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伦敦（二十年前应该指的是1908年前后。那时劳伦斯正值弱冠之年，风华正茂，从诺丁汉大学学院毕业到伦敦郊区的自治市镇克罗伊顿教小学，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迅速成为一个文学新星，发表了诗歌、小说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是个十分十分刺激的地方，特别刺激，是一切冒险的巨大喧嚣中心，它不仅是世界的心脏，而且是全世界冒险的心脏。斯特兰德大街，英格兰银行，查灵克罗斯（Charing Cross，又译为查灵十字架，是伦敦市中心的一处地名的统称，其中有一条同名的街道，其与斯特兰德大街交汇处是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该处被视为伦敦的中心，以其为起点计算与英国其他地方之间的距离。）之夜，海德公园（这里经常举行政治集会表达民意而成为政治自由的象征。）的清晨！
不错，我现在是老了二十岁，可我并未失去冒险精神。我觉得伦敦与冒险无缘了。交通太拥挤！这里的车辆曾驶向某个冒险的场地。可现在，它们只是挤成一团向前涌着，没个方向，只是成群结队无聊地向前拱而已，前头半点冒险也没有。车辆陷入了一种乏味的惯性中，然后再乏味地重新启动。（《我为何不爱生活在伦敦》）
前些年我在伦敦……感到伦敦这个世界的伟大中心有强有力的中心结点。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中心在我看来是碎了（参见劳伦斯随笔《我为何不爱生活在伦敦》和《地之灵》，都对伦敦的衰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有些地方会失去其生动的中心结点。（《陶斯》）
这是劳伦斯离开英国在澳洲和美洲浪游几年后两次回到伦敦小住写下的有关伦敦的随笔。从中读者感受到的应该是他对伦敦的巨大失望和辛辣的讽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英帝国是绝对的世界中心，伦敦则是中心的中心，也就是劳伦斯所称的“世界的心脏”和“强有力的中心结点”。但大战使英国开始了第一次衰落，在很多英国人看来就是通过浴血奋战，英国在大战中拯救了世界，但结果是英国自己变成了二流国家，辉煌不再。但劳伦斯对英国和伦敦的感受似乎并非仅仅来自他对时局和政治的体味，而更多的是出自他个人的际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初期这两年，劳伦斯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华丽登场，在英国文学界成为继威尔斯之后最耀眼的来自底层的明星作家。《儿子与情人》以写实主义的厚重加现代主义的心理透视力度技压群芳，之前和之后又有《白孔雀》和《逾矩》两部长篇小说，外加在新潮杂志《英国评论》上发表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这些风驰电掣般连续的出版物令这个来自中部矿区的工人的儿子立即成为文学界的天才明星。而且他后劲十足，于大战前夕又将推出两部新的长篇小说。这样的年青才俊在20世纪初的英国文坛上风头甚至盖过了著名的福斯特，而那个时候乔伊斯尚在为出版自己的作品四处碰壁，伍尔夫夫人似乎还在探索小说的做法，劳伦斯就尤为一枝独秀，自然是大受追捧，出版合约不断。麦修恩出版公司干脆签下了他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尽管后两部小说还遥遥无期，这几乎是期货的做法，对一个弱冠之年的年轻作家来说简直是一种殊荣。
但很快大战爆发，劳伦斯的新书《虹》因为不识时务地谴责前些年英国在非洲发动的布尔战争而遭到禁毁（实则是因为第一次大战爆发，对布尔的谴责被视作对英国参战的影射，动摇军心和士气），他本人迅速从高峰跌到谷底，几乎难以在英国出版任何作品。苦苦在外省熬过贫病交加的几年，大战结束他就选择出国，他的作品几乎都在美国出版。这个曾经辉煌的大英帝国不能容忍一个优秀的本土作家的作品，根本失去了其文化大国的风范，成了平庸之地。而这样的个人感受恰恰与战后英国生活的消沉氛围相吻合，于是劳伦斯对伦敦越来越严重的“误读”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尽管那个时候伦敦仍然是欧洲和世界的心脏。
