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先生说的外国朋友就是指安特生。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工作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怀念他，怀念那位长得做得都特像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瑞典人安特生。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解放事业，那是一种什么精神？可惜，毛泽东不认识安特生。
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学说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人类发展史。
但安特生这人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的人。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他在研究从仰韶村发掘出来的六七千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彩陶时，对比中亚西亚甚至南欧出土的彩陶，他发现它们竟有共同之处。根据发现的彩陶年代测定，仰韶文化的彩陶年代应晚于巴比伦等地出土的彩陶，换句话说，仰韶文化应该晚于两河文化，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文化。那么仰韶文化会不会是受两河文化的影响呢？
安特生太兴奋了，兴奋得扔下了多少天多少夜都不离手的放大镜和彩色笔，推开了满桌满案的资料图片和彩陶陶器。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彩陶是顺着一条古远的“彩陶之路”，从西域乃至欧洲传到中国的，只要发现了彩陶文化的传播之路，就发现了“彩陶之路”，这可比“丝绸之路”整整早了四千多年！
安特生兴奋得几乎“摩拳擦掌”，他赶快研磨咖啡，他要再度兴奋。有时候科学的发现就是在兴奋中偶然升华的。
安特生勇敢地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沿着丝绸之路，似乎发现了更远古的“彩陶之路”。但科学并不是臆想，不是诗意的喷发，安特生决定沿着他推想的地点实际勘察，他要拿出让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信服的历史证据。
辛
安特生真执着。
为了考证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不顾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西北部兵荒马乱，一直跑到西北部的新疆、青海，紧接着他又来到甘肃。兰州黄河边一个小摊贩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这完全是他无意中的发现。这位地道的当地小贩身边有一个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当时安特生正蹲在这位卖小吃的小贩前端着碗品尝兰州小吃的风味，他顺着目光所及，差点儿惊得他把手中的碗摔在地上。安特生也学得“狡猾”了，尤其是和这些卖东西的商人打交道。他装出十分无聊十分自觉地要求看看那个又脏又旧的彩陶罐，那位摊主称之为“陶罐罐”。安特生接过来认真看了看，他立即断定，这是一件仰韶文化的珍品，彩陶罐底小口大，中腹圆润，橙红色的胎底上呈现出赭红、墨黑的水波纹，水波翻卷回转，波波相连，浑然一体，动感极强。阳光的余晖下，彩陶罐映出无与伦比的色彩，六千多年的风雨岁月，它居然保存得这么完整！这么俊美！这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作，这是一种人类早期创造发明的美，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文明代表。安特生激动得差点儿不能自抑，他不相信手中捧的这件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就这么轻易地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就被他得到了！难道真的是上帝的恩赐？他请这位小摊贩开个价。小摊贩鼓足了勇气开了一个“天价”，实际上就是一块钱。成交，毫无悬念地成交。这位小摊贩待这位“傻洋人”刚一离开，立即撤摊“逃跑”，他是怕“傻洋人”回过味来后悔再赖账。这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划算最有赚头的买卖，他会高兴得夜里被喜梦惊醒。这个彩陶罐现在就陈列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中最显眼的第一排陈列架上，它是世界仰韶文化的代表作，没有一个来东方博物馆参观的人不在它面前驻足欣赏，它真的太美了……
安特生也着着实实做了一桩天下最值最划算的生意，他花了一元钱不但买了件仰韶文化的珍品，而且还获悉一条重要得几乎无价的信息：他手中的这件彩陶罐出自甘肃临洮洮河流域一带，而且那地方像这样的“陶罐罐”多得很。安特生凭着一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职业敏感，顺藤摸瓜找到了马家窑。他在马家窑的发掘不但证明了仰韶文化的存在，而且又发现了比仰韶文化晚近千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山文化。这位“傻洋人”用钱买这些当时在当地不过是当尿盆、鸡食盆、狗食盆、猪食盆，甚至一点儿用项都没有，胡乱堆在院落墙角处的陶器，一传十，十传百，真有点儿像现在“鉴宝”活动中的群众纷纷举着自家的宝贝纷拥而至的情景。安特生真不愧是“傻洋人”，他连破彩陶器，甚至破彩陶片都收。当时老百姓拍手相庆，大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喜，财神不请自到。献彩陶器皿的人络绎不绝，安特生几乎没花什么代价就收购了足足有好几大车仰韶文化的彩陶，全都是国家文物，是珍品、极品，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
2011年夏末我去马家窑参观时，那个出土彩陶的断崖仿佛还保存着安特生去发掘时的情景，小路边庄稼地里似乎随处可见陶器碎片，只是在不远的路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马家窑遗址是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和村民们在树荫下聊天时方知，直到“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时，农民在平添整地和修大寨田时仍然发现了大批彩陶器皿，整个的，好的，老乡们就像捡了个破旧瓦盆似的随便做了用场，破的碎的没人要就随便扔掉了。当时有的人家要盖房圈围墙，就把从地里挖回来捡回来的彩陶罐罐盆盆摆在墙头上当围墙，村里有些孩子淘气用弹弓打碎了不少。
真让人可惜。那可都是文物啊，都是我们的祖先在六千年前的杰作，古老艺术的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
县里文物局的同志告诉我，现在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几乎没有真品了。唉，似乎这也是一条真理，当人人都不觉得是宝时，宝就在眼前；当人人都知道是宝时，绝无真宝再现了，淘来的只能是沙。
壬
安特生淘来的是金，是宝。
这位大个子北欧洋人堪称是中国通，但他只会说简单几句中国的河南话，后来学的中国话多了，但始终带着河南腔。不知他见到瑞典人是不是也是那一脸的甜笑，反正在中国无论见到什么人他都一脸的温柔恭让，如果见到说河南话的人，那真有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安特生1925年就回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说他是帝国主义文化特务，是帝国主义的文物强盗，坦率地说也不是一点儿风不起，一点儿尘不沾。
当年，也就是1924年12月，中瑞之间是有一纸协议的，这是19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来中国搞考古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唯一一份协议。其余的“洋鬼子”要么偷着来偷着走，要么明着来偷着走，否则干脆挂着羊头卖狗肉。政府似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但从一开始搞考古搞地质调查，安特生就与中国政府地质调查所签有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七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为什么这些珍贵的文物会丢失呢？我请教过几位专家，他们共同的意见是，1927年到1936年正是中国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究竟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极有可能的是它们没有得到妥当的保管，被损坏了，被遗失了，被随便处理了。这些珍贵文物的丢失是中国仰韶文化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也有可能被个别人私下占有了，从现在的证据看无任何凭证，最大的可能这批极其珍贵的仰韶文化的极品、珍品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安特生得知后，几乎痛不欲生，他几次想来中国找寻这些文化珍品，但终因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未能成行。
他晚年亦多次想来中国，但他背着文化特务和文物大盗的罪名，新中国不接纳他。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病危之时，常常望着窗外的东方，用河南方言自言自语，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让我们记住这个可爱又可敬的外国老头儿吧。他可能不像白求恩那么伟大，但他仍应像白求恩那样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让我们记住安特生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4）、《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女儿》（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西宁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史前遗址》（1947）等。
有机会去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定去东方博物馆看看，一进门你会发现，安特生正忠诚地守卫在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