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梁启超为梁思成精心设计好了未来的人生。
他决定让梁思成专心走文化创造之路，而非像他那样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积极参与者。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塑造，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设计。
这个设计耐人寻味，尤其当我们把它置于历史氛围中予以观察时。
晚年的梁启超虽然仍是社会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个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使这个曾经领时代潮流之先的风云人物，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已经衰微，可以说他已经历史地从政治前台消失了。尽管不同的派别，时而还愿意利用他依稀尚存的影响力，他也并非完全摆脱政治对他的诱惑，不时还表现出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但此时的他已明显不同于过去。
或许多年的政治奋斗让他感到疲倦，或许潮流的抛弃让他感到些许无奈，或许政治现实引起他的反感，梁启超越来越看重自己文化上的价值，他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梳理上。当梁思成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梁启超的社会角色、心境已经大大改变，在给儿女的教诲中，对文化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看来，他的儿女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卷进政治的漩涡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从事政治这一职业，而文化，才是永恒的、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当他得知儿子梁思忠意图研究政治时，在给女儿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他的忧虑：“思忠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
显然，在晚年的梁启超心目中，政治与文化是对立的两个世界——前者短暂如过眼烟云，后者永恒如山川河流；前者危险而龌龊，后者单纯而美丽。他未必完全告别政治，但美丽的梦想只能归属于文化，这一点对于他却是认定的，他期望儿女能够寻找到这样的美丽。他是否真的就一定把政治和文化根本对立起来，恐怕不能简单断定。但至少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他有意加以渲染加以对照，用这种强烈反差，来诱导孩子，来为孩子确立文化创造的人生目标。
梁启超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正是他的设计，正是他的循循善诱和教诲，梁思成才得以在文化天地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多了一位有着永恒价值的文化人物。
永恒，并非一定是凯旋者的显赫，也不会是完美的实现。在梁思成尤其如此。对于他，永恒也许意味着发现，意味着寻找，意味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永恒就是一种存在。
于是，梁思成以他的方式寻找着永恒，但同时也注定伴随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
二
有一次，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艺术家和政治家，究竟谁更伟大？朋友是一个崇尚精神创造价值的人，在他的眼里，一切政治家，不管人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多么伟大，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举音乐为例。他说恺撒也好，拿破仑也好，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贝多芬、巴赫的音乐相提并论。他说，后者的音乐永远会带给人类心灵的享受，而历史上的那些政治伟人呢，多少年后又有多少人还记得？
我反驳他的偏激，认为他不该把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进行这种简单的比较。人类的精神与行为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只是在各自的层面和领域上，才体现各自的价值。因此，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现象，无法“拉郎配”，做出硬性比较。不过，我也非常理解这位朋友。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看重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进程，不是这一进程中人的政治行为，他看重的是精神与文化的发展，对于他来说，唯有这样一些发展，对于人类才是最为重要的。
梁启超一九二七年给梁思成的一封信，表述的就是和我这位朋友同样的意思。
这封信不只是写给梁思成一个人，而是给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几个儿女。梁启超对梁思成和梁思永一个选择建筑史研究、一个选择考古专业而感到高兴（梁思永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贡献）。在二月十六日的这封长信中，梁启超有专门写给梁思成的内容：“这几张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他对梁思成这样说：
“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要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
看得出，梁启超对梁思成寄予厚望。他如此强调地将诗人与官宦对立起来比较，无非是担心梁思成会忍受不住做学问的寂寞，或者受到政治等社会运动的诱惑。因为他深知性情活泼的梁思成，并非天生排斥政治。五四运动中，在清华学堂念书的梁思成，曾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被认为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梁启超当然不愿意儿子走自己早年走过的路，他愿意以这种循循善诱的方式，以对文化永恒价值的极力推崇，来巩固梁思成专心学业的信心。
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创办现代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梁思成曾为“建筑师”设计过这样的标准：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在许多人眼中，显然，只有他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测绘，他对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绘画、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见解，使他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建筑师的范畴，而成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文化大师中的一位。
