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松被这群女人挤到一边。这会儿他见拥进屋里人的那个劲头，就像牛进了菜地一样，飞快地往自己带来的筐里装麦子。杨永松见有的装了一百多斤还在装，这样下去麦子会被抢光。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想着刚才陈长生算的账，感到是支多了，给每人称十斤他也没仔细琢磨，得马上改。他立马冲进去对这些人吼道：“干什么，你们难道要抢保管室？依次过来称，人多的户三十斤，三人以下的二十斤，不要的就走。”他不客气地说着，也没和黄有新商量就更改了数量。
人们只得依次过来称秤，不敢背上就走。虽然跟先前通知的数少了一大截，但总比没有好。把来的人称完，麦种也称出去一千多斤个大窟窿。杨永松这才发现，这脚真的踩虚了。于是，他决定后来的人不再给称，自己也没敢要麦子，拿把锁把门锁上走了。
肖兰英退出人群后，就一个劲地往杨永国家跑，心急如火地总嫌跑得太慢。实际上她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嘴巴当鼻子用了。为了队里的麦种，她还是拼命地往前跑，想着把杨永国早叫来一步，麦子就安全一分。好不容易才跑到杨永国家，一屁股就坐在门槛上，时断时续地问杨永国的爱人何桂芝：“支书呢？”
“他一早和赵志清去公社开会，这时候早到街上了。”她边做家务事边冷冷地回答着。
山区的民风是纯正的，除了善良、正直、朴实外，相互间的关照也是一种“美德”，每一个女人都在注视着她旁边女人们的私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建立起比这更完备的“警察制度”。只要哪一个女人的行为稍有一些不检点的地方，就会马上引起一阵非议，所以帮男人们卸下了许多对家里女人的担心。这种“警察制度”给人的惩罚是可怕的，如果引起别人的非议，那些假正经的人会创造出无比尖刻的语言来往她身上糊脏屎，叫她在人前抬不起头，还会当面做出一些不友好的表示。这种现实的惩罚一般女人都怕，所以不敢与男人们单独接触。这会儿肖兰英正遇到这样的惩罚。
何桂芝对跟前这个女人，从心里没有一点好感，想到过去坝子里人们对她跟自己男人的那些传闻，一直还心里恨恨的。女人嘛！谁都不愿再有其他女人的头发黏上自己的男人。所以这些年她一直把杨永国盯得很紧。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何桂芝不愧是铁公鸡，一丁点都不愿分给别的女人。
肖兰英也没和何桂芝计较，一听杨永国不在家，便忙站起来往保管室走去。才走到半路，就碰到那些往家背麦子的妇女。这些人也不招呼她，从她身旁急急地过去了。肖兰英明白麦种已分掉，便像个泄气的皮球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她就见陈长生拿着砸坏的锁头走过来。
陈长生见到肖兰英，便对她说：“你先到我家去等着，我把杨永秀找来，大家商量下补救办法。”
陈长生把杨永秀找来后，他们便研究起来，最后决定派肖兰英去公社找赵志明和大队长、支书，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做个详细汇报。杨永秀跟陈长生去劝说分了麦子的农户，把麦种退回来。说完，他们就分头行动。
肖兰英出门又一溜小跑地往街上赶。她对黄有新、“干叫唤”“钱如命”“想发财”这些人怂恿杨永松分掉队上的麦种一事，非常气愤。这次不把这伙人拉出来批斗一回，他们是不会老实的，队上也不得清净。他们今天不给你弄出个戳锅漏的事出来，明天就给你弄，总是七翘八拱地让你按不平。还得叫黄有新两口子把昨天中午骂生产队、骂社会主义的那些坏话讲清楚，到底生产队、社会主义有哪些地方亏待了他们。气愤使她跑得更快，不到中午就赶到公社。找着了大队长、支书、杨永志和赵志明、张二虎他们，她把上午杨永松在家如何给人们称麦子，陈长生如何阻拦，黄有新又如何送上石头给“想发财”，让她砸锁，如何分麦子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汇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周健也在场。
等肖兰英汇报完，周健指示说：“从情况看，这不是一次简单要粮吃的事，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哄抢集体粮食事件。这就是阶级斗争。对分粮中自始至终冲在前面，闯头阵的几个关键人物要严肃处理。其他人在社员会上让他们检讨，进行批判。”
杨永国听完周健的吩咐，便安排赵志明回去摸清情况，先让分到麦子的农户把麦种还回来，以减少损失。说完，他和赵志清、杨永志一道往会议室开会去了。赵志明和肖兰英便往回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