劳伦斯还不会料到，这之后英国还查禁了他的绘画，禁止出版他的压卷大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长达三十年之久。但他也不会料到，还是在同样的这个伦敦，在1960年，在伦敦的刑事法院上演了长达六天的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审判之剧，可谓举世瞩目。经过律师和来自英国文化界名流们的雄辩和据理力争，此书以“无罪”开禁，是他的祖国的良知首先为他平反。这场战争打了六天，对英国以外的人来说似乎很悲壮，是文明、正义战胜偏见的强权，而在英国国内的文化人眼中，这场拖了三十年还需轰轰烈烈打六天口水之战的战争不啻为一场“光荣的喜剧”（霍加特语），禁了三十年还要如此悲壮地开禁不如说是英国的耻辱。但毕竟在劳伦斯的祖国这本书重见天日了，文化的英国洗刷掉了一个三十年的巨大污点，劳伦斯应该感到欣慰。如果他长寿，到1960年他会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不敢设想，他会因此由衷地再次热爱上英国，再次热爱上伦敦吗？这本书解禁后，著名诗人菲利普·拉金讽刺地写道：“在英国，性交是从解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开始的。”劳伦斯如果活着，他会怎么回应拉金？新时代的性自由其实是劳伦斯所反对的，但似乎只有在英国进入性自由的时代（sexually permissive），大众的性观念到了如此开放的时代，解禁这本书的社会氛围才水到渠成地形成。这样的悖论估计令劳伦斯这种把性当成宗教救赎途径的清教徒瞠目结舌。对这样的英国，七十五岁的他会怎么看？他会成为走在伦敦街头受到追捧的大作家吗？
写到这里，必须让时光倒流到1908年。劳伦斯以一个诺丁汉大学大专毕业生的身份受聘到伦敦南郊的自治市克罗伊顿（Croy？don）当小学助理教师，租住在新落成不久的一栋排屋，就是我们现在称为Town House的联排住房里，在英国称之为terrace house。那条街离火车站和小学都不远，名为科尔沃斯路（Col-worth Road），门牌是12号。三年后又随房东搬到一门之隔的16号。这是劳伦斯在伦敦的最初两个落脚点，他在这里写出了很多作品。初到伦敦时他二十三岁。尽管他在大学期间写诗，甚至此时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的初稿已经在创作中，但他来伦敦的首要目的还不是来这里的文学界闯荡，而是来以教书谋生。他来伦敦，是因为伦敦郊区的小学教师年薪比外省同样的教师工资高三分之一。即使这样，在他家乡诺丁汉一带还很难找到一个公办小学教师的教职。所以他恋恋不舍地离别亲人和家乡，来到伦敦郊区挣生活了。他和他的家人此时应该明白，克罗伊顿离劳伦斯的二哥当年在伦敦做职员时居住的泰晤士河南岸的凯特福德镇（Catford）仅仅几英里之遥，二哥就是在那里病故的。当年中学毕业的二哥闯荡伦敦，成了家里的奇迹和骄傲。他迅速成长为一个伦敦青年，交了伦敦的女朋友，每次回家给家人买来新奇贵重的各种礼物，全家人如同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可好景不长，二哥就因为过于疲劳而患了急症死去，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过劳死”。如今劳伦斯是以大专毕业生的身份来闯伦敦的，他肯定经常想起与克罗伊顿近在咫尺的凯特福德。他似乎比二哥更有底气，因为他受了更好的教育。在他心里展开的应该是光明的图卷，他要继二哥之后成为新时代的伦敦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他差点步二哥的后尘死在伦敦，一生中伦敦都会给他带来磨难，令他痛不欲生。
