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老人走了，享年八十八岁。一个老记者，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除了十多位亲属，前来吊唁的只有五位单位同事。偌大告别厅，显得空空荡荡。她生前说自己的丧事要从简，但没有想到竟如此冷寂，真让人感到凄凉与感伤。不过，这又有什么呢？她留下遗嘱，把遗体献给北京协和医院，供医学研究用。对于她，身后的一切世俗程序，已显得无关紧要。她以这种告别世界的方式，凸现出一位女性的执着、倔强、冷傲。
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是在我一九八七年调入《人民日报》之际。当时，我完成《萧乾传》不久，萧老告诉我，你们报社那里有个老记者刘衡，女的，很倔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从不承认。“文革”期间，在农场还被人殴打，以活埋进行威胁。但她还是不低头。在没见到刘衡之前，萧老的描述留给我很深印象。
见到她，一个太普通、太不显眼的人。印象中，客厅里几乎没有什么新家具，沙发破得扶手扎人，见过生活简朴的人，但像她如此不讲究生活条件，还是让我吃惊。
原来她也是湖北人，一口浓重乡音。“文革”后，重返新闻岗位，她就到湖北记者站工作。说来也巧，一九七九年她率先采访的地方之一，就是我的家乡随县（今随州市）。这一次，她发表了关于县委书记常东昌的报道《常东昌找穷根》，是较早正面报道农村搞多种经营的通讯之一，从而获得“全国好新闻”。后来，从熟悉她的同事那里，听说了她在随县采访的逸闻——她为人低调，穿着简朴，坐着手扶拖拉机到了一个公社。她说自己是记者，要见公社书记。没人相信，以为是上访的，遂将她作为骗子关起来。后来打电话到县里，才得到确认。
刘衡当年到我家乡采访时，我正在上海念书。没有想到，几年后，我成了她的同事。她已退休，无缘共事，我却为报社有这样的新闻前辈而自豪。
晚年刘衡活在回忆中。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讲难忘的、复杂的人与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摔了一跤，腿骨折后行走不便，很少外出，基本上是坐在家里读报看书。我说：“你写回忆录吧！为自己，也为后人。”七十几岁时，她学会了敲键盘，从最初286电脑的DOS系统，到近年的网络浏览，生命的最后岁月，她与电脑技术的发展相伴而行。行走不便的她，整日坐在电脑前，拥有了电子网络这个无限宽阔的世界。她没有寂寞。费时多年，她写好了回忆录。遗憾的是，回忆录还未正式出版，人却与世长辞了。
读她的回忆文章，我才知道，她与萧乾是一九五六年在内蒙古认识的。当时，她任《人民日报》驻内蒙古记者站的记者和党支部书记，萧乾应邀担任报社文艺部顾问和特约记者，同年前往内蒙古，采写著名的长篇特写《万里赶羊》。刘衡说，她十分惊讶萧乾这个吃过洋面包的人，竟那样吃苦耐劳，跟着运羊队伍跑一万多里路，从新疆到内蒙古，过天山，走毒蛇区、毒草滩，趟激流，战山洪……
未料想，一年后，他们同时陷入了人生逆境。
一九七九年，刘衡获得平反后，给萧乾去信报平安。正忙于准备出国访问的萧乾，收到来信，兴奋地马上回信：“有一堆信都不能回了，只回你这封，因我一直很关心你。听姜德明说，你写了很出色的通讯，一时也来不及看了，等十一月底咱们再通信吧。把你的悲、愤，都升华为文章，写出点出色的、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诗穷则工，咱们都穷过，你更是如此，应当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信是告诉你，我十分十分关心你，并热烈地支持你。”（1979年8月11日）他们就是这样，相互鼓励，以对历史负责的姿态向前而行。
多年后，刘衡以一首诗作为回忆录的代序。诗题为《我是一块瀑布》。她写道：
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诗写出了性格，写出了追求，写出了一个坚强女性的命运。
她什么都没有带走，包括她的躯体。她把一切留给了这个世界，让后人感怀，让后人用心倾听。
冷寂无声，水流恒久。
急就于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窗外，北京飘洒入冬第一场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