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和林徽因的家，能够成为北京文人的沙龙，不仅仅在于林徽因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于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见识。他不爱言谈，尤其当林徽因现场论说古今挥洒才华时，他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不时轻微一笑。虽然如此，他对文物对古建筑对文学的独到见解，他的综合文化修养，使他在这个文人圈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其他文章便会发现，它们是美术、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多种领域的综合反映。他第一个将从美国留学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研究之中。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并非一个单一的考古学家，或者工程师，他既能不厌其烦地丈量尺寸和绘制图纸，更能为我们描述出传统文化的诗意，而这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譬如他的《石栏杆简说》（一九三五年），既是建筑考证，同时也是一篇文化随笔，他的学识与修养使他将学术文章，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写道：“栏杆在中国建筑中是一种极有趣味的部分；在中国文学中，也占了特殊的位置，或一种富有诗意，非常浪漫的名词。六朝唐宋以来的诗词里，文人都爱用几次‘阑干’，画景诗意，那样合适，又那样现成。但是滥用的结果，栏杆竟变成了一种伤感、作态、细腻，乃至于香艳的代表。唐李颀诗‘苔色上钩阑’，李太白‘沉香亭北倚栏杆’，都算是最初老实写实的词句，与后世许多没有栏杆偏要说阑干，来了愁便倚上去的大大不同。”
梁思成能够达到这样的文化境界，还得归于梁启超的设计。
在教诲梁思成的日子里，梁启超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上，这一点对梁思成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梁思成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九二三年一月，梁启超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他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几乎把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加以赞美。谈到文学美术和接受外来文化问题时，他写道：“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老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绝非枝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
于是，梁思成选择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就成了梁启超文化梦的延续。不仅仅如此。梁思成所从事的学业，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起来，这就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是拥有“内发的心力”的新人，立在新世纪舞台上的高歌。
梁启超当初十分愿意把梁思成送到美国去。他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不能再关闭，新一代的教育只有在这样一个相互交融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过，像他这样经历这种身份的人，显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由完美的文化塑造的，而忧虑也由此产生。作为一个长期浸泡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人，他绝对不愿意因出国留学而导致孩子对自己国家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在他看来，出国留学是十分必要的，但同等重要的还有对传统的接受，他相信，只有两方面都不欠缺的人，才是一个新世纪所需要的。
这是一个浪漫却又实际的设计。
其实早在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开始上中学起，梁启超就担心学校里西方文化的大量灌输，会导致其知识结构的片面。他把灌输传统文化的责任承担起来，在假期亲自为孩子们讲授国学。有一个集中国传统文化精萃于一身的大师亲授，对于梁思成和他的兄妹们来说，实在是他人无法得到的历史赐予。后来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梁启超仍然不间断地写信教诲，还不时寄去他认为对梁思成学业有帮助的中国古籍。譬如，他在一九二五年寄去的北宋《营造法式》一书，加强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决心，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新领域，从而奠定他成为文化大师的基础。
按照梁启超理想而现实的设计，梁思成文化性格的塑造，便这样得以完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家庭环境中对民族文化的深爱，没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机会，就无法造就出他这样一个能够挖掘出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人物。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便这样评价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斯人已远去，在未来的文化舞台上，我们还能看到同样的身影吗？
梁思成只能属于二十世纪。
也许可以这么说，以后的世纪，恐怕再也难以出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物。许多历史条件已经无法再现：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启超这样一位国学大师的父亲，也很难再有林徽因这样一个既有艺术造诣又有敬业精神的贤内助。即便这些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间再也没有那么多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古寺古塔，等待未来的人们惊奇发现、细心勘察。曾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北京古都，因为业已消失，已永远不再可能诱发出人们的历史激情和历史想象了。
