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今，满北京城再也找不到一位进过王府、上过堂会、听过“赠戏”的爷了。
自从骆玉笙、侯宝林驾鹤西行，四大名旦中最后一位尚小云也早于1976年4月含恨而去，而四大须生挂头牌的马连良早在1966年12月就含冤屈死，至此就再也找不到一位进过王府，在王爷府中的堂会上练过玩意儿的名角了。
西风落叶之中让人有些踉跄。
晚清画师沈蓉圃曾画过一幅写生戏画像，题目叫《同光十三绝》，画的是清末十三位菊坛伶界的名角，都能唱得京城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跺脚一起叫。
徽班进京二百多年，从它在京城唱红时，就开始进皇宫，进王府，进颐和园，进会馆，那时候帝王将相谁家不闻戏琴声？再往后，三十七年民国时期，八届总统，没有哪一届总统、总理、部长、将军不好那一口的，没有哪一家没开过堂会。鼎盛时期，一场堂会能轰动大半个京城，能搅乱王公大臣，能“拿住”总统总理。一位前辈半是凄凉半是苦地说，三鼎甲那是什么做派，什么道场？那玩意儿真叫艺术，那艺术真叫绝活儿。一代伶界大王西行了，三鼎甲谢幕了，三位霸王爷都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武生、三大名丑、四大花脸，都随着一声凄婉的琴声、一句高亢的叫板、一道委婉的唱腔、一阵让人目晕的身段谢幕退场了，只留下那些近乎神话的传说，只留下那些近乎天音的唱段，只留下他们身后的凄凄凉凉。
深秋夜里，一阵料峭金风掠面，隐隐似有京胡之声传来，侧耳细听，京胡京韵，西皮慢板，“那秋风黄叶，那古道瘦马，那残阳落日，说不尽的皇城旧都……”迎风而立，怎不让人感慨万千？一任夜风吹散两行热泪。
皇家的堂会
四大徽班进京，用了三十年工夫，把横行京城的昆曲一举荡平。谁都没想到，平地里会冒出个傻傻的俊小子。京戏真地道也真霸道。它拿下京城的戏台，首先征服了满人、旗人，没用五十年，旗人见面行礼竟然都是纯味儿的京调京韵的京剧道白，王爷、贝勒爷、将军、巡抚、前三品的大员，不少都是红出名的票友，拜师学戏，听戏听角儿已成时尚。上档次、上品位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不会几段名戏的，就连跑堂的、跟班的、抬轿的、当兵的、领差的、干活儿的，忙了闲了都会情不自禁抖两口儿，有的还唱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有派有味的。就连老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也有句行中的规矩，叫“一二三四”：会读一段文章，会唱两句二黄，会喝三杯小酒，会打四圈麻牌。可见京戏的厉害。
说某日，程长庚去澡堂子里泡澡，热水池蒸得朦朦胧胧，谁也看不见谁，猛然间听得一声道白：“大夫哇！”嘴里还打着板，拉着过门儿的弦，叫板以后紧跟着就是一段清唱：“劝大夫放开怀且自饮酒，些须事又何必这等担忧？”赢来一片喝彩声，水雾弥漫中仿佛一位苍头老者道：“唱得入味，这难道是程长庚程老板？这厢有礼了！”程长庚何许人物？梨园著名老生，三鼎甲之首，同光十三绝之一，后收马连良为徒。程长庚大吃一惊，心中怦然一动，自己明明未曾开口，为何仿佛刚刚张口应唱？后来才搞明白，竟然是九贝勒爷在学唱《借东风》。王爷、贝勒爷中的票友都好生了得，遑论其他？
京戏堂而皇之地进了皇宫。
皇帝好这一口，但皇帝决不能到戏园子里去看戏，这就有了在紫禁城、避暑山庄和颐和园建戏楼，也便有了赫赫有名的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以及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楼。有机会，一定得去走走，站在宁寿宫的畅音阁前，伫立在颐和园的德和园前，你静静地、细细地、悄悄地听，渐渐地弦丝管乐之声悠然而起。那可是皇家的堂会，想当年没有正三品的顶戴花翎是享不了那个福的。
乾隆、嘉庆、道光都喜欢戏曲，但比不上后来人咸丰。咸丰是热衷近乎痴迷，深爱近乎沉醉，堪称帝王中的戏迷。咸丰皇帝有戏瘾，是地道的内行，很可能是位登台就能唱戏的高票。
咸丰皇帝是清入关以来十一位皇帝中最节俭的，吃饭可以从简，仪仗可以从旧，甚至龙袍都可以缝补，但菊坛梨园之事不能有丝毫含糊。行头、场面、派场一点儿都不能差，更不能错。