离乡之苦尚未完全消退，他就发现自己爱上了伦敦，爱上了英国南部。彼时的克罗伊顿，是英国新型的郊区城镇，火车、电车和汽车直达伦敦，便利的交通带来了繁荣，人们开始了住在美丽的郊区，进伦敦上班的新生活模式。伦敦周围这样的小市镇都开始发达起来。而为世界博览会建造的象征维多利亚英国荣耀的水晶宫后来就从海德公园移到附近的西登海姆山（Sydenham Hill）大规模重建，多年中一直是伦敦的一处娱乐休闲购物胜地。这里成了新伦敦的象征，水晶宫在失火之前八十多年中一直是英国物质繁荣时尚的标志。新城市，新郊区，新建的小学大楼，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新联排花园别墅，璀璨耀眼的水晶宫映照下的劳伦斯踌躇满志。
二十三岁的小学教师劳伦斯对这个大伦敦充满好奇，业余时间全花在进伦敦开阔眼界上，包括逛画廊，逛博物馆，听音乐会，观摩话剧，带朋友逛伦敦，逛百货商店，体验光怪陆离的大都市生活。他还骑自行车游遍了附近的古镇如温布尔顿、布莱顿，甚至有时干脆步行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田园风光地带游走。他不断给家人朋友写信、发风景明信片，对伦敦的迷人生活充满热爱和赞美。在劳伦斯年轻的心里此时展开了一幅别样生动的伦敦地图，这张地图上没有阶级鸿沟，没有仇恨，没有贫穷和丑陋，只有高尚的文化地标和迷人的夜色风情：考文特花园，皇家美术学院，杜里治画廊，泰德美术馆，伦敦桥，伦敦塔，皮卡迪利广场，圣保罗大教堂，塞尔福里奇百货大楼，里士满公园，不一而足。
他不曾料到的是，很快他就步入了伦敦的文学圈。女友杰茜把他的诗歌投给了新创办的《英国评论》杂志，杂志主编胡佛因此而发现了一个文学天才，不仅发表他的诗歌小说，还帮他出版长篇小说。仅仅一年之后，劳伦斯就由一个来伦敦开眼的郊区小学教师摇身一变成为伦敦文学界的新宠。位于市区中心的霍兰德公园路84号（84，Holland Park Avenue），楼下是一家鲜鱼铺。这里既是胡佛的家，也是《英国评论》的办公室，这是劳伦斯真正进入伦敦内部的第一扇大门。令他更为惊讶的是，人到中年的胡佛竟然是和他美丽的年轻情妇、著名的小说家维奥莱特·亨特同居于此，两人共同经营杂志。而风情万种又秀外慧中的亨特出身名门，是上流文化贵妇的化身，她以自己的魅力辅佐胡佛，在伦敦社交界风流云聚。很快，劳伦斯就被邀请到亨特在肯辛顿的别墅“南宅”做客（South Lodge，80 Campden Hill Road），这里毗邻肯辛顿公园、绿园和海德公园，不远处就是白金汉宫。他还被亨特带到著名的“革新俱乐部”（The Reform Club），这是文化名流出没的交际场所，位于泰晤士河堤岸上风景区的贝尔美尔街（Pall Mall），自然又是一番别样的氛围，以至于亨特再次邀请劳伦斯来此聚会时，劳伦斯因为没有一双像样的皮鞋而感到自惭形秽，只能婉言谢绝赴会。劳伦斯还被胡佛和亨特像胜利品一样带到伦敦北部文化人的聚集区汉普斯蒂德参加名流聚会，广交朋友，在此他结识了正在冉冉升起的诗歌明星庞德和叶芝，随后还被带到大作家威尔斯在城里的联排别墅里做客。威尔斯同样是出身于底层，但已经成为英国最走红的大作家，在福克斯通海边拥有自己的豪华别墅。威尔斯令劳伦斯惊叹的不仅是其渊博的学识，还有其纵横捭阖的酬酢风度，威尔斯的两个儿子已经完全成长为举止高雅的伦敦少爷，临上楼入睡前身着蓝色睡衣与在场的每个客人吻别、道晚安。
一连串的文人圈里的社交活动对劳伦斯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他禁不住对女友说：“我也要一年挣他二千英镑！”那时他的年薪只有九十五英镑，离二千还差十九倍，而这十九倍的距离却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也未可知。他并不知道，一般年薪要达到六百镑才能过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一本小说的预付金最高时也不过才三百镑，如果销售成绩不佳，就不会再有收入，年薪二千镑其实是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劳伦斯苦苦写作到中年时，估计年收入刚刚达到一千镑，直到临离世的时候，在有了十几本小说和十几本散文及诗歌的基础上，不断吃着再版版税，还要为报刊勤奋地写随笔外加小规模炒股，这时估计身价也刚刚达到二千镑，远不及写通俗小说并从事话剧编剧工作的很多同时代作家如麦肯奇、赫胥黎等人。他死之前还投出去三篇随笔，没有等到发表他就瞑目了，那几十镑的稿酬还不知多久以后才到了遗孀手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英国评论》为中心的文学与社交活动成了小学教师劳伦斯的伦敦岁月的崭新起点，这样的起点应该是很高的，是当年的二哥做梦都难想象到的，更是令故乡伊斯特伍德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肯辛顿和汉普斯蒂德似乎是这个时候的劳伦斯的梦想，是劳伦斯的伦敦地图上最亮的两个地标。
