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当年，红军在异常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中央首长曾想杀掉马匹为战士充饥。而战士们却保护住了首长的坐骑，并响亮地喊出一句富有经典意味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革命骑着马，最终创立了共和国。
而飞速建设中的新中国，光有马的速度不行。还需要装上飞旋的车轮，获得一种汽车的速度。济南规模最大的一家兵工厂换牌改成汽车修造厂，副厂长王子开是个“老兵工”，某一天突然被召到北京，做梦般地见到了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充满神奇色彩的大权威沈鸿。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些似懂非懂、如诗如歌般的话语：你是个老兵，肯定懂得反围剿的意义，我们成功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军事突围，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国家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反围剿，速度就是生命！我们制造两弹一星，就是要拥有空中的速度、宇宙的速度，在地面上我们要掌握所有车轮的速度，无论是铁轨上的还是公路上的车轮。国家要强大，必须车轮滚滚……
在延安时期就被誉为“机器神（沈）”的这番话，王子开并没有完全领会。但副部长给他下达的任务，却是神圣而硬邦邦的，他不仅听懂了，还把每一个字都用凿子刻在了心上：制造八吨以上的载重汽车！他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不打折扣，不讲二话，待热血沸腾地走出了国家机械工业部的大门口，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见过八吨载重车。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制造呢？没有吃过猪肉，无论如何也得见识一下猪走啊！
王子开本就是个能耐人，他急中生智决定在长安街上蹲守。长安街是中国的脸面，凡是稀奇古怪的好玩艺儿，比如八吨载重汽车，一定会到长安街上来显摆。如果在长安街上还看不到这种车，那到别的地方就更见不到它了。他坚信守住长安街，就一定能看到“猪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揣上两个馒头来到长安街道边上守候，眼睛死死地盯紧每一辆过往的车辆。守到第十一天的下半晌，才看见一辆大家伙，平头高肩，车体雄壮，他拦住一问果真能载重八吨半，是捷克造的。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
1960年4月，济南生产出第一辆八吨载重卡车。半个月后，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就来到这辆大卡车跟前，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围着车看了一圈儿，这儿拍拍，那儿摸摸，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爱之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还坐进驾驶楼子亲身感受了一番它的性能。朱老总当场挥毫，为此车命名：“黄河”。
此名一出，响亮而厚重。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于公元前2800年就孕育了中国文明，并以其雄浑壮阔和坚韧不拔，著称于世。黄河载重卡车也一样，它是中国重型汽车史上第一个民族品牌，传承着黄河的精神。
——那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母亲的精神。
“黄河”车一上公路，别的车都情不自禁地为它让道。是向它表达一种敬意，也因为它的块头太大了，在当时的公路上堪称巨无霸。
黄河滚滚，车轮滚滚。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型号的黄河重型卡车，改变了共和国的建设速度，演绎了建设者创造的激情。作为对他们创造了“黄河”的奖赏和鼓励，当然也是一种重托，1983年，国家给“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挂上“中国”的牌子，成立了“中国重型汽车工业公司”。1989年末，再次升格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有职工十万余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型汽车王国。
然而，这是一个消解神话的时代，大有大的危险。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重卡业终于盛极而衰。表面上看是起因于现实，实际却沉积于历史。2000年7月26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鉴于“中国重汽集团”的根基以及大本营一直在济南，“黄河牌”重型卡车又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是重卡业的一个标志，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于是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将“中国重汽”下放给山东，进行重组，希望能绝地再生，重振雄风。
重组，是为了重生。要重生，就得先死过！一个企业债台高筑，一片萧索，停工停产，停发工资，比死还难受。国家改换了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所谓高层管理“高”在哪里？还不就是解决难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高一些。重汽一恢复生产，氛围大变，连厂区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好看的场面也多起来。在总装配线上，一个叫和光的小伙子，发疯般地不知连轴干了几个昼夜，当他亲手装配的第三百辆车下线的时候，突然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班长问他怎么了，他说太累了。班长朝他屁股踢了一脚：“你个熊包，累了就歇一会，要不躺下睡一觉，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累了哭的？”班长正数落着却发现和光打起了呼噜……
2000年11月16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山东考查国有企业的发展态势，在一个跟企业家的座谈会结束之后，把重汽集团的新总裁马纯济叫到眼前问道：“据说你们重汽亏损八十多个亿，可是真的？”
总理态度温和，但口风凌厉。马纯济非常紧张，来不及多想便据实而答：“不是真的，比这个数大得多，经中央审计署核查确定之后是104亿。”
总理似乎有些意外：“一提到亏损别人都往少里说，你怎么往大里说？”
马纯济的汗下来了：“不说实话不行啊，今天跟您再不说实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呢？不过请总理放心，自我接手后重汽的事情就都由我负责，包括债务，我们不会再这么亏损下去，所有欠债也都会归还的。”
