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
抗战八年，漫长的岁月，人们称之为血与火的年代，那确是惨烈、悲壮的年代啊。从那时过来的人，多已白发苍苍，可他（她）们心中，都会埋藏着很深的记忆。
那天节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的晨曦中，冉冉升起，如潮的人群，一齐仰头，目不转睛地注视那一片神圣的红光。我看见站在人群前面，有个身穿老式军装、胸前佩戴奖章的老兵，略显苍老的面颊上，滚动着晶莹的泪珠儿。记者立刻对他举起麦克风，老兵用深沉的声音说道：“我的心很不平静，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这面胜利的红旗，感到自豪，但此刻我想的是，无数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同志，他们曾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只希望我们——我们的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啊！”
老兵的话，深深触动了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许多战友和英烈们的形象。其中一人，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很久，他仍然那么年轻、英武，那么壮怀激烈。他的名字叫邹琳。
我认识他，是1941年深秋，我第一次到他的连队去教歌。他们的驻地，在一个寂静的山谷，村边有一条小河，水极清，跳动在鹅卵石上，叮叮咚咚，鸣琴般地悦耳。我踏着一块石头，正欲掬起一捧解解渴，一不小心，滑到水里，鞋袜、裤脚全湿了。
在村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腰间插着手枪的青年军人，一副英俊而文雅的样子。先自我介绍：“指导员邹琳。”
这时，全连的战士，早已集合在打谷场上，我就那样腿脚湿漉漉地教唱《在太行山上》。
中午，在连部吃过饭，正想在老乡家里休息片刻，邹琳进来了。他带给我一双粗线袜子，还有一双大得不能穿的纳底鞋。他很热情，说他和战士们感谢我教给他们新歌，问我有没有印好的歌片，他会简谱，也喜欢唱歌。
我立刻从书包里拿出几页新印的歌片，是一首苏联歌曲，歌名如今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头两句：“太阳升起，我们渴望你，我们渴望着太阳你的红光。”他接过去，一面看谱，一面便唱起来，歌声浑厚、柔和，十分动人。
我说：“你该到我们剧团，当个歌唱家。”他摇摇头说，军人都应当会唱歌，中外古今的战史上有些著名的战役，战士们常常是在充满激情鼓舞的进行曲和歌声中，冲锋陷阵的。
他告诉我，他爱读书，喜欢看小说，更爱看有关打仗的，如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苏联的《铁流》、《毁灭》和《夏伯阳》（后来被译为《恰巴耶夫》）。他说，书是老师，特别是苏联文学，从中能学到许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
他又问我，读过《第四十一》吗？我说读过。“那么你是怎样看待这部小说的？”我说，这书的故事很浪漫，很动人。他却说，这书是宣扬一个革命者失掉立场的资产阶级爱情。我不以为然，只淡淡地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产生的爱情，难能用一般道理解释，不是吗！最终那位女战士，还是开了第四十一枪，打死了那个反革命军官。他微微点头：“要不，这书还有什么价值！”
我觉得他有一定文化素养，便说，他若做文化工作，该更合适。不想，他一反文雅的风度，变得慷慨激昂：“我的岗位就在战场，我不能忍受我们的大好河山被敌人蹂躏，不能忍受自己的同胞被敌人屠杀！”还带有几分讽刺意味说，光读几本书，背些新名词有什么用？有志气的男子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就该拿起枪，上战场！
他那激烈的言词和庄严的表情，至今深印在我的心中。
下午，他们备了一匹马，邹琳亲自送我回到驻地。
从此，只要他们的部队不转移，或离我们驻地较近，邹琳便抽空来我们剧团，借书，借歌本。有时我也去他的部队教歌，或帮助排练文艺节目。见面时，他爱交流读书心得，有时还有争论，但常常是他的论点占上风。如谈到《毁灭》中的莱奋生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我说，莱奋生作为带兵的队长，麾下150人，竟只剩下19人，落得那样悲惨的结果，怎能算得真正的英雄！他却说，英雄不是神，革命原就有牺牲，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莱奋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当然算得真正的英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牺牲可谓巨大，但那却是前无古人、震惊世界的壮举，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他最赞美夏伯阳，说夏伯阳虽过失很多，仍不失为大英雄。
那时，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的血战，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每次见到邹琳，必谈这个话题。谈时，他说得那样壮怀激烈，一面拿笔画着图，一面分析战场形势，他几乎像是对天发誓，苏联红军肯定能把德国法西斯消灭在国境之外。那个时代，我们的心理都是相同的，对屹立在世界上唯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不是怀着最崇高的信仰，最痴情的信赖。
邹琳的记忆力特别好，读书过目不忘。他曾经给我背诵过《论持久战》的某些段落，一字不差。