梁思成是幸运的，他拥有了许多别人再也难以拥有的历史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他有可能成为后无来者的历史寂寞者。
四
在一个漫卷风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应县木塔，那还是两年前的四月。当时，虽然没有想到现在会写这样一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还是很自然地想到当年前来勘察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行。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九三年，正好整整六十年。
暗淡的灯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缓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层，便走到栏杆前环望四周。每上一层，风就愈加猛烈，人几乎站立不住，只有牢牢抓住栏杆，才能不被风刮飞。
塔下的应县县城，是否还是当年梁思成看到的样子，我无法得知——想必早已大大改观。木塔耸立，雄伟而壮观，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之后，斯物犹在，真是难得而幸运的事。怀着这样的心情，根据自己曾经读过的关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资料，根据所见到过的他们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象着当年。想象着梁思成如何打着电筒爬行在灰尘掩埋的柱梁之间；想象着他和林徽因，和同仁们如何仔细测绘着塔身构架；想象着他们为发现一个千年古塔、为他们的古代建筑研究获得一个珍贵例证而如何地惊奇和兴奋。
我想到了当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轻学者莫宗江先生后来的回忆：他们爬到了塔顶，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东西。他们必须爬上去，才能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那天，风呼呼地刮着，让他们有一种会被刮飞的感觉。梁思成第一个抓住铁索，两腿悬空着往刹尖攀援。他攀上去后，其他几个年轻人也一一上去，终于将塔刹的各部尺寸、做法测绘下来。那时，梁思成顾不上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塔木板已经枯朽，也未想铁索是否锈蚀或断裂，他就那么毫无顾忌地攀援。大风中，他摇摆着身躯。如果当地人有兴致在塔下仰望，一定会吃惊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后，梁思成是否是千年来攀上塔刹顶点的第一人尚不敢断定，但能够把它当作文化遗产看待，能够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则肯定是历史第一人。
我知道，我们这种观光客对那个场景的任何想象，对那个场景中每个人物心情的各种揣测，都远不能接近于历史本身。何况，作为对建筑史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更是难以想象梁思成这样的人面对每一个新的发现，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旅游观光者，其实永远是客观的、冷静的，也是健忘的。每到一处景观，他会惊奇，会兴奋，但一转眼，这些惊奇和兴奋，又会被新的景观引起的惊奇和兴奋取代。对于他们，惊奇和兴奋就好比可以购买的食物，只要你有时间，也有财力和精力，那么，就不妨提着篮子走进市场去挑选，去尽兴地往里面装。而且，尽管能够感到惊奇与兴奋，但他们眼中的古塔也好，古刹也好，充其量不过是形状有差异、年代有远近的建筑，或许会因某些传说而增加一些趣味。
对梁思成这样的人却不然。古建筑在他眼中，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当他攀登木塔时，当他考察一座座石桥时，当他观看古老的城墙时，他绝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与他所接触的对象融为一体了。
五
我很欣赏一位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关于“建筑”的议论。在他看来，当一个穴居人，为了更舒服在山洞口挂上几张皮子的时候，或当牧民用根柱子支起兽皮搭帐篷的时候，建筑活动并没有开始。“建筑”不始于第一个用木棍和泥巴或树枝和茅草搭起的小屋，或堆起石头用草泥作顶。这些东西，比起燕子窝或海狸穴来，并不更能称其为“建筑”。当人类第一次用平石板搭祭坛或立起石台的时候，“建筑”也并没有开始。只有当人类第一次将自己与他的建筑视为一体和引以自豪时，并且比单纯的需要更进一步——他开始关心他的建筑外观之时，“建筑”才真正开始。这位建筑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建筑史中，应该排除那些仅仅就是“房子”的房子，并且明确在“房子”与“建筑”之间必须有区别。
“‘建筑’是一种艺术，因而它在某些方面是人类或建造者的表现。”这位英国学者说。
我们面前的梁思成，恰恰在这方面拥有了建筑的灵魂。他以做学问起步，从枯燥的架构分析、材料分析、形状勾勒等等专业常识，走进了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精神。这样，他对建筑的历史描述，已不能仅仅视为单一的学问。只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筑的价值，因为他把它们和创造它们的人的精神视为一体，也只有拥有他这种文化关怀的人，对古建筑的热爱，才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和他的民族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因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军队的飞机驾驶员，更是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之中。国耻家恨，都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感到兴奋。
然而，梁思成想得更远、更深，他是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我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概括、更准确的表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在仇恨很容易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时刻，唯独他，把热爱依旧倾注在人类古建筑上，他知道，所有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属于全人类。
日本的一些城市，对于梁思成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录：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
