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之眼”是雅科波·蓬托莫早在1525年就已完成的作品，它与国玺和纸币设计中的“天意之眼”一样，既与共济会无关，也比共济会的诞生早出两个世纪。另一方面，“天意之眼”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相当长的时期里，以及美国整个18世纪里，都是基督教的主题，它与共济会或光明会没有真正的关系。
在大印章设计者的意图中，那只永远睁开的眼睛意味着神力永不消退，永远注视和关怀着新独立的美国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佑。所有这一切，与阴谋论者的臆想中共济会阴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设计意图，以及三届大印章设计委员会的文献资料，现今都完整地保存着，一切都是透明与公开的。
至于雅科波蓬托莫的图案在200多年之后，以及美国国玺大印章定案之后，也被共济会的某些图案所采用，那只能证明是共济会受到了16世纪的雅科波·蓬托莫创意和美国国玺大印章的影响，是对其进行的模仿，而不是美国国玺大印章受了共济会的影响。然而，当代阴谋论的炮制者和传播者们，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一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或者是故意无视这一事实。
虽然“天意之眼”也是目前常见的共济会的主题，但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国玺正在设计和批准的时期里并非如此。据大卫·巴雷特，一个共济会的研究员说，在此期间，那个眼睛只是被共济会各地组织零星地使用，而且即使到1797年，也没有被一致通过作为共同的共济会的象征，而这时，美国国玺在此前多年就已设计成功并公之于众了。
1821年，托马斯·史密斯·韦伯代表共济会这样写道，共济会直到1797年之后才开始采用这个眼睛或三角形作为它们的象征，而这是在美国国会批准使用国徽之后14年了。韦伯用优美的早期维多利亚散文体解释了国徽中的各个元素，并否定了这一设计出自于共济会的象征。
阴谋论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或由于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将历史与时间颠倒过来，以便利用为自己的工具和话题。
在美国大印章官方网站上，有一个正式的、历史性的注解：“大印章是那些给予我们自由的人所创造的。它并不代表当代那些想要夺取它的人。”
大印章不属于任何特殊的群体--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秘密的或公开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在1782年制成的象征美国的符号。
我以为，这种解释是符合当时美国建国时的精神和独立宣言的原则的，也就是说，它是符合历史的，符合社会对于大印章中正面说明的共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以下这一事实，可以最有力地驳斥国内外的那些阴谋论的无稽之谈：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曾参与国玺的设计，他是几届大印章委员会里的唯一明确的共济会成员，但是，恰恰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至于有据可查的其他四位对此作出实际贡献的开国元老，无论是查尔斯·汤姆逊、皮埃尔·都·西米提（Pierre Du Simitière）或威廉·巴顿（William Barton），都不是共济会成员！而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一直被指与共济会有联系，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但恰恰他们四人的建议最后被通过。因此，这一事实最有力地说明：大印章也好，后来将大印章的图案放在美元纸币上也好，都与共济会本身没有什么联系，其中更没有什么共济会的阴谋。
如果符号可以如此被任意解释，那么包括美国国旗上的、在许多场合被不同国家、不同组织或人们普遍使用的五角星，岂不是同样可以被看做某种阴谋的象征？其实，五角星也在这张美元纸币的图案中出现了，每颗星代表着每个原殖民区，共13颗五角星。而在美国的国旗星条旗上，使用的也是这样的五角星。而国旗上使用五角星的国家还包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可见，过度地、脱离本意来解释任何一种符号和象征，都会走向荒谬。
托马斯·杰斐逊说：“自由的代价是永远警惕，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对于自由的剥夺和威胁。”这句话也意味着警惕对自由的象征所进行的妖魔化和阴谋化。
十二 符号的神圣化和妖魔化
在美国国徽中，鹰头的上部有一个由代表着美国最初13个州的13颗星所组成的一个六角星。由于这些象征美国13个独立州的13颗星出现在图案上的时候，呈现了六角形，于是，这始终被质疑和妖魔化为撒旦、魔鬼、犹太人的象征。又由于《达·芬奇密码》对于座右铭文字的解读形成了另一个六角形，因此，长期以来这两个六芒星的图案成了人们广泛攻击和质疑的目标。国内的阴谋论热心者也对此乐此不疲。
然而，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阴谋论的牵强附会和妖魔化的结果，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依据。
我们前面已经对那个六角形的图案进行过剖析，它通常被称为六芒星，是犹太民族的最高象征，源于《圣经》中大卫时代，所以也被称为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所罗门封印、犹太星等，以色列建国后将大卫星放在以色列国旗上，因此大卫星也成为了以色列的象征。由于它是犹太民族的神圣象征，因此也成了反犹主义的犹太阴谋论的妖魔化的象征。
在《达·芬奇密码》里， 符号学爱好者丹·布朗通过兰登教授告诉人们六芒星是阴阳的结合，尖角向上的三角形代表男性，向下的代表女性，并不是邪恶撒旦的符号。无论如何，丹·布朗的这一解读是比较符合符号学的概念和要素的。但由于它被表示双性紧密结合，所以常常被认为是邪教的标志，六芒星在基督教中曾被认为是恶魔的标志异教的象征。
