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父亲初到北平的日记，头十天中最兴奋最热闹的，自然得数三月廿五下午，聚集大家一同去西郊，欢迎中共中央迁到北平，见着了毛泽东等各位领导人。此外的集体活动，或全体或部分，应邀出席各方面各层次的欢迎会或宴会，有的还带看戏，子夜方得归来。公务性的活动是参加文协等三个全国性团体的座谈会或筹备会，谈倒不是非谈不可，一坐总得四个小时左右。个别活动的时间就不多了，无非是访旧友，逛大街，吃小馆子。有一回几人相约在附近小酌，提到了佩弦先生，父亲悲从中来，大哭了一场，竟不知所云，醒来已躺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伤心加之疲累，克制不住，难免一触即发。
真个巧得很，翻到第十一天，三月廿九上午，“胡绳已自石家庄来，今日来访，渠在中宣部，将与余辈共谋教科书之工作”。当晚“七时半，至华北局出席教育问题的会议。……谈两点：一为下学期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决赶快组织一编审机构。……回寓已十二时，连夕迟睡，颇觉难支”。一连五天，日记上未提到下文。直到四月四日才记着，上午“与少数友人集会，筹备组成教育座谈会……又谈及编审委员会之事，此会专治教科书，余辈之本位工作即在此矣”。到这时候，我父亲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政协大会之外，他还另有任务。五日夜得空跟胡绳和云彬、彬然三位先生谈了一次。七日夜胡绳就来传达，教科书编审会暂属华北人民政府（开国后属中央人民政府）；我父亲为主任委员，他和建人先生为副主任委员。
四月十一的日记上又有一条：“昨日与柳湜、胡绳、彬然谈办一种类似《中学生》之杂志，以应目前青年界之需。此事他们三位甚感兴趣，而芷芬亦然，以为可由开明出资。……谈及主编之人选，共谓各人有事，兼顾必致两失……因思及超构。今晨与超构谈起，承渠应允。今时人事变动至多，不能作长久之计……出版之期定于五月四日。今年为五四三十周年，又当华北解放之际，自不宜放过此大有意义之日子。”父亲实做他的“篑土为山宁肯后”，撂在开明的那副担子，一头是中小学课本，一头是《中学生》杂志，又双双挑上了肩膀。日记上还记着，开各种名目的会，花的时间太多，老是欠困也受不了；等“立国规模”共谋定了，总会有所改变的吧。回怀夏楼，得过几年再说了。
五月三日，“《进步青年》已印成，大家观玩，甚觉有味”。《发刊辞》《迎接五四》《与在校青年谈话》等三篇文章，仍是我父亲见缝插针挤出来的，校样是我父亲母亲熬夜看的。超构先生并非食言，他忙着准备南下，去才被渡江部队攻下的南京，专等上海解放，好马上接收申、新各报。临行前，我父亲“托其带《进步青年》之纸型一副，俟上海解放即付开明在上海重版”。九月一日，《进步青年》出至第五期，与《中学生》合并在上海编辑印行，才跟我父亲脱掉了干系。我父亲恐怕没觉察到，肩膀上那根扁担的倾斜率发生了些许变化，因为在这一头的箩筐里，已经增加了分量至大的砝码。此乃前话，得把日记翻回去看。
六月十一，“齐燕铭来访，言十五日始，开新政协筹备会，余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余于此等事实非所习，参加时亦不过默然听之，因告以能免为佳。彼又言开会之次数不多，不必推辞云云”。筹备会本身也得筹备，所以第二天，参加筹备的人先按所代表的方面分小组开会，宣布筹备会自十五日开始，先后需开全体大会五次，所有决议交秘书处执行，正式大会将在两个月后召开。“晚膳后，筹备代表共至中南海。会场在勤政殿……此会全名‘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八时许开幕，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七人依次讲话，皆不甚长，作用同于序文。”十六日三时，“参加第二次大会，李济深主席。讨论新政协筹备会条例，大体照草案通过。并推出常务委员二十一人”。十九日三时半开第三次大会，“通过以后正式参加会议之参加单位凡四十有五……又加特别邀请之一单位，以容纳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俟常委会及各小组工作完成后，再行召开大会”。我父亲被分派在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小组。
七月五日晚饭后，全体乘车至怀仁堂开第四次大会。“缘纪念‘七七’，新政协筹备会将发一宣言，表明我国之立场。此稿已由常委会通过，周恩来即据此而为说明，以齐各方之意见”。在这一段日子里，文代会、教代会都在筹备，都规模空前。为协商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间非抓紧不可。我父亲不善于推托，开了这个会又赶那个会，在他的日记上，为了分辨哪个是哪个，我真费了不少眼力。九月十七日下午，在勤政殿开政协筹备会闭幕大会，“通过各小组所拟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即可提交将来之正式会议。又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这一段新政协的筹备始末，是我从父亲三个月头绪纷繁的日记中归理出来的，采用了摘抄的办法。因为不在父亲跟前，我没法穿插些自己的亲见亲闻，结果像流水账似的，看来是失败了。九月廿一人民政协开幕，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那十一天，还是请读者诸君劳神，看《北游日记》片断之二的最后六面吧，我父亲写得才热闹呢。