这之后劳伦斯受到另一个伦敦文学界资深伯乐——加尼特的器重，在他遭到胡佛抛弃后，是加尼特继续帮他在文学圈里站稳了脚跟。他因此与加尼特结下了如同父子般的友谊。这份交情为劳伦斯打开了更宽的眼界，他因此有机会去加尼特家中小住，更切身地体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加尼特平时住在伦敦，但他的别墅在离克罗伊顿不远的肯特郡海边，雅号是“柯恩宅”（The Cearne，Edenbridge，Kent），那里聚居着一批文化人，大多是费边主义者。加尼特的妻子是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她对加尼特在伦敦自由的两性关系报以宽容态度，仍然与加尼特保持着夫妻关系，维持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劳伦斯在那里发现，这些费边主义者谈吐无所顾忌，很多禁忌词都挂在嘴边，甚至以讲粗口为时髦。这种风气不能不说令劳伦斯开了眼界，才懂得雅俗的分野仅仅是在毫厘之间分寸的把握上，人是可以大雅大俗的，同样的性禁忌词，出自父亲那些粗人之口与出自这些文化人之口，其旨趣竟然完全大相径庭。
胡佛和加尼特的两个中心里人们的性自由与开放令小镇来的清教徒劳伦斯茅塞顿开，性文化的概念开始渐渐在他心中形成，原来性可以是形而下的器，也可以是形而上的道。
劳伦斯的母亲病重不起的那段时间，他要经常在克罗伊顿－伦敦－伊斯特伍德之间穿梭往返，每次都是步行到几里开外的火车站赶夜车到伦敦的马利勒本车站（Marylebone Station），在清晨4点钟下火车，独自步行穿过冷清的伦敦街区，赶到东边的查灵克罗斯车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坐早班车回克罗伊顿，这样一早就赶上给学生上课了。无法想象他在空无一人的伦敦街头独自赶路时的感受，但我相信这样的往返一定把伦敦的街景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
劳伦斯的四年伦敦生涯以他患重病后辞职为结束。康复后邂逅弗里达，意乱情迷地私奔到欧洲大陆。但他的出版事宜完全由加尼特帮助他在伦敦办理，直到1913年《儿子与情人》在伦敦出版，劳伦斯才载誉回国，荣耀伦敦。从此以后几年，劳伦斯的伦敦地图上开始出现更多的新坐标和新的闪光点，他的伦敦生活开始绽放别样的光芒。伦敦成就了他，也毁了他，他与伦敦之间从此结下的爱恨情仇是刻骨铭心的，最终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直到他客死他乡，再也没有踏上英国的土地。因此，他对伦敦的“误读”就不可避免。
1913年回到英国后，劳伦斯和弗里达先是在伦敦展开社交活动，看望了威尔斯，结识了《韵律》杂志（后更名为《蓝调评论》）的编辑、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丈夫、批评家墨里，又拜会了《英国评论》的新任主编，然后就住在加尼特的海边别墅中奋力写作新的作品。不久后，劳伦斯就在离伦敦不远的中产阶级海边度假区金斯盖特（Kingsgate）租了别墅住下，一边享受海水浴一边开展社交活动，为自己作品的出版和发表打开市场。这一番酬中，他结交了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乔治诗集》的主编马什，首相阿斯奎斯的儿子与儿媳，还应邀出席了伦敦文化交际圈的女主人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在贝德福德广场（Bedford Square）的家中举行的晚宴。这些人在他一生的文学生涯中都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文学明星就是这样旋风般地横扫了伦敦社交圈，然后绝尘而去，经德国去了意大利。他给伦敦文学圈留下了星光，伦敦在等他回来续写华章。