咸丰爱戏是真爱，爱到骨头里，爱在心尖上。从圆明园的同乐园唱到宁寿宫的畅音阁，让鬼子们撵到热河，在承德避暑山庄只有听戏才能忘了天下的烦事。据晚清政论家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载：在热河，咸丰帝无所排解，除去围猎，唯有观戏。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唱戏，乐不思蜀，沉迷其中。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咸丰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午刚看过彩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
咸丰戏瘾大，而且是行家。咸丰开的皇家堂会只招待皇家自己人，皇后、嫔妃、贵人常簇拥着咸丰皇帝看戏。咸丰的堂会不容外人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保密”。咸丰戏瘾上来了，难免要清唱一段。一位太监曾流传下来这样的话，说咸丰皇帝不止一次站在九龙口上，打着云板，敲着单皮鼓，指挥着场面。九龙口，伶界有说法。京剧的乐队俗称场面，坐在上场门一侧的台口。九龙口正指的是这台口。这地方为何敢称九龙口？传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喜打鼓，打的是羯鼓，也真下过功夫，曾经因练打羯鼓打坏的鼓槌就堆放了三四大竹筐。唐明皇就坐在这台口上打鼓，这台口从此就称九龙口。咸丰的鼓也打得地道专业，在京剧场面中，打鼓的是整个乐队的指挥，足见其功夫。说个秘密，咸丰皇帝戏瘾上来了，还要扮唱，粉墨登场，专唱清口老生。咸丰皇帝开堂会不让外人参加，就是怕损了帝威。
夫唱妇随。当年兰儿入选秀女，又晋封为兰贵人，其中有一条就是她对音乐、戏曲有一种天生的聪慧和灵通，为了博得咸丰的喜爱，慈禧当年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她不但是戏迷，有戏瘾，而且是戏精、戏通。慈禧当权以后，立即在颐和园修了一座比故宫畅音阁还恢宏的德和园大戏楼。五十大寿时，慈禧又花了十一万两白银购置了全套的戏装行头和道具，可谓空前绝后。单凭这一点，足见慈禧对京戏痴迷到何种程度。
老佛爷的堂会就开在颐和园。
老佛爷开堂会的风格和咸丰截然不同。咸丰虽然身为皇帝，开个堂会听个戏还藏着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自欺欺人。而慈禧开堂会听戏，摆的是谱儿，扬的是威，要的是派。能去颐和园陪戏，领到“赠戏”“赏戏”的不容易，那是一种和慈禧走得近，受宠又得势的标志。那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莫大的鼓励、莫大的鞭策、莫大的激励。
据说在颐和园德和园看戏时，去陪戏的大臣们不是坐在官椅上听戏，而是跪在戏楼下陪着老佛爷听戏。跪多久，那要瞧老佛爷的戏瘾过足了没有，无论是夏日炎炎、酷暑逼人，还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虽然老佛爷有旨，累了就回厢房休息，但大家都心甘情愿陪老佛爷听戏。当然大臣们也有大臣们的高招儿。他们为了跪得舒服，跪得自在，就要拉拢大太监。给太监花了银子，办了事，太监会把大臣们照顾得舒舒服服、妥妥帖帖，送茶、水果、烟、点心，跪的软垫上铺的垫的，摆放的位置高低恰到好处。太监伺候人的本事和戏台上名角唱戏的本领一样大，他们会适时把你搀出来，理由冠冕堂皇：有急报官文。然后搀着你在园子里走走，遛遛腿儿，或者把大烟具摆好，让你久旱得雨。当然，太监伺候你无微不至，你的银子伺候太监也要无所不至。据文献记载，曾有一名大臣陪慈禧老佛爷看了三天戏，光银子就花了一万八千两，成为当时的一条新闻。
皇家的堂会不好去。但老佛爷的堂会又都挤着、嚷着、削尖脑袋想去，非去不行。
除了邀宠，大臣、亲王、郡王爷们都摸清了堂会的规律。开戏前先议政，看或听戏时说角儿说戏，散戏后议朝。老佛爷看完戏，正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办事效率奇高，真正达到耳听、眼看、手批，在金銮殿十天半月压着的折子，戏后须臾就在颐和园办妥了。你参加不了皇家的堂会，你就享受不上这个待遇，该办、急办、非办不可的事就可能一拖再拖，拖疲、拖坏、拖死。老佛爷的堂会讲的是政治，常常谈戏谈到当朝当事，谈角儿谈到亲王大臣，谈戏文谈到哪位的奏折，谈打鼓谈到谁的办事章法，那可都是“戏后吐真言”！老佛爷亦戏中人。