梁思成向那位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了这样一番话：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我不清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如何了解到这番对话的内容，也许是一种文学虚构。但是，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虚构，是符合梁思成思想逻辑的合理想象。我相信它是真实的。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价值取代了战争的非理性。梁思成的建议，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保护奈良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战争之后，在大轰炸中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的那天，《朝日新闻》特此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到更接近梁思成了。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梁思成当年会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向周恩来描述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开始明白，当他谈到北京城墙时，会将它视为一种生命来述说：“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一座辽代古庙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有感于自己的被误解，他有过这样一句无奈的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这简直是一句禅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一声感叹，世人谁能深深体味？
六
以“复古主义”的罪名来批判自己，这绝对是梁思成始料不及的。
翻开一九五五年的中国报刊，得承认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和别的批判相比，实在轻微得很。不妨找来一本《新华月报》，看看各种报刊的文章目录索引，铺天盖地的各类批判文章中，梁思成的名字是很难发现的。频频出现的名字是胡风，是胡适，是梁漱溟，是他们成为一九五五年中国文化界的焦点。
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对比和映衬，我才觉得对梁思成的批判，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建筑方面的随意之作。它当然是历史风云的一角，是文化观念被政治观念简单取代时无法避免和逃脱的命运。
把大量建设“大屋顶”类型的建筑，归罪于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实在有些勉强。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并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早在一九四四年撰写《中国建筑史》一书时，他就对此类建筑评价甚低。他注意到二十世纪在中国的欧美建筑师，已经在有意识地把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与现代西式建筑结合起来，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的建筑等。但恰恰是梁思成认为：“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
其实，一个如梁思成这样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维，他注重的是整体，注重的是建筑与人、与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护或者利用，他也尽可能在设想着它们与现代人生活的关系。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并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古建筑，而是将其看作具有永恒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息。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个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述说这样一个构想时，梁思成俨然是一位诗人、一位画家，心中充满着诗情画意。谁能像他那样具有深深的文化关怀？谁能像他那样，把建筑学与环境美学、历史美学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目光里，历史与现实、未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一九五〇年，在急切地将这一构想写进《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时，他一定激发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想象。在那一时刻，他把自己融进了历史的流动，融进了古老却又魅力无穷的北京古都。他用这样的方式拥抱古都，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为一个城市，也是为一种历史文化唱着赞美诗。
即使古都已经消失，即使他的赞美诗仅仅是一曲绝唱，但对于梁思成来说，他的建议和呼吁，他的诗意描绘，却是他文化创造的一个结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七
从反对浪费国家财产的角度而展开的对所谓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其实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关于北京城墙废存讨论的延续。在现实面前，梁思成的建议已不可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将他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
和当时的许多其他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探讨的内容，甚至文化根本不是关注的对象。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这样，最便利的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作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整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的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建筑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文艺报》1955年）
不必多言。政治上的宣判，足以消除古建筑文化能够激发出的所有诗意，也足以消磨梁思成的文化关怀。当他在一九五六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进行自我批判时，我感觉，以往的梁思成已经消失，或者隐退到浓浓的阴影之后。他不再可能拥有激情，也不再会有丰富的想象。在文化退到现实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角落之后，除了无奈的感叹，他已经很难再有作为。《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他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是过去完成的，之后，他试图修改的计划，再也没有实现。