不到一年后劳伦斯重返伦敦，这次动静更大。首先要办的事，就是在自己当了两年情夫，弗里达做了两年情妇后，两人终于修成正果，弗里达艰难地与威克利教授离了婚，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得以与劳伦斯喜结连理。他们是在肯辛顿的结婚登记处登记结婚的。随后劳伦斯开始与各个出版社打交道，签约出版自己的小说集、诗集和新的长篇小说。拿到定金后，劳伦斯有生以来第一次开设了自己的银行账号，这意味着他职业作家生涯的真正开端。这时他才二十九岁，提前一年而立。
这次他们住在肯辛顿公园南边的塞尔伍德街（9Selwood Ter-race），是朋友的朋友律师坎贝尔的住处，那里离肯辛顿结婚登记处马洛斯街（Kengsinton Register Office，Marloes Road）很近，步行可至。登记后劳伦斯夫妇与墨里夫妇在坎贝尔家俭朴的红砖围墙的后花园里合影留念。
劳伦斯在塞尔伍德街的住所接待了不少“粉丝”，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好友，其中包括批评家卡斯韦尔夫人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德博士一家人。那段时间美国著名诗人艾米·洛威尔正好在伦敦，她是“意象派”诗歌的发起人，对作为诗人的劳伦斯很感兴趣，就在海德公园附近时尚的伯克利饭店设宴招待劳伦斯夫妇，随后又在皮卡迪里广场里兹饭店对面的寓所里与劳伦斯长谈，与会者有英国诗人、作家奥尔丁顿和他彼时的美国夫人、著名诗人黑尔达·杜利托（H.D）。洛威尔很快就在自己编著的意象派诗集中收入了劳伦斯的诗作，令劳伦斯步入了先锋诗人的行列。而奥尔丁顿夫妇后来也一直帮助劳伦斯渡过难关。更为难得的是，奥尔丁顿在劳伦斯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专门的劳伦斯研究和作品推广工作，并完成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有特色的劳伦斯评传，是把劳伦斯推向文学高峰的最强有力的推手之一。
这次劳伦斯来伦敦，事实上是与恩师加尼特分道扬镳的。尽管加尼特以前对他的创作过于挑剔和严厉，这时从商业的角度还是准备对劳伦斯有所妥协。但劳伦斯受着自己文学理念的驱使，决定不再生活在别人的光环和权威之下，他毅然决然独自划起自己的独木舟去冒险了。他选中品克做自己的代理人，为自己打理各种事物，付出的佣金是每部著作和每篇文章收入的百分之十，这说明劳伦斯有了一定的底气和自信。此时他的一个大的动作就是“跳槽”。虽然加尼特为之工作的达克华斯出版社很器重他，但却难得取得较好的销售收益。劳伦斯试图用麦修恩提出的较高的预付金标准要求达克华斯，他其实还是想对达克华斯从一而终，只要后者也能提高版税标准。但达克华斯对他这种刚成名就敢于与东家谈价钱的人表示了不屑，结果劳伦斯回头就与麦修恩签了约。这两家老牌出版社一直经营至今，都在伦敦最中心地带，距离白金汉宫不远。我们可以想象劳伦斯在两家出版社之间为百十英镑的预付金游走的情形，不要忘了这时他是靠写字生活的专业作家了，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每谈成一百英镑的预付金，就等于获得了一个小学教师一年的收入。在喧闹的伦敦街头奔走，为的是生计。但随后他就很快把第一笔一百镑预付金花光了。他如此“挥霍”，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还因为他此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大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势。可以想象，那段时间里，他一定是和弗里达忙于在伦敦街头购物消费，可能那是他在伦敦度过的最愉快的短暂时光。
