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诞生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九十二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那篇最后的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先生晚年常爱这样为人题写：“把人字写端正。”简单几个字，他用全部生命和人格写就。一九五五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他遭遇多年牢狱之灾，但他的精神锐气从未磨灭，他与胡风等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丝毫未减。他豪爽、乐观、坦荡，却非玩世不恭。他坚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完善，却并不迂腐。他看重友谊，却不袒护友人，相反，他总能超越于个人恩怨，站在更高层次、更开阔的广度反思历史，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和深度。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常爱对人说：“写好一个人字。”他用人格印证这句话，也想以这句话熏陶学生，影响社会。
一杯酒，一支烟，一盘花生米、几片猪头肉，一碗炸酱面，一番海阔天空的漫谈……简朴的生活习惯中，先生享受着自由精神的快乐。
先生一九三七年以散文、小说创作走进文坛，《人生赋》《热力》是他最初的精彩亮相，显示出他的艺术敏感性和现实观察力。然而，他没有把文学作为唯一选择和归宿。他翻译社会科学著作，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关注学术，拓展历史视野，遂成为他介入社会、敏于思考的另一选择。一旦走进大学校园成为老师，文学性情的挥洒、学术视野的开阔与自由精神的飞翔，这种至为重要的五四文化的传统，必然成为他能够履行好教师职责的基础。
尽管先生的教育生涯因磨难而断断续续，亲授学生不算众多，但不同时期的许多学生，都把他当作恩师、亲人、朋友。学生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不限于学识，更多是五四文化特有的自由、开放精神的熏陶。特别是在一九七九年先生重新执教后，年轻的学生有幸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民国时代那些真正热爱教育、追求人格完善、善于教学的教授的影子。这是传统的余韵，这是历史脉络被割裂后的再续。一座大学，因有先生这样的老师，才真正具有魅力。
先生讲话，浓厚山西襄汾口音，难懂。他的笑谁都懂，爽朗、诙谐、机智，有时甚至还有几丝狡黠。年轻时给胡风写信，他用毛笔，短促有力而飘逸，好看。晚年字迹潦草难辨，一笔一划，他都用劲写，力透纸背。从一九七八年起，用这样的字，他写了将近三十年的日记，几乎从不间歇。日记，是先生人格的全部写照，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记录。
先生走了，这样的日记，恐怕也不大有了。
临近二〇〇八年岁末，写完上面这些文字之后，我开始整理先生写给我的信。
我与先生的通信始于一九八〇年，止于二〇〇八年，时间跨度二十八年，计有数十封之多。二〇〇〇年，先生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写给学生》一书，我从一九八〇—一九九二年之间的先生来信中，挑选出三十五封公开发表。如今，我从一九九二—二〇〇八年之间的先生来信中，另找出八封加以整理收入《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之中。其中，先生的最后一封亲笔信写于二〇〇八年三月，距生命终点他只剩下一个月的行程了。
在这几封来信中，先生相继写到了陈思和、山口守、坂井洋史等，他们都是先生在复旦的中、日两国学生；李存光虽非学生，却因研究巴金而与贾先生有了密切交往。简短几封信中，与先生关系密切的几位学生和朋友却都出现了，实属难得。因此，我将之视为先生与学生交往史的珍贵记录。
整理先生来信，又一次在他的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山口守兄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叙述他的感受：“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来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们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
二〇〇八年即将结束的某天夜里，我梦见了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
同在二〇〇八年，家妹因病去世，山口守兄来信安慰我，有一段话他写得特别好：“回想到那年我们访问你的故乡，见到你妹妹，已成了难忘的记忆。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对任何人的逝世不能说‘安魂’或‘离开人间’这种话，但将他们的形象可埋在自己心里深处，并永远记在记忆里面，这样故人就能活在自己脑子里。有时做梦能见到他们。这几年我也死了几位亲友。晚上睡不着时，时常想他们太难过，但后来我才想，回忆或梦里能见到故人也不坏，要不然他们会消失了。”
梦见先生和师母，说明他们没有消失。
他们怎么会消失呢？先生和师母的思想和情感，就活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活在我们的记忆和梦里。
时间真快，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先生的周年祭，谨在此献上我的心香一瓣。我想对他说：“您和师母永远与学生们同行。”
完稿于二〇〇九年三月二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