老佛爷开堂会，点的都是名角，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卢胜奎等，名角的名单都是老佛爷钦点的。老佛爷尤其喜欢谭鑫培的戏。谭鑫培乃程长庚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独创谭派唱法，自成一家，一百多年不变。谭派唱腔讲究低回细腻，甜美滋润，抑扬顿挫，响遏行云；讲究余音袅袅，人去其音犹在，有绕梁三日之美。
慈禧爱听谭老板的戏，爱谭腔，谭鑫培台口一声唱，能唱得老佛爷满心舒畅。多少烦心事，多少累不完，都在一声谭唱中化为乌有，烟消云散。老佛爷亲赐谭鑫培黄马褂，可以自由出入大内。满朝文武，亲郡王爷贝勒公侯，有哪一位有如此待遇？光绪三十三年，谭鑫培的小女儿出嫁，谁都没想到慈禧太后愣赏一个精致的妆奁，这种政治待遇，这种规格的赏赐，细数满朝官员也少。谭老板唱得好，扮得好，功夫更好！
但皇家的堂会也有难唱处。
皇家的堂会非名角不行。慈禧当年钦点《玉堂春》，亲点陈德霖扮苏三。陈老板扮苏三是梨园一绝，伶界谓之无与伦比。老佛爷懂戏，听得微微颔首，轻轻打点，面带微笑，津津有味。
苏三有段唱腔：“来至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有一比……”陈德霖唱到此突然一个激灵，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下面的唱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这还了得？几乎犯大忌大讳。慈禧老佛爷属羊，乙未年生人，她一生最忌讳“羊”字，连御膳房做羊肉也得改名“福肉”。但戏文不等人，鼓敲着，板打着，胡响着，陈德霖不愧名角，戏到嘴边改唱“苏三此去好有一比，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据说陈老板卸装时，小衣全部湿透，如水洗一般，坐在椅子上几乎瘫软。陈德霖后怕，讳字一出，去名杀头，罪莫大焉。正在其时，太监传旨，老佛爷有赏！陈德霖站都站不起来了，两行热泪不涌自出……
大洋垒起的堂会
晚清到民国初年，在北京城，有权没权，有势没势，红不红，紫不紫，入不入流，有没有派，就看你开得起开不起堂会，开什么样的堂会，能请来什么名角。
给你晒晒那时候的账单子：
光绪甲午年，在京城办个堂会，请动像谭鑫培这样的角儿，要花白银三百两。那年代谭鑫培名气刚响，价码不高，戏份儿为三十两白银，其他赏钱另计。到光绪庚子年后，谭鑫培已有谭大王之称，戏份儿的价码已经涨至五十至一百两，没有一百五十两的白银不敢请谭大王。到宣统年间，但凡请谭大王，三百两白银是须备下的。那时候三百两白银能买十个丫鬟，前门外大栅栏后的铺子能置一座。
到了民国，还以谭鑫培为例，堂会的戏份儿已涨到五百到六百大洋。民国一位财长兼银行行长请谭大王唱《武家坡》，一次托出八百大洋。不是大洋垒起的堂会，就是黄金码起的戏台。有时候你办堂会，这些名角还要事先派人去看场地，看戏台，看环境，看东家。老北京话儿，先是你挑角儿，后是角儿挑你。
到了民国时期，上至总统，下至部长；上至议长，下至议员；上至银行金融家，下至买办大商家；上至总司令，下至师团长，几乎无人不爱京戏，票友比比皆是。当时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开完总统会，装扮唱大戏，不用请名角，个个能上戏。历史推出梅兰芳，大红大紫；杨小楼，声名远赫，威震梨园；余叔岩，独创流派，别具一格。此三人堂会价码皆逾千元大洋。那时期北大著名教授***一个月关饷三百五十块“袁大头”，还不能保证按时兑现发洋；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管理员，一个月关饷八块大洋。如果把这三位威震京城的名角都请到，北京人称之为“三大件齐活”，那就要轰动京城了，赏钱、饭钱、礼钱，各种花销盘点下来，没有一万大洋办不成这个堂会。
1918年，北京皇城根下的四合院，天棚浴缸石榴树，高墙灰瓦大开间的那种院子要四百大洋一座；现在二环以内的这种独门独院的四合院，大概要一个亿至一亿五。开办一次“三大件齐活”的堂会，就可以买二十多座那样的小四合院，折合人民币为二十多亿元。谁听说过花二十多亿元人民币听一晚上戏的？
清末办堂会之最者，要数恭亲王奕。奕每到生日，必办堂会，那气势，那排场，那请的名角，端得了不得！寻遍京城不见第二。
首先恭亲王的宅子就没法比，始建者为乾隆权臣大贪官和珅，和珅被查办以后是庆亲王，然后就是恭亲王。恭王府中的大戏台就是恭亲王奕修建的。奕最热衷办堂会，逢年过节，过生日、贺喜庆、办满月，只要沾上碰上靠上挨上，就大张旗鼓地办堂会，过一段日子不过过戏瘾就觉得如芒在背，吃喝不香，像打秋的黄瓜，连办国事朝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