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整个五四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打倒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将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全面引入到中国新文学的创建目标中。随后便有许多新文学青年开始了白话文学的探索和尝试，他们虽然在文体形式上还显出幼稚粗糙的一面，但在文学精神的表达和创建中，无一例外地把西方启蒙主义中宣传的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作品的中心主题，从个性解放入手，剖析传统礼教和专制主义给民众带来的人生痛苦。早期文学研究会作家从社会问题入手，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揭示旧文化、旧传统吃人的本质。叶绍均的《一生》描写了一个小女孩不幸的人生遭遇，揭示了童养媳制度的残酷与非人性本质；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封建家长思想陈腐，将青年关在家中不准他们接受新思想影响，暴露了中国家长专制给青年带来的精神痛苦；王统照《湖畔儿语》讲述了一个下层贫民极其贫困悲惨的人生故事。作家们以人道主义者特有的悲悯情怀，对中国社会的苦难和不幸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体现了五四文学人文主义的精神本质。创造社作家则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痛陈礼教传统给中国青年造成的人生痛苦，将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与封建文化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五四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首先得益于周氏兄弟的大力倡导。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年留学日本，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外出求学之路，最终“盗得”异域的火种，确立了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猛烈爆发。鲁迅自加盟《新青年》之后，便以文艺为武器，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杂文，对封建礼教文明展开猛烈攻击。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封建历史就是家族制度吃人的历史，不仅统治者吃人，下层百姓也相互吃人，甚至亲人之间也相互吃人，“而我身处其间，也未必没有吃我妹子的一片肉”，作者借狂人的自我反思，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悲愤呐喊，表达了启蒙主义者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鲁迅随后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深深地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孔乙己的不幸结局，闰土的贫困人生，阿Q的自我麻醉，祥林嫂的恪守妇道，正是中国礼教文明制造的血淋淋的人生悲剧。鲁迅在杂文创作中，不断剖析造成中国民众苦难的文化根源，指出儒教礼教正是难逃其咎的罪魁祸首，封建统治者运用礼教这一特殊的毒刺，毒害和麻醉下层百姓，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统治者人肉宴席上的美食。鲁迅对封建文化的强烈否定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验与感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从“旧营垒”中走过来的人，他的生活历程使他得以在历史转型期较早地呼吸到现代文明的空气，并体验到东方文化专制主义令人窒息的精神痛苦，从而把人道主义作为精神解放的一面大旗，自始至终坚守在人文主义的阵地上，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领袖。
周作人是五四文学的另一位先驱者。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对西方文学的广泛涉猎，使他对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不仅是最早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同时也是新文学革命的理论创建者。文学革命期间，他先后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文章，阐释新文学建设的人道主义内涵和以人为本的平民主义精神。周作人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以表现人情、人性为中心的文学理念，批判和清算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文学观人道主义的缺失，主张描写普通的人生，表现真情实感，尤其要关注女性的不幸命运。周作人的文学主张明显源自西方启蒙主义，接受了近现代写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他的文学主张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研究会的青年作家和其后的乡土文学作家，使他们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描写普通人生、关注下层民众的文学之路，周作人对人文主义理念的倡导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上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道路的重要路标。
新月社作家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推进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青年有着西方留学的特殊背景，对近现代西方文明有着强烈的认知并接受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他们提倡科学理性意识和自由主义文化理念，将科学主义视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在提出文学改良主张不久，胡适便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同人们产生分歧，胡适希望中国青年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人文主义精神，“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以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创办《国学季刊》，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清理，不仅对《红楼梦》研究有了新的拓展，还写出《白话文学史》，肯定白话是“活的语言”，对守旧派陈腐僵化的文化观进行了具体有力的反驳。新月社成立后，梁实秋、徐志摩等人更多地从人文主义立场阐释新文化运动的建构目标，主张通过新文学传播人文主义的精神理念。梁实秋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只有通过弘扬这一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才能给古老的东方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新月社作家一方面从理论上提倡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在文化活动中努力表达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对人性美的赞颂。新月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歌唱纯洁无瑕的爱情，表达对性灵美的渴求，《我有一个恋爱》《雪花的快乐》等作品以清新单纯的诗句表达了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也表达了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和渴望。与新月诗人有着共同文学追求的还包括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作品的凌叔华、废名等早期“京派作家”，他们在创作中更多地描写儿童的天真无瑕，描写乡村生活的宁静优美，表现人性的真、善、美，体现出质朴清新的抒情文风。他们的文学风貌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学强调艺术形式与人文精神的相互交融，表现人情美、人性美便成为艺术创作的生命与灵魂。
由此可见，五四文学对人文主义的弘扬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通过现实真相的描写，表现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对个性解放的歌唱和赞美，表达对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精神的弘扬。绝大多数作家在反思历史时，都将西方工业文明作为文化参照，来反照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与残酷。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中，则将这一历史批判的主题进一步延伸，在描写中国民众苦难生活的现实境遇时，暴露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缺失，从而促成人们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刻认识，表现出明确的否定意识；在表现现代性的文学主题中，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选择了对个性解放的认知和肯定，他们对青年男女自由婚恋给予了热情的赞扬，鼓励他们大胆走出家长包办的传统婚姻囚笼，更多的作家则表现了新青年在追求个性解放道路上遭遇的挫折和打击，显示了20世纪初期人文主义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冲撞给中国青年留下的心理创痛。
