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奸臣当道，假病离职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出生于湖北江陵。大人物的降生常被渲染上神秘的色彩。据说，张居正出生前夜，其曾祖父张诚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一个白龟随着水光浮上来。第二天，张居正就降生了。他最初的名字叫白圭，白圭即白龟谐音。
张居正两岁时，家人已觉察出他很聪明。张居正5岁入学读书，10岁时已遍习六经，识其大义，蜚声荆州府乡里。13岁时，张居正赴乡试，作《咏竹》绝句一首：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后两句借竹自喻，初显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荆州府巡抚顾磷是当时有名的才子，看过张居正的诗文后，认为他不同凡响，有心造就他，故意让他此次考试落选，以激发他更加奋进。顾磷每次见到居正，都称他为小友，对朋友们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将相之才。”并解下自己的束带赠给居正，说：“你以后会束玉带，不会系这种带子，这只是聊表我的心意罢了。”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16岁的张居正再度赴试，中了举人。顾磷得知后非常高兴，对居正说：“我希望你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七年之后，张居正入京会试，殿试中进士，官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庶吉士只是一种见习的官员，没有实际的政务。而且作为一个新科进士，张居正没有发言权，也左右不了政局半分。但他那时却目睹了内阁大学士夏言与严嵩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是严嵩为了取得首辅地位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借收复河套之事陷力主抗蒙的夏言和曾铣于死地。残酷的现实使张居正认清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政治的腐败。政治斗争的风云展现在他面前，他痛感需要扫除腐败，革新政治，而这样做又是何等的艰难！年轻的张居正决不是懦弱之辈，他常以豪杰自许，勇敢任事是他的风格。可是这时，他并不鲁莽，他深知要在这样的政坛上立足，就应该先学会怎样保护自己，等待变革的有利时机……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张居正升任翰林院编修，仍居闲职。在任此职期间，深切的忧国忧民思想使他无意享受悠闲的生活，他的目光看得很远，在翰林院同僚们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沉醉于歌台舞榭而吟风弄月的时候，张居正却闭门谢客，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用上面，埋头于钻研朝章国典，剖析政务，探索兴邦救国之道。
就在他任翰林院编修的当年，张居正以他的深谋远虑向皇帝上了《论时政疏》，痛切地指陈国家存在的宗室权贵骄横不法、吏治因循守旧、财政亏损、边备不修等“臃肿痿痹”和“血气壅阏”之病。奏疏充分地表现了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张居正高明的政治才能，既一针见血、大胆地揭示了当朝政治的症结和弊端，又没有得罪世宗和严嵩。可惜的是，这篇《论时政疏》没能引起世宗的重视和严嵩的注意。这是张居正在嘉靖朝仅有的一次疏奏，也是他改革政治的主张首次在朝廷公开表露。
接下来的庚戌之变，让张居正更加认清了朝廷兵备废弛和严嵩误国害民的嘴脸：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攻到明朝北京城下，严嵩阻挠兵部出战，大明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兵在京郊大肆劫掠八日，竟没有一将一兵出阵发射一箭。俺答兵掠夺够了以后押运着大批男女、牲畜、金帛和财物扬长而去。
经过这次大变，张居正对严嵩彻底绝望了。但此时严嵩是首辅，张居正深知此时还不能与他决裂，因此表面上仍与严嵩保持一种和谐关系，每次遇到严嵩都给予必要的尊敬，严嵩过生日，他也不忘作几首诗祝贺一番。这时，他已经把目光投向礼部尚书徐阶。在翰林院，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嘉靖三十一年，世宗用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也开始注意张居正了，认为他是个不寻常的年轻人。而在严嵩眼里，张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而已。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张居正的同年杨继盛上书弹劾严嵩十大罪。杨继盛失败了，遭廷杖一百后，系刑部狱三年，后被杀害。
杨继盛下狱之后，张居正的心情已愤懑到极点。他的抱负是伟大的，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这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时代，奸臣当权，报国无路。同年的杨继盛已经下狱，自己的前途仍然一片渺茫。年仅30岁的张居正已经感觉到衰病缠绵：“余有归与兴，抱病淹朝秩”。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告假返乡。江陵的山水在向他召唤，他需要好好清静一下。
2.借力冯保，通向首辅
他的生命力要在政治舞台上去释放。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从江陵返京，再次投入政治的漩涡。
但政局依旧：严嵩仍然是内阁首辅，朝中又多了个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嘉靖皇帝依然崇奉他的道教；徐阶则不动声色地在等候时机。
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从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从翰林院编修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此时的国子监祭酒是新郑人高拱。
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明朗起来。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前二人是徐阶的门生，后者是徐阶的同乡。这次弹劾虽未成功，但世宗对严嵩的态度较前已有改变，他开始厌恶起这个专横的首辅了。公元1562年五月，御史邹应龙给了严嵩致命一击，在他的弹劾下，严嵩政权倒台了，徐阶晋升为首辅。
严嵩失败后，张居正特别高兴，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56年），世宗驾崩，朝廷的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徐阶和张居正主持和筹划此事。他们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此时的内阁大学士还有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不久，徐阶和高拱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在明争暗斗中，高拱和徐阶相继罢职而去。李春芳取代徐阶为首辅，但他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而这时的张居正已是少保兼太子太保，他开始提出自己的大政方针。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陈六事疏》，审时度势，慷慨陈词，系统地提出了六条改革方案：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一切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比较全面地触及社会的流弊，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前四条是从舆论、法制和组织上整顿吏治，加强朝廷权威，整顿官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后两条旨在富国强兵。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奏疏中指出了“耗财病民”的两大祸害，是豪强权贵的不纳田粮和官府的贪赃枉法。他认为只要克服这两大流弊，可以不用加税就能补足财源，解除财政危机，官府机构也可得到整顿。这时，张居正心里明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内阁中还有李春芳、陈以勤几位大臣，一切大政还轮不到他决断。他还得耐心等待，等待一个能把他的改革主张全面付诸实施的时机。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十二月，高拱复入内阁。高拱入阁以后，司礼监掌印太监缺人，太监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了陈洪。后来陈洪出缺了，高拱又推荐孟冲，再给冯保一次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成为以后张居正联合冯保推翻高拱的基础。