在那次自我批判中，梁思成这样贬斥自己：
“但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见《梁思成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
这里，没有一点儿属于文化范畴的探讨，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完全遮盖住了梁思成身上最具有价值的本色。梁启超不会预想到，他为梁思成选择的文化之路，并不能让梁思成避开政治运动的喧嚣。纯粹的学术，纯粹的文化，在许多时间里，也许根本不存在。文化与政治，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二十世纪尤其如此。有的文人，希望文化是一片美丽、静谧的桃花源，能够在那里面实现自己的价值。可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笼罩，政治始终制约着文化。它可以使文化辉煌，也可以使文化黯淡；它可以让一个文人一夜之间声震寰宇，也可以让一个文人顷刻间声名狼藉；它可以帮助文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让文人的诗意丧失殆尽。这是否可以归纳为历史永恒的主题，我不知道。
类似一九五六年的检讨，在“文革”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复，并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检讨时，他所珍爱、他所勘察过的许多古建筑还存在，而“文革”爆发后，它们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完全消失。为他所钟爱的北京城墙，也几乎荡然无存了。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批判“复古主义”，到“文革”中的“破四旧”导致的文化大破坏，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爱的许多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
八
在阅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的同时，我借来了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有意识地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它们，联想它们作者的命运，不能不深切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沈从文就与梁思成夫妇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从文，才与众不同地理解和认识梁思成的价值。
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述说自己对北京古都未来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最好有一位“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
沈从文到底是一个小说家，他以诗意和想象，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北京图书馆附近、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应建立六组白石青铜雕像，以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新贡献。故宫博物院也改变通常的机关制度，而采取学校制度，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大学将被重新设计成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和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对于各种宣传标语、通知启事之类的招贴，沈从文则认为应该加以严格限制和控制，将它们放在极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这样说：“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相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
这未必就是梁思成心目中的乌托邦，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北京，两人则是一致的。他们当然希望未来的北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存在与发展。但对他们更为重要的是，处在这样一个世纪，在战争、政治变革、经济的不断更迭变换面前，文化到底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们为文化而生存，为文化而思考，也为文化而陶醉于梦想。他们这样的文人，浪漫得像激情的诗人，他们永远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现实有时让他们显得尴尬显得不合时宜，即使他们的理想显得空幻显得苍白，他们也不失其价值。
他们是永恒的。
因为拥有文化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因为总是带有理想色彩，他们的创造才最终超出了时间的局限。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热爱传统、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人。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谋取私利的个人手段，当他们选择文化创造为毕生事业之后，现实的一切障碍、一切磨难，都难以销蚀他们的文化痴情。有这样的痴情，他们才会对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爱。有这样的爱，他们才会不愿意看到人们轻易地去打碎它们。他们在它们身上发现民族的智慧，发现历史的美，并浪漫地幻想它们能够与现实、与未来融会在一起。
从这方面来说，梁思成和沈从文都是诗人，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心中的诗意挥洒出来。读建筑史、雕塑史、服饰史，从那些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我明明白白读出了诗意。
九
最近，为请沈从文家人编辑一本《沈从文家书》，我特地去看望他的儿子沈虎雏先生。我们谈到了梁思成。他告诉我，梁思成在一九七二年去世之前，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他当时看到过，记得信中谈到去世多年的林徽因，还可能谈到沈从文中断了的古代服饰研究。对于了解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友谊，这封信很重要，在编《沈从文全集》时，他很想找到这封信，可惜没有找到。
不过，虎雏先生还是为我找到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另外几封通信。其中沈从文的两封信写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与梁思成夫妇的古建筑考察有关。