朱镕基总理以特有的锐利眼光看着他，半天没有再吭声，似乎是在考量眼前这个临危受命的马纯济……忽然，总理起身离座：“谢谢你能跟我说实话，这让我对你的承诺也有了信心。来，我们合影留念。”
此时，马纯济已浑身透湿。
获得重生的中国重汽，此时既不缺方向感，又有了可信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干”了。也唯有通过“干”，才能验证和体现企业的全部管理理念。装配车间450米的生产线上，有上百个工人在33个工作岗位上每六分钟就下线一辆重型卡车，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不同品种、不同型号、不同配置，几乎没有重样。他们同时可以装配27种车型。很快在民间就有了顺口溜：“远看像进口车，近看是中国车；打开车门往里瞧，竟然还是咱黄河！”
黄河少帅、黄河王子……被称为“中国重型汽车的神来之笔”。紧跟着又开发出“飞龙”系列，先后推出一百多种车型。以重汽产品为标志的中国重型卡车，开始向人性化、舒适化发展。从此，中国重汽走上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良性运营秩序，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总能给市场和消费者以鼓舞，有更好的和更适合你的新车造出来，等待你去拥有、去感受。
紧接着被命名为“斯太尔王”的新车下线，如横空出世，立刻引领市场潮流。随之一鼓作气重汽又开发出“豪沃”系列重卡，简直令人目不暇接……2005年春节前，胶州市开重卡致富的小伙子李进，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重卡车队迎娶自己的新娘。打头的是“黄河王子”，后面还有新型的“黄河14×14”、“豪沃”、“斯太尔王”等共有11辆。吸引了一大片人围着看热闹。新娘的娘家人不知想难为他，还是故意让他显摆显摆，大声问他“豪沃”是什么意思？他张口就来：这还不懂？“豪沃”就是豪华沃尔沃，“斯太尔王”就是世界名牌重卡的王中之王！人家再问：明明是中国车，为什么要起个洋名字？你又不是娶外国新娘？李进说你们才是老外呢，现在的世界名牌哪还讲国界！你喝的可口可乐就是在中国生产的。沃尔沃也不是瑞典话，是拉丁字母，翻成中国话就是“我滚”。这个“滚”可不是“我滚蛋”，是“我滚动无前”，“豪沃”滚动无前！
其实，无论合资也好，引进也好，都算不得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早在80年前，中国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1929年，张学良兴心在沈阳迫击炮厂筹办汽车工厂，投资80万大洋，两年后制造出成“民生牌”载重1.8吨的货车。该车的发动机、电气设备及后桥都是外购，其余部件自制，可以说是国内正式生产的第一辆卡车。正准备陆续投产，“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工厂被日军强占。
1936年，上海筹建了汽车工业公司，与德国奔驰合作，购买其图纸、设备，聘请对方的技术人员，先由德国运散件来上海装配，然后逐步生产零部件直到整车。商标确定为圆环内一个中字，名“中圆牌”，计划生产货车和公共汽车。不料第二年爆发“八一三”沪战，工厂被迫停产。一批制造业的仁人志士心有不甘，同年又准备在昆明筹建全国最大的中央机器厂，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厂，生产美国设计、试制的“资源牌”货车，计划月产百辆以上。不久爆发抗日战争，刚建好的工厂落入日军之手。
又是日本……说起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很霸道的汽车广告，几乎家喻户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当时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水泥搅拌车清一色都是日本产品。重汽集团到2003年，就完全具备了制造水泥搅拌车的技术实力，不干是不干，要干就大干，几乎又打了一个“八年抗战”，成为重卡市场上的主导，终于把日本搅拌车挤出了中国。
他们有另外一个时间进程表：2005年开始整车出口，重型卡车中也包括水泥搅拌车。2006年整车出口10000辆。2007年向俄罗斯出口重型卡车6000辆；还用一个月的时间为泰国设计出重型环卫车，当年便出口3000辆；当智利的公路上出现了中国重汽集团生产的重型卡车时，惹得看新鲜的圣地亚哥人一阵阵大呼小叫：“中国人来了，中国汽车来了！”
无论是金融界、经济界，还是企业界，没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当今世界，是资本的江湖。”一个企业的价值，以及考核其干得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上市？在哪儿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价值。中国重汽集团于2008年11月，在香港成功上市，立刻吸纳资金90亿港元。
2009年7月，拥有250年历史、世界重卡前三强之一的德国曼公司（MAN），以5.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3.9亿元）购买中国重汽25%的股权，成为中国重汽的战略股东，双方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如此，中国重汽的地位和分量，便与它的名字十分契合了。
共和国60年大庆，北京要举行大阅兵，自然需要一批重型卡车，国内外有不少重卡公司想得到这批定单。投标前重汽的代表只说了几句话，连标也不用投就将任务拿到了手。他是这样说的：能为国庆60周年的阅兵造车，是极大的荣誉，是重要的机会，但更是责任，一个中国企业的责任，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所以我要当仁不让了，我不说别人的车不行，但要说只有我的车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汽车的魂儿是芯片，目前在中国只有我们的车，用的是自己的芯片。先不说别的条件，仅仅从安全可靠这一点考虑，谁能跟我们比？从1960年朱老总为我们生产的第一辆重型卡车命名为“黄河”，重汽的产品就有了浓重的军工色彩，国庆35周年时邓小平同志阅兵，用的就是我们的车。为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提供用车，我们同样是责无旁贷。
2009年早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山东的代表们站在门口迎接。国家主席一眼看见马纯济，便走过去低声问道：听说你现在是世界第一了？
马纯济一惊，急忙解释：仅仅是产销量排第一，去年整车销售11.2万辆，收入520亿，出口整车1.8万辆，创汇5.7亿美元，今年的前两个月也都是第一。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最强，是世界经济下滑，让我们显得突出了。在重卡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我们跟世界第一还是有些差距的。
国家主席频频点头，流露出一种欣赏：你这个话是实事求是的。
一个月后，国家主席又来到中国重气集团实地考查……足见国家对重汽的重视。因此人们一直将中国重汽喻为“国家的车轮”。
国家有无个这样的车轮，可以想见车轮上的共和国，也必雄风浩荡，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