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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章 贡合流,何处江南?

一 章、贡合为“赣”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说是“滔滔流淌”,只是无法改变的习惯性夸张表述。在中国,无论城市大小,要找一条本来意义上流淌不息的江河,并不容易。凡有河水经过的城市,十之八九,大都在市区下方筑一橡皮坝截住水流,这才有可能形成波光粼粼的水面,为城市增加水的灵气。故乡襄阳,几年前,古城墙下汉水尚是滔滔流淌,如今,因上游丹江口水库承担南水北调任务,下送水量日益减少,襄阳遂在下方新修大坝。于是,昔日水流滔滔的壮观景象不再呈现,改由水流缓缓的一片浩淼与古城墙相伴。原以为这是中国独有的河流改观,去年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市,发现这座极其缺水的城市,也只能靠在河流下方筑起橡皮坝,形成宽阔水面。有了水,城市顿时显得活跃灵动,大桥与教堂高耸的屋顶,水面倒影,美丽无比。赣州也如此。章水、贡水与赣江,均失去滔滔流淌之势,两水汇合处,远远望去,如一片偌大的湖泊,老河堤上一排又一排树木,点缀其间,倒是有了另外一种山水烟云的朦胧。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

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

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尽管如此,赣州永远值得读了又读。

二 “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晚年日记里,我读到了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

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

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

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

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一九三九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一九四〇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恐写为“旧居由蒋经国一九四〇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既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一九四五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一九四四年的年初。

读旅美华人学者陶涵的《蒋经国传》,找到了相关线索。

据陶涵所写,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十二月间,任命蒋经国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负责筹办工作,并从零开始规划课程。此时,蒋经国仍保留赣南行政专员职位,但经常往来重庆、赣州两地处理不同事务。直接导致蒋经国离开赣州,则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蒋经国传》写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经国赶回赣州处理此一危机。

二月三日,蒋经国搭乘DC-3飞机从他替美国人盖的机场起飞。二月五日,日军进入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如果陶涵所写无误的话,那么,蒋经国最后离开赣州的准确时间,应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而非一九四五年。看来,人们习惯于以抗战胜利的时间为界,我以往写到蒋经国主政“新赣南”的时间,也是如此划分,实有修订必要。

回到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文章开篇即说:

这次我在贵阳的时候,是住在城西的黔灵山麓:此地有高山小溪,古树鲜花,行坐其间,处处觉得清静幽雅,使得自己的心境,格外得到无上的安定和愉快。黔灵山的风景,很像虔州的通天岩,触景生情,未免又联想到崆峒山、仰德堂、龙泉山、丫王庙和龙岭虎冈等处的景致。因为这都是我所最热爱的赣南山水,而今黔灵山的风景,固然幽美,但我总觉得比不上赣南的山水。至于赣南的山水,到底好在何处,我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后面,蒋经国再次强调他对赣州的爱,并道出了“所以然”:

……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

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三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

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一九四二年一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两人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一九八四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蒋经国,远非恶补几本书就可以完全被“洗脑”,走进赣州,无形之中,他在苏联长期耳熏目染接受的政治工作方式、行事风格,成为他塑造个人政治形象的一种优势。江南写道:

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们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之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佣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

一九四三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

……

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

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

“我们就这么办!”

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

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本《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谈到蒋经国此时的行为时,也持江南同样的看法——苏联经历对他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晋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

离开赣州,徜徉于贵阳幽美山水之间,蒋经国遥望滔滔流淌的章水、贡水,合流而成赣江。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

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

……

回忆赣南的建设过程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然是在于为民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遭殃,这就是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而走出了政治的正轨。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故乡,从来与嗷嗷待哺、抚育成长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于政治家的蒋经国,赣州无疑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摇篮,他称之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四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