高拱入阁后，成为事实上的首相。在国家大政方面，高拱的第一着便是推翻世宗遗诏。世宗遗诏是徐阶和张居正一手策划起草的，徐阶让高拱下了台，他现在要报复。徐阶原来用遗诏起用的一批人，高拱用同样手段对他们再来一次罢黜。但主持起草遗诏的还有张居正，现在遗诏被推翻了，张居正敢怒不敢言，只得一杯苦酒往肚里咽。高拱复入内阁之初，居正曾经对他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但现在情形不同了，高拱的势力正在迅速膨胀，居正已经感觉到了威胁。
这年十月，高拱提议考察科道。这一次考察贬斥了27人，其中吴时来是徐阶的门生，耿定向是张居正的朋友，他们都离去了。张居正到这时慢慢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首辅李春芳先是一切放任不管，后来索性辞职而去。高拱位进首辅并兼管吏部尚书事，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内阁独裁者。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月，内阁成为高拱、张居正的联合内阁。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到位置不稳。徐阶离任时曾托张居正照应自己的三个儿子，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都因犯事被问罪。在严重的局势下，张居正还是尽力为他们周旋。高拱的心腹们便在这件事上寻找机会，搜求张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一天，一个心腹向高拱透露：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于是张居正答应替他们开脱罪责。后来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便拿此事半真半假地将张居正嘲讽了一顿。张居正立刻变了脸色，指天发誓说没有此事。表白到了这个份上，高拱只得承认是个误会，事情才勉强了结。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中风而亡，皇太子朱翊钧才10岁。这又是一个权力重新更替组合的时期。高拱和张居正的决战就在这个时期展开了。
冯保在这一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穆宗在世时，冯保屡次想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都因高拱从中作梗而告吹。他现在要报复了，他乘穆宗新丧的机会，在皇后、皇贵妃和张居正之间频繁活动起来。张居正在高拱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早已感到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内、外廷争权的关键时刻，他懂得与冯保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冯保的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太子朱翊钧只有10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起。
六月初十日，神宗朱翊钧即位，颁布手谕，授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理所叫道：“这是谁的旨意，皇上年龄还小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太监把高拱的话传给冯保，冯保从“皇上年龄还小”这句话中得到灵感，他和张居正商量后将此事告到皇后、皇贵妃那里。他说穆宗皇帝逝世那天，高拱在内阁叫嚷：“10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冯保把高拱失礼的口气夸大以后，提出质问：“这是什么意思？”当场，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而感到惊惧不已，连10岁的小皇帝也变了脸色。
冯保和高拱的胜负已明了，一切都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尽管他在此期间并没有轻举妄动。六月十六日，冯保向众臣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手谕，指陈高拱揽权专政，蔑视幼主，下令革职回乡。
高拱失败了，张居正循序升为首辅，这一年他47岁。他本是皇帝的老师，又是惟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年幼的神宗对他完全信赖。从此，张居正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明朝政大权，逐步实现他期待已久的政治理想。
3.十年改革，功勋卓著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居正向神宗表示，当今国家要务，在于遵守祖宗的旧制，不必纷纷更改。作为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这是张居正和王安石的不同之处。王安石声称要改革，要创制，因此而大张旗鼓；而张居正只是在祖宗的旧制下动些小手术，虽然不是大气磅礴，但是行之有效，颇有点打“太极拳”的效果。张居正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张扬，天翻地覆的革故鼎新固然伟大，但前进的速度越快，遇到的阻力也越大，新生事物往往因此而夭折。在这方面，张居正显得比王安石要老到、明智许多。
政由人出，政治的废弛与混乱在于纪纲的不振。所以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个改革举措便是整饬纪纲。张居正澄清吏治、整肃纪纲的武器是京察和大计。按明制，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叫“京察”，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叫做“大计”。但在吏治腐败、法令不行的条件下，这些制度不能有效实施。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七月，张居正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官员责令自陈。此次察典，居正着实去除了几个“以言干政”的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他要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顾不得一些小节，但他在官员的进退上仍然很有分寸，“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不轻易去一人。他的用人标准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使有这样的为国之心，但张居正仍不能为一些人所体谅。
京察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前奏，好戏是考成法。在张居正谨慎持重的政治事业中，考成法可算是他的一件创举。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考成法的主要特点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办法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各衙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作为底本。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事，注销一事，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由该科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一本送内阁查考，内阁根据账簿登记，对各科的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监控的政治系统，使内阁成为名实相副的政治中枢。