二、传统文化与人文主义的冲撞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显现出极大的阻遏力，这种阻遏源于农业文明深厚土壤呈现出的历史惯性，传统文化的承袭者与守护者在东西方文明的冲撞中以文化保守主义特有的非理性方式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科学意识和人文主义理念，造成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不得不以激进的方式完成这一文化转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阻遏也是历史发展机遇不平衡造成的文明错位，西方现代性以一种强势侵入发展滞缓的东方农业文明中，必然招致其误解和抵抗，形成激烈冲撞，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以退守的姿态逐步与之融合，形成民族性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文学风貌。
（一）“国粹派”与新文学阵营的论争
“国粹派”的主要成员包括刘师培、林纾、黄侃、辜鸿铭等，他们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受到晚清维新派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林纾曾经以翻译西方小说而赢得中国青年的赞誉，辜鸿铭还有过接受西学的留学背景。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颠覆让他们极为震惊，他们随后在北大创办《国故》月刊，以“弘扬国粹”为口号，与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阵营公开对抗。1917年1月，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建议，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通过建设白话新文学推进中国文化的全面革新。林纾率先予以反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载《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当钱弦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合演“双簧戏”，对守旧派进行全面攻击时，林纾更是怒不可遏，他先是创作文言小说《荆生》林纾《荆生》，载《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影射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大逆不道，遭到伟丈夫的痛打，随后又发表《致蔡鹤卿书》，指责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覆孔孟，铲伦常”，其行为“与禽兽无异”林纾《致蔡鹤卿书》，载安福俱乐部《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以林纾为代表的国粹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无疑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冲击时表现出的自卫本能，他们坚信礼教是文明的核心，儒家文化以德治人更是人类文明的至善之境，因而以固守传统的方式与新文化运动对抗。
新文化阵营对国粹派的反击显示出新青年的热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宣言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表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便是清除封建文化，创建合乎人性的现代文明。1918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对传统文学中的糟粕进行全面清算，全面创造民族新文学。当林纾公开反对新文学，并以文言小说进行影射攻击时，陈独秀针锋相对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驳斥国粹派对《新青年》的指责和污蔑，并表明了新青年誓与封建文化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若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也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陈独秀深知新青年与国粹派的分歧并非意气之争，而是新旧文化观念的较量，守旧派捍卫的所谓“国粹”，是儒家倡导的礼教文明，其核心是压抑人性，宣扬等级理念的专制文化，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所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西方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交融的产物，在与专制主义的冲撞中，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而占据文明的制高点，新文化运动吸引了许多新青年的参与，正是人文主义精神所显现的巨大力量。
新文化运动立足于民族新文化建设，并从新文学入手，展开实际的探索和创造。胡适最早尝试白话诗写作，带动了新文学的语言革命，他在提倡白话写作的同时，还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是从“文学的国语”到“国语的文学”，并详细列举了新文学写作的具体方法，被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周作人连续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提倡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创造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全面彰显了文学革命的本质。
（二）“学衡派”与新文学阵营的论争
1922年1月，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他们有着欧美留学经历，是一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思想保守，认为东方文明远胜于西方文明，因而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颇有异见，决心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学衡杂志简章》，载《学衡》1922年1月创刊号。，以达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标。在创刊号上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即批评新青年“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学问家乃政客也”，并贬低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和文艺创作，胡先骕还发表《评尝试集》，认为胡适的白话诗“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学衡派知识分子自诩“学贯中西”，“立场公允”，其实对西方现代文明一知半解，拒斥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因而被儒家文化繁荣的表象所蒙蔽，无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势必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者发生激烈的碰撞。
新青年阵营以《晨报副刊》《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等阵地，对学衡派的观点进行反驳，由此与守旧派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沈雁冰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驳学衡派批评指责新文学的论调，斥责学衡派的言论是新文学的“反动”沈雁冰《评梅光迪之所评》，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2月21日第29期。；周作人也发表《思想界的倾向》，批评学衡派的复古倾向；与梅光迪同过学的胡适也回击了胡先骕对《尝试集》的攻击，认为“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正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胡适《尝试集》第4版自序，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对《学衡派》批评最尖锐的当是鲁迅，他在《估学衡》一文中说：“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能自相矛盾倒不失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为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鲁迅《估学衡》，载《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
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并不因新文学者的批评而改变，《学衡》杂志1933年7月停刊，共计出版79期，其坚持学术立场的态度亦得到了学界的肯定。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学衡派立足于中学，试图“弘扬国粹”以传承中国的固有文化，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立场，但另一方面，学衡派知识分子又缺少人文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对西方启蒙主义文化较为隔膜，他们以二元对立思维来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不到个性解放、思想启蒙对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有着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
（三）“甲寅派”对新文化运动的阻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