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一九四三年,十九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走进赣州时,他尚是一位学习木刻的青年,离开时,他则已开始为诗人们配插图,陆续发表诗歌、小说,成为一位有独立创作意识与能力的年轻艺术家,为他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文化界脱颖而出做了美妙的铺垫。最为重要的是,在赣州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浪漫的初恋与结婚成家。十二岁离开故乡湘西,一直独自漂泊的这位“独行者”,从此不再孤独,告别赣州时,他们夫妇结伴前行。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我到赣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访黄永玉的生活踪迹而来。想当年,漂泊中的黄永玉,走进这里,融进了一个文化群体。读他的《蜜泪》,读他的《比我老的老头》,那些关于赣州生活的叙述,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里,我们看到了熟悉或不熟悉的画家、诗人的身影——张乐平、陆志庠、荒烟、谷斯范、雷石榆、洪隼、野曼、林紫群、蔡资奋、余白墅……他们一起办报,一起办展览,用各自的作品,丰富着赣州的抗战文化。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是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

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譬如,我站在信丰城的河边,伫望桥头仅存的几幢老房子,辨认新桥面下的老桥墩,就只能遥想黄永玉在《蜜泪》中描绘的当年景象:

信丰是个距赣州不太远的小城,逃离了烦嚣的赣州到这里风景极妙的民众教育馆来工作,是个聪明的决定。民众教育馆在桃江边一座大桥的桥头。有临江的小楼和丛林,月夜和阳光下看了都令人舒服。宽阔的阅览室,报纸杂志丰富。楼前一片树林和广场,草地延伸极远。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

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

《干报》的“收获”,刊发的是老舍、丰子恺、沙汀、荒烟、董每戡等文艺界人士的作品。譬如,老舍的《文艺与木匠》,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沙汀的《读茅盾〈霜叶红于二月花〉》,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收获”另开设的“文坛消息”专栏,则为读者提供战时文化动态。如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两则消息:一,巴金、靳以等正在桂林筹出一大型文艺刊物,已开始征稿。二,“新诗源”将在本报复刊,第一期有王亚平、方殷、臧云远、索开、苏金伞等人作品。

在黄永玉的文章中,读到他和朋友们曾在信丰民众教育馆,举办过一次全国性木刻展。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的《干报》副刊,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上犹县《凯报》的“大地”,同样辟有“文化消息”专栏。如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集中发表八则消息,其中有:①剧作家曹禺有赴美考察说;②中央政校英文教授孙大雨以研究莎士比亚闻名,近在《民族文学》第一卷起连续发表长篇新诗□□□……,意致深远,热情细腻,是新诗中少见之佳作。③阳翰笙完成《槿花之歌》,该剧系叙述朝鲜民族的故事。④老舍近完成长篇小说,名《火葬》,约十万字。

同年二月的“大地”,分六次连载李广田短篇小说《小灵魂》。同年下半年,副刊更名为“万绿丛”,由黄永玉的诗人、木刻家朋友雷石榆主编,在八月十五日副刊上,我惊喜地看到了如今健在的徐中玉老先生的文章《新的希望》……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地名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蹦出来,历史顿时就活了。在大街小巷看到的破旧老房子,河边变化的大桥,过去听说过的故事,恍若都汇聚在故纸堆里跳动闪回。一切,印证着黄永玉念念在兹的赣州记忆。这一种念念在兹,与蒋经国回忆赣州时所说到的“情感和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离开赣州三十几年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永玉曾受人之请为蒋经国画一幅画。他画一幅《江南图》,一片水田,远景为一条河,近景为白墙黑瓦的南方老房子。他在画上题写王安石的名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他听说,这幅画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北蒋经国面前,当年赣州的漂泊者与主政者,这是最后的历史衔接。

很想知道,看到黄永玉的这幅《江南图》,蒋经国想到的是故乡奉化,还是“第二故乡”赣州?远景的那条河,他想象的是溪口故居门口的小溪,还是赣州旧居城墙外的的章水,或者章贡合流的赣江?

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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