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社会变革是民族主义思潮推动的直接后果，政治革命虽然改变了政体形式，但并未真正给民族带来新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再接再厉，迅速掀起新文化运动，希望借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进一步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新青年把矛头直指“孔家店”，认为儒家的礼教传统是造成国民精神愚昧麻木的祸根，只有铲除“孔孟之道”才能激活中华文化的新生命。他们激进叛逆的文学革命主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是文学革命转向成为复兴民族文化的一种策略。因此，绝大多数参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内心都涌动着民族主义的激情，他们希望通过新文学建设，完成民族文化的重建，达到民族新生、国家强盛的目标。陈独秀、李大钊在苏联革命影响下迅速转向政治革命，正是他们民族主义理想的直接表露。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与鲁迅文学革命的方向看似有所区别，其实殊途同归，文化建设与文学建设都是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后来执著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为后世高度赞赏，胡适被公认是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学术大师，鲁迅则获得“民族魂”的崇高赞誉。五四作家内心潜藏着深厚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参与新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抱定为人生的宗旨，他们的问题小说意在暴露社会的弊端和悲苦，激发人们改革现实和改造人生的勇气。创造社作家满腔激情地参与文学活动，希望借艺术的力量打破封建文化的沉重枷锁。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将新青年的反抗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叛逆反抗与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民族主义的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毁灭”是为了“创造”，“死亡”之后便是“新生”。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主人公历经精神煎熬投海自杀时，满腔悲愤地喊道：“祖国啊，你为什么不强大起来？”这也是作家在特定时代内心民族意识觉醒后的真挚流露。新月诗人闻一多在他的大量诗作中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太阳吟》抒写流浪异乡的学子对故土的思恋，《洗衣歌》表现下层华人在异邦遭受的欺凌，《忆菊》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褒扬，都与诗人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盼望民族复兴，期待民族解放的文学主题与民族文化变革的时代潮流相互促动，民族主义的政治吁求自然地融入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构成五四文学鲜明的民族性色彩。
（二）抗战文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但它却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渗透着民族意识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当我们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向时，就会发现其中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因。五四文学的文化启蒙是要解放民族精神，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迫在眉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更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激情，他们义无反顾地参与民族救亡运动，也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表达了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民族主义主题。启蒙与救亡便如此自然地融入民族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这一时期被骤然放大。
对抗战文学的主题研究，大致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正面描写中华民族抗战斗争的艰苦历程，表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侵略的民族意志和顽强斗争、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这一主题早在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中就表现出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最早写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生活，萧红的《生死场》写出了东北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在“国防文学”的倡导下，抗战斗争的主题越来越流行。抗战爆发后，宣传民族救亡和全民抗战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小型话剧、朗诵诗歌、弹词评书等通俗文艺形式十分活跃，报告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更充当了文学轻骑兵，不仅即时报道前线的最新战况，而且还融入作者的主观感情，渲染了反抗强敌的救亡情怀。这一主题随着抗战斗争的延续不断深化，在上世纪4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正面描写抗战斗争和流亡生活的中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巴金的《火》（1943—1944），艾芜的《丰饶的原野》（1945），老舍的《火葬》（1944）、《四世同堂》（1944—1948），姚雪垠的《长夜》（1947）等，这些作品因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渗透而更具历史的深厚感。其中以老舍的《四世同堂》最有影响，小说描写北平沦陷区一个小胡同的十多户平民的生活，他们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受到压迫蹂躏的精神痛苦以及觉醒后的反抗，表现了北平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抗战文学的另一个主题侧重于对民族战争带来的现实苦难和复杂政治斗争的描写。艾青在他流浪期间创作的“北方组诗”，对北方人民灾难深重的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郭沫若的系列历史剧把抗敌御侮与反抗专制的主题合而为一，表现了政治冲突对民族抗战造成的巨大冲击。巴金创作的《寒夜》（1946）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力作，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悲剧，道尽了普通民众在抗战中遭受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文化（蒙昧）多重重压下生命的痛苦感受；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1948）对蒋纯祖的流浪生活与民族解放精神追求的双重痛苦给予了生动的描绘，民族解放的历史主题在抗战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显得异常沉重。
必须指出的是，抗战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虽与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没有直接关联，但黄震遐等人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也在3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40年代“战国策派”的文学理论与“六一派”成员的文学主张有着共同之处：一是明确的政治动机，一是鲜明的理论色彩。