像他那样对国家民族一片赤子之心的军人，心中也埋藏着痛苦和烦恼。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出身不好，生在“布尔乔亚”之家，母亲原是那家的丫头，后被东家纳妾，在家庭的地位很卑微，他也因非嫡出，常受大人和同辈们的欺凌。幸而家乡来了八路军，那时正读中学，怀着国仇家恨，毅然逃离学校，参了军。有趣的是，刚到部队，还未穿上军装，父亲便派了两名大汉追来，硬要把他绑架回去，他怒火中烧，三拳两脚，把两条汉子打了个鼻青脸肿，抱头鼠窜。我好生奇怪，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打过两条大汉？他当即伸臂踢腿，拉开一个架式，好个英武的雄姿！原来他自小学过拳术，什么少林拳、鹰爪拳，都有一手。
他说那个家，他早在感情上和它切断了，心中只挂着可怜的妈妈，还有未婚妻。未婚妻是青梅竹马的表姐，在省城读书，她盼着他回来。他说有朝一日，他会把她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那时，他正学日语，是组织派他学的。有一次，我请他说给我听听，他装作日本鬼子，叽哩呱啦，蛮像那么回事。正好剧团领导人进来，认为他是个做演员的材料，便动员他来我们剧团。邹琳摇摇头说，不打败鬼子，他决不下战场。
那时，他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却已饱经战火。我曾多次请他讲讲他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他总是不讲自己。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打仗十分英勇。一次，他所在的青年连，趁黑夜突袭一个鬼子据点，他们把十几个敌人包围在一间农舍，鬼子用机枪堵门，猛烈扫射。邹琳灵机一动，飞身跳上屋脊，正欲扒开一个洞，往屋里投集束手榴弹。不料，年久失修的屋顶轰然塌下，邹琳不歪不斜正巧落在做饭的铁锅里，瓦片、朽木砸得鬼子哇哇直叫，满屋灰尘滚滚，分不清敌我，机枪也哑了。敌人正想向外逃窜，邹琳用日语一声大喊：“站住，别动！”鬼子一下被镇住，邹琳趁他们惊魂未定，挥舞大刀，一连砍死五个，我们的战士也一拥而进，把鬼子全部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我问邹琳，你一声大叫，那么大威力，敌人竟乖乖地不动？他说：“大约鬼子在慌乱中，误以为是他们长官的命令。”
我心想，像他这样文质彬彬的人，竟一连砍死五个敌人而手不软，便问他，“哪来那么大的力量？”他斩钉截铁地说：“仇恨！”
我还曾听说，邹琳曾扮作商人，潜入敌穴，机智巧妙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侦察任务，也传为佳话。
那时，有一位熟悉邹琳的同志曾对我说，邹琳打仗勇敢，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在军中的职务，原该提拔得更快。
我问：“有什么问题么？”
那人沉思了一会儿说：“想来是因为出身的问题，和一般人相比，要经受更多更严酷的考验。”
我大惑不解，邹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要作怎样严酷的考验呢？难道让他把早已甩开的那个“布尔乔亚”的家庭包袱，永远背在身上吗？
此后，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不知邹琳的消息。这时我已从剧团调到战士女子中学作教员，那正是1942年冬，日本鬼子大“扫荡”前夕。一天中午，邹琳忽然风尘仆仆，闯到我住的老乡家里。我问他，这么长时间，藏在哪儿？他幽默地回答：“藏在一个安乐窝里。”原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养了几个月。我问他伤在哪儿？他指指自己的肺部：“这儿，敌人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纪念：一颗没有取出的子弹。”
我劝他应该考虑离开战斗部队，换一个工作。他仍然像从前那样，脸色立刻变得严峻：“我立下的誓言是不会变的。”
临走时，他给我一枝小小的“勃朗宁”手枪，说是他在这次负伤的战斗中缴获的，可留作纪念。并说，他们的部队将有大仗要打，今后能否再见，难以预料。我送他到村头的河边，他满面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却轻轻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再见邹琳，又是很久很久以后，抗战已经胜利，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那时，我在胶东文协工作。一日，邹琳又像从天而降，飒爽的英姿，像是一个凯旋的英雄。
一见面，我就说，抗战结束了，你终于离开了战场。他却指指自己一身戎装（这时他已是营教导员），又指指天空：“你看，硝烟还未散，蒋介石灭我之心未死，作为革命军人，我仍然随时准备上战场。”
我又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下战场呢？”
他又指指天空：“当天空碧蓝碧蓝的时候。”
这人是“顽固”到底了，在文雅的外表里面，藏着一颗不屈的钢铁般的心。
我问他，表姐有无消息？他摇摇头，显出怅惘的表情。遂即从口袋里掏出一首苏联的新歌，那是根据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诗谱写的。他用低沉的声音唱：“等着我，我会回来，不过要久待。等着当冬雪飘飞，炎夏难熬时；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待亲人时。等着我，我会回来……”
严酷的战争，又是几年，邹琳又经过几多考验？硝烟终于散去，我们的新中国在举国欢腾中诞生了。可是，那个在血与火中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员，那个大无畏的战士，却不再回来。他没有等到我们的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也永远没看到他曾经憧憬的碧蓝碧蓝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