这个时候，他在伦敦修改在意大利写下的小说《虹》，里面新女性厄秀拉与恋人在伦敦同游同住，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伦敦很多著名的地方，看似一段匆匆闪过的旅游纪录片，浮光掠影，节奏明快，恰似一幅幅光影迷离的印象派绘画。他们在皮卡迪里广场租住旅馆，在那里俯瞰伦敦，眺望绿园，夜晚欣赏璀璨的伦敦夜景，对伦敦充满了赞美，那是最现代化的都市夜景。
就在他在湖区愉快地旅游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去不了意大利了，只能困在伦敦，可是大战期间出版社一律停止出书，麦修恩正对《虹》不满意，就借机准备退稿。劳伦斯的钱已经花光了，约定中出版时付的另一大半预付金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劳伦斯立即陷入赤贫之中，完全靠借贷和申请到的五十镑文学基金勉强度日。他的噩梦时期开始了。
伦敦之大，居之不易，起初志得意满的劳伦斯此时只能赶紧逃离伦敦，住到伦敦北四十公里处的小镇切舍姆。这里当初还是远郊的乡镇，房租便宜，空气清新，有铁路通往伦敦，很适合穷艺术家居住。劳伦斯吸引了不少人，连大作家麦肯奇和福斯特都来这荒僻的小地方做客了。但毕竟这里房屋潮湿，又没有室内卫生设施，还是居之不便，于是几个月后，劳伦斯受到一个粉丝的邀请，迁居到她在伦敦东南部乡间的格里特汉居住。这段时间里，在莫雷尔夫人的关照引见下，劳伦斯结识了哲学家罗素和另外一批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艺术圈的名流，大多是相见甚欢，但很快就心生芥蒂，不欢而散，这些人中包括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画家格兰特等。特别是罗素，因为谬托知己，引为莫逆，反倒相互伤害更深，直到罗素到了耄耋之年，还不忘攻击早就化为灰烬的劳伦斯。莫雷尔夫人经常邀请劳伦斯到牛津郡乡间的加辛顿庄园（Garsington Manor）度假，给劳伦斯提供了体验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机会，使他得以以此为素材写了《恋爱中的女人》，书中的艺术家和名流的奢华生活显然来自这段时间劳伦斯在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尤为值得纪念的是他与莫雷尔夫人的交往，两人都来自诺丁汉－达比郡一带，曾在一个空间里成长，一个是贵族夫人，一个是挖煤工人的儿子，劳伦斯的父亲所劳作的煤矿甚至都属于莫雷尔夫人娘家的大家族。但劳伦斯的作家魅力消弭了巨大的阶级鸿沟，强烈地吸引了这位公爵的女儿，这位奇装异服、头发染成棕色、在伦敦大街上牵着一群巴儿狗招摇过市的时髦贵妇，居然亲切地与劳伦斯用达比郡方言愉快地交谈。
不久后，劳伦斯又离开乡间回到伦敦，住在文化人聚集的汉普斯蒂德的拜伦别墅（1Byron Villas，Valeof Health，Hampstead，Camden），一度与墨里夫妇合作办杂志，但他们都拙于经营，以亏本而告结束。随后劳伦斯此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来临，秋末，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史诗般的小说《虹》惨遭查禁，令他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不得不逃到荒僻的康沃尔农家租房居住，艰苦度日。直至1918年被怀疑为德国间谍，劳伦斯被驱逐出康沃尔，又回到伦敦，在朋友处东住西住，最终还是到妹妹为他在中部的山里廉价租的房子中住下。苦熬到大战结束，他获准出国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英国。
离开了英国，离开了他苦苦爱着的英国，形单影只，只觉得万般情感无以言表。这天很冷，海岸上白雪覆盖的锚地看似尸布一般。当他们的船驶离福克斯通港后，回首身后的英国，她就像陷入海中的一口阴沉沉的灰棺材，只露出死灰色的悬崖，崖顶上覆盖着破布一样的白色雪衣。
1923年出版的小说《袋鼠》中是这样记录劳伦斯离开英国时的情景的。事实上，自从他1908年来到伦敦混生活后，就一直狂热地爱着伦敦南部这片舒缓柔媚、风景如画的低矮丘陵地带，几乎骑自行车加步行逛遍了这里。但最终英国容不下他，他也无法与英国和解，只能痛苦地离开他苦恋着的这片锦绣大地。