在这九个月里，我们收到母亲的信比父亲的多，也比较详细。从信中我们知道，两老在六国饭店住了一个多月，大军过江后，于四月廿五搬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会办公室暂住；到八月廿八才搬到东四八条的一座四合院。那一天的日记上父亲记着：“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云彬先生家、彬然先生家住的东屋和西屋，使我父亲心里更不舒畅。到北平不久，母亲在信上说通过组织，与至诚已联系上了，在江北某地。已命他等上海一解放，立即给我写信。也是一封密信，怎么措辞的我记不得了，既着眼于保密，这段话大可不提。上海解放，我们家在苏州河北，比河南晚解放一天。我一天一封，一连写了两封信，详详细细给两老做了报告。母亲来信大大夸奖，说给上海去的朋友们传观了，有人甚至说看了如身历其境。真有那么好吗？我说让我自己再看看，母亲回信说不知传到谁手里了，找不着了。
上海一解放，至诚果然就来信了，说是紧跟着先头部队过的江。蒋匪军逃得真快，连夜不停地追也没追上，绕到了松江才把他们截在上海了。现在驻在松江城东的一个军营里，单位叫松江文工团，进不进上海得听候上级的命令。我想他不能来，我去看他总是可以的。开明的几位年轻旧同事本来跟他要好，同我乘火车一起去了松江。文工团原来是部队编制，生活穿着都跟士兵一个样。战士家里来了人，团长、指导员都热情招待。这样的场面，如今在电视屏幕上看得有点儿熟汤气了，可是在那时，我握着的真个是火热的手，接过的茶缸里真个是新泡的茶。听他们笑着说着：过了江一直走了两天两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耳朵里只听得：“跟上，跟上。”说完了夜行军，又兴冲冲地说，他们正赶排自己编的大型舞剧《江南农民大翻身》，配合土改。要我们多住几天，帮他们提提意见。我们婉谢了。
我去至诚的宿舍看了看，问他的被子怎么会变得如此之薄。他说背着太沉，过江前披成了两半。我说那一半送给同志了吧。他笑了笑算是回答，叫我回家别跟满姐姐说。我说：“满子早以为你把铺盖全扔了呢。”过些天，他请假回了一天家，满子赶着给他做喜欢吃的，哪有工夫问这些。我带着他在北四川路上逛了逛。我说：“你路边上站一站，等我去买根棒冰你吃。”他说：“不行，我们不准边走路边吃东西。”我说：“那么去咖啡馆里吃冰激凌。”他又说：“不行，哪有穿了军装进咖啡馆的！”没想到散漫惯了的好兄弟，居然也有被治住的这一天。他告诉我那个大型舞剧彻底失败了，贫下中农不赏识，说“你们又不是哑巴，为啥光比画不开口！”他根据土改宣传提纲，用江南方言写的歌辞《啥人养活啥人》却大出风头，唱遍了半个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给土改的动员阶段造了声势，后来获得文化部和文联颁发的群众歌曲二等奖。这倒是应该记一笔的。我们叶家得奖的，他是头一个。远在北平的两老知道了当然高兴，尤其是母亲。我还把这支歌编进了《开明少年》。
才解放的那一阵，不少热血青年离开了上海：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队，跟着先头部队去接收新解放的城市；有的去了北平，新建的许多行政机构都缺少人手。开明的各个部门都有走的，编辑部走了两位，校对科走空了。挽留是不作兴的，哪能拖后腿呢？握别的时候还得脸上堆笑。六月底边，母亲来信说，王先生回上海处理先前的住所，叫我去上海大厦找她。母亲说的是周建老的夫人王蕴如，我从小唤她“王先生”。她和杨之华阿姨同住一个房间，二位见了我都说：“你怎么还不去北平呀？”语气那个亲切，好像怪我老不去她们家串门似的；又好像说，我只要到了北平，什么都好办。我说现在还去不成。开明已经派人去北平商量了，到时候再说吧。至美在中学里教英文，还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既然已经失业，她想带女儿北上去父母身边，向王先生说明了情况。王先生说，“那就跟我一同走吧。”七月六日，至美带着宁宁就跟王先生动身了。同行的还有一位朱文叔先生。他是中华的老编辑，把老伴、女儿都撂在上海，孤身一人投奔革命，去华北教科书编审会工作，住东四八条那座四合院的后院。
大约拖到年底，开明的经理室才做出逐步迁京的决定。叔湘先生早就该北上的，他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为了赶完我父亲托给他的两部高中国文课本，他已经向清华请了半年假。清华那边又来催了。而文言读本在挑选课文方面，遇到了一些先前没考虑到的新问题，叔湘先生认为，必须到北京跟我父亲当面商量之后，方可决定是否再往下编。清华和开明，双方如何兼顾，也得他到了北京才能解决。他们家决定二月廿一动身。我托吕师母把三午先带到北京，好不耽误春季入学。其余五人，从八十五岁祖母到两岁半的小沫，都是四月十四到的北京。母亲和至美到车站来接，说父亲昨夜又发低烧。好在他心里一高兴，烧就退了。在日记上他说：“我母尚清健，一别一年余，今始会合，大可安慰。”又记着“如今只至诚一个在南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