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我经历了八年抗战，过敌人封锁线，轰炸、炮火袭击、灾荒……都有经历，生活积累太丰富了，我所写到的地方，都是我去过的，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凡用真名真姓的，都必定是我见过的或认识的，我的感受不能不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我在沦陷区待过，在大后方待过，从1944年就同地下党有联系，对沦陷区、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都比较了解，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过的。我写了一百多个人物，各有各的样子，是有生活的，不是胡编乱造。
中华读书报：现在看《战争和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
王火：主要是它的独特。抗日战争写的人不少了，从史的角度讲，抗战的确是老题材，从文学讲，只要你塑造的人物是新的，主题又是深邃而新鲜的，写的生活和故事是新的，那么，没有老一套的感觉就很自然了。不少人读了这书都说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写作时就考虑到青年人阅读的问题。我希望让青年了解那段中国的历史。现在很多电视剧乱七八糟，演抗战时期的剧情时经常挂一张蒋介石穿总统服的照片。蒋介石当总统是在1948年，抗战时期他还是委员长，怎么可能穿总统服？
中华读书报：《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荒煤对于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战争和人》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当年公布时是《战争和人》排在第一位，但是现在打开网页，查看历届茅奖，《战争和人》排在最后，第一名是《白鹿原》。
王火：当时所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战争和人》排在第一，我曾经代表获奖作家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丛书中夹有书签，签上《战争和人》排在第二。我曾经去信询问，后来书签上的排名改过来了。现在网上的排名根据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一届由于五年没有评选，评选的过程很长，评了两年，没有结果。向来实名制的茅奖，到了第四届开始不具名，原因是“有争论”。第四届茅奖作品中，参加评选的抗日战争作品有三部，一部是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这部六七百万字的作品出版后在人民大会堂开过几次讨论会；一部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有三百多万字；另一部就是《战争与人》，一百七十万字。我一看这个局面，就想：评茅奖可能没有我的份儿了。直到报纸上刊登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消息，我才知道《战争和人》获奖了。我想如果不是无记名投票，我是评不上的。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这么说？作品获奖后好评如潮，是否也有不同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些意见？
王火：具名评选，肯定会碍于情面。作品出版后，截至目前，只有二外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发表文章，认为《战争和人》语言有不足。当时人们说话就是那样子的，如果改成现在人说话的方式，就不真实了。我曾经想过，如果有精力的话，把三本书变成一本会更好，这书太长了，大家的生活节奏很快，确实没时间看完，给读者阅读造成了负担；二是定价有些贵了，对于一般人来讲不见得都能接受。有个教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他的学生，学生发牢骚说：“我想写一篇论文，写这么厚的书，是作者的错还是读者的错？我这么忙，还写这么厚的书给我看！”他的话有道理，也不全对。
书有长有短。作为作家来讲，写得长没什么错，所以肯定不是作者的错；我作为读者，看《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再长也觉得没看够。有的题材适合写长的，就只能写长的。
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您和马识途获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颁发的首届东方文豪奖终身成就奖，您怎么看待这个奖？
王火：评奖有时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称谓不敢当，怪吓人。但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干了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把中国作协会员好的作品，寄到美国后，要进行分类，再送到名校图书馆。这件事过去没人做过，是功德无量的事。他们还有“中国作家之家”的房子，请过不少作家去那里。
中华读书报：都在四川，您和马识途等老朋友常聚吗？
王火：我很敬佩马识途，一百岁的老人，从早到晚在奋斗，不断出版新作，把书法义卖掉，把钱捐给上大学的贫困生，精神可佩。2013年马识途过生日，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小聚。聚会结束大家告别的时候，他站在车门口大声说：“我明年再来吃啊！”几个好朋友都笑了。2014年，马识途一百岁，我们像去年一样聚了一聚，我们不吃公款，是AA制。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9日，记者舒晋瑜)
《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
出版对话著名成都作家王火
今年，著名成都作家王火步入了人生的第九十个春秋。回顾酸甜苦辣的九十年人生，王火特意将从前发表在报纸、杂志等刊物上的纪实文章加以整理和补充，首次结集出版成《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全书上下两卷共十辑，涉写人物一百左右，不仅是王火亲历亲闻的记录，也是我国现当代史的生动写照。为了解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和背后的故事，记者特意前往王火家中，对王火进行了面对面专访。
采访故事难忘独家专访胡适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火就曾采写过南京大屠杀审判日本战犯及汉奸，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局的特写通讯，还采访过胡适、于右任等多位名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多家重要报纸、杂志、出版社历任要职，并开始了更多的文学创作，其茅盾文学奖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游击队长——节振国》等代表作家喻户晓……