（三）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从政治视角审视的泛概念，这里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地文学。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就根据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界定了文学的政治内涵，确定了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周扬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全部实践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3页。，给其后的文学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内地文学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学模式，“大”指结构宏大，绝大多数作家都试图以史诗方式表现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的必然性，从而完成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建构；“一”指主题的单一性，经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多次洗礼，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确立了革命斗争的主题；“统”指文学生产方式主要通过规定的任务、规定的写作范式、规定的文学刊物得以完成，作家很少能在作品中传达个人的情绪和感受。可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就是促成了文化革命朝着政治革命转型。然而民族解放的主题在新时代政治革命的宏大语境中并未消失，仔细分析，仍然可以看出政治泛化后的中国文学依然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隐含着民族解放的重大命题，共产主义革命的主题与反抗旧时代旧制度的要求密切结合在一起，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与民族解放的呼喊始终一脉相承，作家的创作也自觉地融入这一历史变革中，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亦是为了表达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歧视压迫的民族反抗精神。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一类题材是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对国民党政治的否定蕴涵着“反帝反封建”主题，描写土地革命必然表现作品中的主角（广大农民）翻身做主的自豪感，抗日斗争题材则充满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梁斌的话语叙事便表现出这一民族主义的政治寓意：从描写农民阶级觉醒后对地主阶级的反抗（《红旗谱》）到转向抗日斗争的叙述（《播火记》《烽烟图》）构成历史叙事与政治建构的双重融合，对侵略者的反抗与对剥削者的斗争主题被搁置在同一个话语层面上，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内驱力。在描写“抗美援朝”的战争题材作品中，“打倒美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主题再度流行，民族主义的话语得到更为强烈的表露。
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革命的喧嚣声浪远远大于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主题，描写现实改革的作品更多的是突出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民族主义呈现出内隐的倾向。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必须看到意识形态冲突中所潜伏的民族主义因素，不同的作品其民族性主题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需具体审视，仔细甄别。
三、民族文学：审美层面的民族性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学更是将东方特有的民族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内在精神看，中国文学自古就形成了关注社会，体验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与文学形式的交融中形成中国文学特有的审美品质。孔子编撰《诗经》时，便主张“诗言志”，强调文学书写内心情绪情感的本体意义，孔子认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诗歌的内在品格，强调“温柔敦厚”的抒情文风，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将早期的文学经验理论化，提出“神”、“气”、“风”、“骨”等文学理念，“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359页。，突出作家的精神体验，强调文学内在神韵的建设和表达，对文学抒情写意的诗性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是魏晋的田园诗人，还是唐宋的婉约名家，都把内敛和含蓄视为文学的根本。与此相关的文学形式，从诗歌散文到曲艺和小说，几乎都自觉融入含蓄、凝练、简约的审美追求中，注重文学的意境创造，注重语言的精细运用，字斟句酌与凝神冥思的创作方式创造了大量文学艺术的经典文本。
20世纪中国文学虽然在新文学运动中以一种叛逆的方式“宣告了”古典文学的终结，给以文言文为文本形式的传统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但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看出，新文学作家绝非要毁灭过去、割裂传统，他们要打倒的只是传统中的反动因素，清算和否定的也是旧文学中的糟粕和垃圾。沈雁冰批评鸳鸯蝴蝶派作家“向壁虚构”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11月10日第13卷第7期。，鲁迅坚决反对封建旧文学中的“瞒”和“骗”，创造社作家所倡导的真率抒情也是为了反对旧文学中“扭捏作态”的虚伪文风。他们对传统文学形式采取了扬弃的方式，抛弃生涩诘屈的文言文，倡导流畅简明的白话文，在文学实践中主张描写真实的生活，抒写真切的感受，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与传统文学追求自由真率的文学风骨自然融合，构成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内涵。
现代作家从文化启蒙的立场审视民族文化的历史存在，以人文主义的眼光描述中国国民的生存现状，重视对民族传统的审美体验，在创作中生动地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多元形态和民俗生活风情，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时也展现了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了文学民族性的审美内涵。20年代的乡土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民族性风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王任叔、许钦文、蹇先艾、黎锦明等作家所讲述的人生故事具有中国农村特有的地域文化场景，农民所承受的痛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的贫困，还有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的多重制约。读者从文学作品中既能感受到农民苦难的现实，又能体验到中国农村民俗文化的多元风貌，乡土文学因民族性内涵而具有特殊的审美品质。老舍虽然受到英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但他对民族传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北京的地方风貌和民俗风情，从市井小巷到酒肆茶楼，从衣着方式到心理神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通俗流畅的白话语言中蕴涵着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洞察与独特感悟，在文化批判中体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沈从文则独辟蹊径，他描写湘西山区的民间生活，描写船工山民简朴宁静的生活，表现他们自足平和的人生态度，创造出一个极具民族文化风情的“边城世界”。在这里，长辈和蔼慈祥，青年勤劳勇敢，人与人之间热诚互助，体现出传统文化浸润下纯厚古朴的人情美、人性美。沈从文在讲述“边城”故事时还着力描绘湘西小镇的民俗风情，渲染出边城小镇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作品因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和民族文化风情而独具魅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建设的代表性作家，其美学风格在8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中得以延续，并对寻根文学作家钟阿城、贾平凹等人的创作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