这里我们需要对“符号”本身作一个分析，用科学的、客观的而不是阴谋论的方式来理解符号的意义。在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中，作者就是通过符号学来分析达·芬奇的画作，揭露了耶稣拥有世俗血脉的议论性信息，它涉及了文字符、信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等各个科学的领域。而阴谋论的代表作《达·芬奇密码》本身，也就是符号学在阴谋论的运用中最杰出的典型。那些关于六芒星的神秘化和妖魔化的解读在其中达到了极端的境界。
关于图案上六芒星的形成，其实也完全可以解读为偶然的标记。一般来说，普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用这样的序列来排列这13颗星，也比较符合纹章学设计上的美学要求。
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标记是为了感谢犹太人哈杨·所罗门（Haym Solomon）为美国独立战争所提供的慷慨资助以及他对美国革命作出的非凡贡献而加入的，而且被认为是华盛顿为此而设计。有人甚至认为犹太人的哈杨·所罗门本人设计了这个国徽。
事实上，所有这些猜测都不符合事实。美国国玺的最后设计是由查尔斯·汤姆逊主持和定稿，由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在1782年6月20日批准。其中根本没有被认为是共济会会员的华盛顿和犹太人哈杨·所罗门的参与。
另外，查尔斯·汤姆逊提交了包括他的“备注和说明”（Remarks and Explanation）的定稿，这一“备注和说明”描述了每个符号的意义，但并没有指出它与犹太人的关系（尽管有人指出，这个六芒星的出现是华盛顿为了纪念帮助美国进行独立战争的犹太英雄哈杨·所罗门，因为这位犹太人对美国独立战争和新成立的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政府还曾发行过邮票来纪念他）。也可以说，当时的设计稿并没有遭到阴谋论的质疑，没有人从中看出什么六芒星的构图，包括设计者本人也没有这一设计的意图。更何况，主持设计的查尔斯·汤姆逊既非共济会会员，也非犹太人。他的这个“备注和说明”经国会批准，第一届美国国会批准了在1789年的设计。这些原始资料都可以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利坚合众国国玺》（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公开资料中查询得到，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如果用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世界就会到处充满阴谋。就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提供的那幅图片一样。这里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一元人民币的右上角有六芒星图案。
这种六芒星图案的出现，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偶然的构成，或是设计上的美学要求，难道这里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们更能理解：任何一个标记，都可以被利用为另一种意义和象征，都可以被神圣化或妖魔化，关键在于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赋予它完全不同的意义。
六芒星起源于印度教的坦特派（Tantrism），在这个派系里，六芒星被认为是吉祥的图案，代表的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伟大神灵。
再例如纳粹的十字标记“卍”（swastika），它最初也是古印度的吉祥标志，象征着幸福，但却被希特勒用作纳粹的标记，并赋予它新的意义--“永恒不变”，作为纳粹同它的帝国永久的象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解释为，古代的印度宗教就已经孕育了纳粹的思想呢？是否早就蕴含着纳粹企图征服世界的阴谋呢？
而下面这一图案，更是它的特异的演变，居然能将纳粹的徽记同犹太人的民族象征结合在一起，以便在阴谋论思想的指导下，暗示犹太民族与纳粹德国的一致性。
更有趣的是，阴谋论者居然能在2012年伦敦举办的奥运会的图案中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认为设计中隐藏着象征以色列复国的ZION字样。
十三 从国玺来到美元
那么这些国玺上的图案，又是怎样来到美元纸币上的，并成为阴谋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的呢？
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大印章的图案之所以会出现在纸币上，也是某种偶然的巧合，并没有什么可疑的阴谋隐藏其中。
1934年的一天，当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在客厅里等待着会见国务卿赫尔的时候，这天正巧，国务卿特别繁忙，于是他便翻阅国务院的宣传册来打发时间。这时他顺手拿起了一个由国务院发表的文件，题为《美国的大印章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于是仔细地阅读起来。
事后，亨利·华莱士在1951年和1955年信中，曾经这样回忆起自己深刻的印象：“翻到第53页时，我注意到了大印章背面的彩色图案。上面有一句拉丁短语‘Novus Ordo Seclorum’（新时代秩序），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句话意味着新政。（作者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制定的国内政策和政府，被称为‘新政’）”
由此可见，这段回忆明确地指出，将大印章的图案放到美元纸币上的最初想法，出自于这位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而灵感是出自于“美国的大印章历史”这一官方资料，并无什么共济会的阴谋策划。更主要的是，他的这一灵感，是符合了当务之急的史称为罗斯福“新政”的理念。
“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大印章的背面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因此我把这本出版物给总统罗斯福看了，并且建议将大印章的正反面制作在硬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