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餐。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际存在，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缺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叫叫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抗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