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去过富阳。
第一次，在二十多年前。从杭州乘船沿富春江而上，过富阳，进桐庐，到梅城；再沿新安江上行，从白沙入新安江水库——今天的千岛湖，最后抵达黄山……那时候，江水是清澈的，游人也不多，悠闲得要命。将近二十天的行程，感觉整个人都被江南的美丽与灵气浸泡得湿透了，如今记忆还是湿润的。
在富阳，船过鹳山，不能不让人回味郁达夫笔下的富春江景致，遥想他当年伫立江边的身影。当时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就见到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她的父亲郁华是郁达夫的大哥，郁达夫是跟随大哥到日本留学，这才有了一个杰出文学家的产生。再过几年，我成了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的传记作者。于是，当我又到富阳时，我便觉得自己与它有了特殊的关联。
只可惜，近些年每次去富阳归来总感到莫名的失落与遗憾。一次去正赶上城区改造，达夫弄一号郁家老宅的墙上赫然写着“拆”字。拍摄下苍老的墙和丑陋的字，总算没有白走一趟。再过几年走进富阳，达夫弄消失了，故居则整体移建，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新广场，像座庙，可笑得让看的人也觉得尴尬。鹳山周边，找不到书摊和书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却没有一本郁达夫的书。画家丁聪是郁风的老朋友，一次他和夫人特地去富阳寻访友人旧踪，可在街上问了好几个人，居然谁都说不出郁达夫故居所在。他们只好扫兴而返。
郁达夫，难道故乡早把他忘了？近现代呈现过辉煌文化的这座小城难道真的彻底衰微了，变味了？
“刚出炉的书，赠李辉——故人，故事，都是你们熟悉的，而‘故乡’却使仰慕它的朋友们失望……”郁风送我一本她新出的书《故人、故乡、故事》（三联书店），在扉页上特地题赠了这段话，歉疚而无奈。
话虽是如此，在郁风心中，故乡却是永远的美丽。毫不奇怪，每次听说我要去杭州，郁风总爱说：“你去富阳吗？你应该去。”不容置疑的口气，俨然故乡的主人。她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可从来是把富阳看作是自己的故乡。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家，性情使她更偏爱故乡的白屋黑瓦绿水翠竹，偏爱铺天盖地灿烂如金的油菜花。她的文字与她的画一样，常常充溢着灵气，哪怕九十岁了，笔触仍是那么敏感、活泼、清新。她的心中，总有清澈的富春江水在流淌。
《故乡、故人、故事》呈现出的正是郁风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二〇〇五年十月中旬，我正好和她一起到杭州。只有半天空闲时间，她仍提出要去富阳。大家怕她劳累，劝她不要去，她却执意一个人回去：“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去？我要去给父亲扫墓。”话说得伤感，也动人。郁达夫的孙女前来接她，带上几本自己的新书，她去了故乡。
她不能不去，牵动她的是故乡的一切。这本书上有一段题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敬献给——在战争中牺牲的祖母陆太夫人、父亲郁曼陀烈士、三叔郁达夫烈士……”她怎能不回到故乡为牺牲的亲人，献上一束花，献上这本书？故乡，因为祖母、父亲和三叔这样一些故人的故事，郁风的记忆便有了更深广的历史背景。
郁风实在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她对自己个人经历的大场面和大曲折，往往看得很淡，不爱渲染。她更看重她所敬重的前辈和同辈，在亲人身上，在沈从文、叶浅予、聂绀弩、夏衍、廖承志等友人身上，她可能觉得更容易寄寓自己的情感，也更容易把人与文化的兴衰、与历史的悲欢离合之间的关系，写透，写深，写出欲说难休的意韵。
前几年，郁风和苗子旅居澳大利亚期间举办了一次书画展，我们夫妇特地赶去祝贺，也得以有机会在他们位于布里斯班的雅舍与之长谈。她说，听到江青自杀的消息后，她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人世沧桑，尘埃落定，她愿意以一种客观、平静的心情来回忆。文章中写到，一九三六年左右，她和江青（当时还叫蓝苹）都是上海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设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与环龙路（南昌路）相交的拐角处一家洗染店里。游行、集会、给工人夜校上课，不到二十岁的她，陶醉在社会革命的浪漫中。她还回忆到，她在话剧《武则天》中出演武则天B角时，还是已经小有名气的蓝苹帮助她说戏。两人的交往故事，一直延续到“文革”。那时，彼此之间的历史渊源阴错阳差，却使她和苗子身陷囹圄……
“多精彩的故事，你应该写得再长一些，再详细一些。”我甚至催促她能够写成一本书。她答应写，却一直没完成。也许，有一天，她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