“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重庆复员回到了上海、南京一带……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1947年是三年级，1948年夏毕业)，但带有实习性质地兼着三家报刊(上海《现实》杂志、重庆《时事新报》、台湾《新生报》)记者……这样，我用‘王公亮’为笔名的记者名片上就有了三个头衔……采访胡适博士，就是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先生之邀，也应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进行的。”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的第四辑“春秋钩沉”中，收录了《记忆中的胡适》一文，王火在文中有着这样的记述。
王火笑着告诉记者，在他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胡适是他非常难忘也非常骄傲的一段经历，因为当年尚未毕业的他，竟成了当时唯一一位采访到胡适的记者。“胡适一贯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那时是1948年春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举办的‘伪国大’开会期间，我问了他对这次‘国大’的看法、对蒋介石的看法等，最关键的是他对副总统竞选的态度，社会上有传言称胡适要竞选副总统，甚至成为总统候选人。胡适告诉我，他绝不会参加副总统竞选，非常坚定地回应了社会上的流言，所以这句话被我做成了副标题。”王火说，他至今都还记得，胡适平易近人，谦逊和爱，很有学者风范，说话风趣幽默又不失真诚。
此外，采访于右任也是王火难忘的经历。“抗战前我就曾随父亲多次到于右任家做客，时隔九年，1946年，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次登门，可能因为过去的关系，年近七旬的于右任对我特别亲切慈祥，采访很顺利，还送了六首诗词给我，让我非常兴奋。”
写作经历《战争和人》几经波折
漫漫九十载岁月中，王火创作出佳作美文无数，至今笔耕不辍。说到王火的著作，首先便是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在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第六辑的《苦辣酸甜一部书——记〈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创作》一文中，王火开篇便这样写道：“在我是一件付出极大艰辛和许多精力的事，是一件曾使我最倒霉最无奈的事，也是一件使我最后获得了一些光彩和成就的事，这样的事自然使我难以忘怀，因此决定写一写这段经历。”
王火向记者回忆说：“我当时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抗战八年中我积累了很多素材，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就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作，分成三个部分，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从西安事变写到解放战争，三年困难时期，饿着肚子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初稿。非常可惜我最初的书稿在‘文革’中化为灰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黄伊的力邀下，我终于在1980年再次动笔，并故地重游回顾历史，1983年秋，我的同学马骏请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考虑到第二部和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我就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后来因为救人，我的左眼意外失明，只靠老花的右眼艰难写完后两部。”王火笑着说，他并没有想过这部书能获奖，当时茅盾文学奖恰好改成了无记名投票，结果有幸以全票获奖，令他很是欣慰。
《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也是王火极为重要的著作。“六十年前，我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之余，用二十多个夜晚写了八万字的《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反响强烈，电台连播，袁阔成说书，被改编成话剧、京剧并翻译成外文，又被拍成电影。但其实书里还有很多缺陷，所以二十多年后我重新深入节振国故乡等地收集材料，重写成《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后更名为《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重写期间，我曾和开滦煤矿的工人长期同吃同住，对井下都非常了解，前年还被开滦党委授予了‘开滦名誉矿工’称号。”
真情永存爱情友情皆是珍宝
“我们互相带着年轻时的浪漫走进婚姻，又以爱来互相滋润各自的心田。我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魅力。”耄耋之年的王火，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第八辑的《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一文中这样写道。熟悉王火的人，无人不知他与妻子伉俪情深，妻子凌起凤在病中时，王火为妻子推掉一切工作、花光积蓄，三年前妻子病逝，王火濒临抑郁。记者去采访时，王火从怀中拿出妻子相片向记者展示，望着妻子定格在黑白相片中的青春笑容，那神情令人动容。王火得意地告诉记者，他与妻子十八岁相识相恋，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经历风风雨雨，却从未红过一次脸，“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就是有位这么完美的妻子。”
1983年来到成都工作后，王火因工作和共同的文学爱好，结识了艾芜、马识途、李致等好友，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的第六、第七辑中，不乏对好友们的真情流露。“艾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一位大家敬仰尊重的长者，他锲而不舍从事文学之心，他淡泊宁静的风范，都令我很是敬佩。”马识途和李致二位和他一样至今笔耕不辍、并一同生活在成都的老友，是他最大的慰藉。“尽管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平时见面并不多，一般是打电话聊天，逢年过节寄贺卡、写信，但仍有当初一见如故的亲切，如果几天不联系，还真是非常想念呢！”
(记者祝丹妮)
(原载《成都日报》2014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