抗战爆发后，梁思成夫妇不得不中断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与沈从文一样，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将在长沙稍作逗留后前往昆明。为此，滞留在武汉的沈从文，写信给在家乡凤凰县的大哥，请他为即将路过湘西的梁思成夫妇，安排一次古建筑的考察。尽管战争阴影笼罩，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可能的机会，继续从事勘察和研究，沈从文对此非常理解和赞同。这两封信值得在这里摘引：
沈从文告诉大哥：
“梁先生想去沅陵看看那座大庙……你最好能设法将龙兴寺大殿内外照几张相来，寄给他看看。他专门研究建筑，注意的是大殿斗拱（檐下承柱撑木……）以及屋顶檐口、窗棂，等等，很希望你先设法弄相片来看看。如照相馆能买得出那殿相片自然更好。这庙如当真是宋元建筑，他们必可以来看看，即使不上昆明，也会特意来看看。相片得到时，望为挂号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营造学社办事处梁思成收。”（1937年11月6日）
在这之前的另一封信中，沈从文请大哥为接待梁思成夫妇做好准备，从他细致入微的关照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我很希望家中有一部分房子正空着，欢迎他们去休息休息。因为上昆明路够远，老太太孩子们坐十天八天的长途车够折磨，他们现在住在常有警报的长沙，也很不舒服。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亲手做的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上路时最好是做点爆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1937年10月27日）
梁思成夫妇后来是否按照计划到了凤凰，沈从文家乡的那座大庙是否引起他们的兴趣，一时暂不得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有限的史料，已经告诉我很多。在我眼里，它们把战乱状况下的梁思成和沈从文具体联系起来，并留给我历史想象的空间。
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进梁思成夫妇家中的文化沙龙时，只是一个文学家。他和梁思成夫妇都不会预想到，二十年后，他同他们一样，也进入了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并最终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一本皇皇巨著，证明他后半生的存在。不同的是，梁思成的主要著述，完成于战争岁月，那时他正当壮年；沈从文的服饰研究，则完成于断断续续的政治运动之中，那时他已走向生命黄昏。一个在父亲的教诲下，早已把这样的研究确立为人生目标而毕生追求；一个则在文学抱负宣告破灭之后，重新找到寄予文化精神的园地而默默耕耘。起因、时间、环境虽然不同，但共同的精神使他们体现出共同的价值。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像梁思成、林徽因这种身份和资历的人，能够对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表现出特别的青睐。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出国留洋，更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以他的天分和才华，体现了文化的本质，从而使他和梁思成他们精神上得到了沟通。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珍爱上，梁思成和沈从文是知音，他们各自的文化成就，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文人。
我想，因为类似他们这样的人的存在，这个世纪才显得丰富多彩。我也相信，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后的世纪才会发现一个个值得描绘的历史景象，而我们也会在不断延续下去的文化话题中，听到曾经熟悉的声音。
十
当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这就像被人口众多而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想到马寅初那位老先生一样。
生活在北京，我自然常常想到梁思成。
几年前，梁思成晚年的伴侣林洙女士，写过一本关于他的回忆录《大匠的困惑》。第一次读它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摆脱“大匠的困惑”带给自己的困惑。
书的封面设计突出了这位大师的历史困境，或者说历史尴尬，他处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的包围之中，它们显得那么密集，露不出一点儿天空，仿佛巨大的重负压在他的身上。他低着头，右手支撑着头颅。他在想，也许什么也没想；他困惑着，也许根本顾不上困惑。封面装帧设计很简单，但整个画面勾勒出了梁思成一生的心境。
对于一个致力于传统文化整理、总结和保护的文化大师来说，还有别的什么能比他所珍爱的文化被贬斥、被消解更让他痛苦困惑呢？困惑也许还在于，在这个世纪的行进中，他的所有努力，他的所有足以令国人自豪的文化创造，在战争、政治、经济、自然灾害交替出现的现实面前，常常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而不堪一击。在历史场景中，梁思成困惑的身影，和其他一些文人相比，也许显得更加寂寥。如果说一些文人的遭际尚可接受与理解，因为它们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在别的世纪，也会同样发生，而梁思成面对的建筑文化的破坏与消亡，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或者应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缓解。
然而，古都不再。梁思成徒有仰天长叹！悠悠此情当时又有谁解？！
他感伤的也许并非具体的一道城墙、一座牌楼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缩，是传统文化的被轻视被抹杀。于是，更困惑的成了我们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不能不面对那些在种种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了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
无法接受、无法解释的一切，必须接受又必须解释。历史就这样把尴尬、把困惑又一次放在了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面前。
怀着这种心情，我愿意从文学的范畴走出来，写一写梁思成。其实这是我早就有兴趣的题目。过去，因为林徽因，因为“京派文人沙龙”，因为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对梁思成应该说已经比较熟悉。我想，对他的描述，是描写“现代文人系列”中非常重要的选择。而且，我希望，他的困惑和由此而引起的我的历史困惑，会给整个系列抹上一笔浓烈的、必不可少的色调。
初稿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