停”国共冲突的中立立场，实际上偏袒国民党，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它根本就不可能听从张东荪等人的忠告改变对华政策，更不会支持民盟恢复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1947年夏魏德迈来华，不仅没有听从张东荪等人的劝告停止援助国民党，反而作出了相反的决策：加大援助国民党内战的力度。这最典型地表明：美国是不会同意走中间路线的。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有相似处，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张东荪提出的改变中共性质、消除“猜疑”心理的主张，必然遭到批判；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双方展开血战的情况下，还鼓吹和谈、调和等，中共不可能再接受；中共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共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决不允许中国再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会赞同走所谓“中间路线”，并且对中间路线不断进行批评。这样，“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一开始便受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面夹击之中。
张东荪将建立联合政府，实现“中间路线”的希望寄托给他所虚构的“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即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既反映了“中间路线”的阶级实质，也说明他根本没有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社会力量。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者人们，虽然在抗战胜利后的势力有所增强，并一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张东荪想象的那么“广大与强盛”，而且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也根本没有他预料的那样“富有独立性”。相反，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国运所降下的神圣使命”，并无与国民党抗衡的独立性和力量。在国民党“处心积虑务使中间势力化左右两分，不使其存在”的情况下，民盟迅速分化。不仅青年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而且连张东荪手创的民社党也从民盟中分裂出来，充当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帮凶。这样软弱的“第三者人们”怎能承担起建立“中间性政制”的重任？
国民党的分化打击、共产党的批评、第三者人们的软弱、美国“自毁其调人资格”，决定了“中间路线”破产的命运。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无论怎样摇舌鼓唇地说劝，也无论如何奔走呼号地建议，其近乎祈求的和平改良方式根本无法使其“百分之百的美满高尚”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一分。这样，张东荪等人倡导的“中间路线”主张虽一度声势浩大，在当时政治上、思想界和社会上影响广泛，但终究不过是一种无法真正付诸实施的思潮而已。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种势力瓦解，“中间路线”破产。张东荪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