《袋鼠》第十二章中有不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伦敦生活的鲜活记录，虽然他借住的地方仍然是他熟悉的汉普斯蒂德、肯辛顿广场和麦克蓝堡广场（Mecklenburgh Square），无所事事时就在伦敦老城区里散步消磨时光，但他无心赏景，伦敦已经昨是今非，那个意气风发的明星作家此时在伦敦如同丧家犬一般破帽遮颜过闹市，没人理会他的存在，除了监视他的警察。
同样在离开伦敦蛰居康沃尔时写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里，伦敦城几乎是乌烟瘴气、鬼影幢幢之地，毫无生气。书里的艺术家戈珍离开伦敦时竟然发出这样的吼叫：
她在伦敦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们必须坐早车从查灵十字街火车站离开这儿。他们坐的火车经过大桥时，她透过巨大的铁梁望着桥下的河水叫道：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肮脏的城市了，我就无法忍受回到这地方来。”
查灵十字街火车站是劳伦斯经常光顾的车站，每次从家乡返回克罗伊顿都是在这里转乘火车，当年和弗里达私奔时，就是从这里坐火车去的海港。估计大战结束时他坐船离开英国前也是从这里乘火车去的福克斯通港口吧（Folkestone），这座古老的车站留下了劳伦斯无数个孤独、凄楚或华丽的身影，见证了劳伦斯在伦敦的兴衰。
离开英国后，劳伦斯只在1923年、1925年和1926年短暂回过英国并在伦敦消磨几日。但伦敦在他心里基本上是魅力不再，他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住上几天就痛苦难耐，只想一走了之。此时此刻，劳伦斯木然地穿行在伦敦，心中掠过的只有二十年前初闯伦敦时那场美丽的伦敦浮华梦，还有就是1913年和1914年在伦敦短暂的灿烂流星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他写下的有关伦敦的随笔片断。他甚至没有再回到克罗伊顿工作过的小学校去看一眼。伦敦对他没有意义了。
作为英国作家，劳伦斯在伦敦仅仅留下了这些足迹和身影，然后就销声匿迹，终老海外，这个城市迅速地忘记了他，这个国家不需要一个对衰落帝国的批评家，这个国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文化人都对他持敌视和皮里阳秋的态度，如果不是妖魔化的话。1960年在老城郭（Old Bailey）的伦敦刑事法院上演了那场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昭雪的悲壮闹剧，从此劳伦斯的名字又响彻了伦敦和英国，但他仍是一个最富争议的人。直至1985年他百年诞辰时，他的名字才刻在了西敏寺的诗人角的石碑上，从此伦敦有了他一个永久的位置。但是，正如沃森教授在最新出版的劳伦斯传前言中所说，劳伦斯的讣告还在不停地被改写，他“仍继续给我们烦恼也给我们愉悦”。他离盖棺定论还很遥远，或许这就是他的常青树之魅力所在。
不知道我这篇小文是否能大概绘制出劳伦斯的伦敦地图。图标化劳伦斯的伦敦足迹（the mapping of Lawrence's London）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也是一场远隔百年时空的伦敦神游，我又复习了一遍2001年秋天在伦敦的游走历程，因此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无比愉快的白日梦了。我为此感谢劳伦斯，感谢伦敦。当然还要感谢的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新的伦敦地图新鲜出炉了，令我激动，谁让伦敦是我最熟悉的全世界第二个首都城市呢？我就想我应该写些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劳伦斯的伦敦地图”这个话题，既是我的专业写作，也是对奥运伦敦的纪念，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