考成法推出之后，有人攻击张居正借考成法集权于内阁，揽权自重。张居正的改革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统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措施，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改革就是一纸空文。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而提出“尊主权”，并认为这是关键的一点。张居正以此来提高朝廷和诏令的权威，用考成法集权于内阁，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改革家。他认识到“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新的政治机构，也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他只要各级官员们对自己的事务有个清白的交代，而考成法即是简捷明快、切实可行的考察兑现手段。
办法已有了，实施则必须严格。对未按期限完成分内事务的官员，稽查和处罚都极为严厉。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未完成事件273件，渎职官员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因未完成的事务太多而被停俸三月。如此一来，行政效率明显提高了。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责，一批不管事而白吃皇粮的冗官被驱除。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销了苏松地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一次性裁汰冗官169名。无用的人撤下去之后，有用的人才被提拔上来。张居正大力提倡破除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才德出众者即使屈居下僚，也可以越级提拔。他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作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破格提拔其貌丑陋而又瞎了一只眼的嘉兴小吏黄清为淮安府、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罢官的潘季驯治理黄河。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正当改革推向高潮时，张居正颁令，特许府、州、县学的学生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择优录取贡生，把各地人才搜罗到中央。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
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他引经据典说：“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然而一些王公大臣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听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这一帮人大谈尧舜、周孔之道，要行所谓的“王政”，他们有时也谈到宋朝周、程、朱、张的主张，张居正便不客气地认为这是“老儒臭腐之余谈”。他不想作一些高深的理论，他只要切实办几件实事。在他看来，只要他们不碍事，大可不必和他们计较，办自己的事要紧。
富国强兵二者不可分离。要强兵首先得富国，没有经济实力，谈何强兵？正因如此，张居正将他的考成法和富国有机联系起来。他确定以理财作为考成法的首要标准。国库主要收入是田赋，他把征收税粮情况作为对地方官员考成的主要内容，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额的，一律严惩。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百姓头上搜刮，不敢提出督缴正赋田税的主张，因为隐田瞒税的都是不法权贵，追缴欠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赋税为考成主要内容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十分之九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甚至撤职。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而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有：山东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有：山东2名，河南9名。张居正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
张居正还利用考成法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减轻贫民的负担。改革前，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征税特别重，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使一部分农民生活贫困不支，不得已将田地卖给富家，自身降为佃农，富家因而坐食田租收入。地主富家因地位优越，可以获减免的特惠。因此，一切的利益都归于大地主，一切的负担都归于贫农。这时，大地主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日益发生冲突。张居正通过考成法，采取政治手段，增加岁入，打击大地主，稳定了贫民阶层，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收入。
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这是考成法所起的富国效果，也是张居正的改革功劳。
如果说考成法理财是开源的话，张居正还设法节流。隆庆二年至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折银250余万两，而支出达400余万两。隆庆六年张居正辅国以后，在节流上大做文章，可谓做到了“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掉赐宴的旧例。他说：“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进谏，谈到宋仁宗不爱珠饰时，神宗插言说：“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张居正说：“是呀！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采买金珠，居正立即驳回，不予同意。居正对付鞑靼，也随时考虑到国家的财政负担，隆庆五六年的抚赏费不过万余两，节省了百余万两银子。光禄寺的采办费也由原来每年的17万降至14万两。
明代经过嘉靖、隆庆两朝的虚耗以后，从神宗即位直至万历十年，国家最称富庶，张居正的富国之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家富了，张居正要强兵。所谓强兵，这里主要指北部的边防问题。这是张居正多年以来最为关注、最为忧虑的问题之一。那时，国防松弛，军队疲弱，北方的蒙古始终给南部的大明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早在隆庆朝时，张居正就已开始承办和主持北方边务。徐阶去职后，首辅李春芳不愿过问边事，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防的重任实际落到了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整饬边防，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首先重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表示信任，委以重任。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
当时，名将谭纶、戚继光在北边战守重心——蓟州主持防务，张居正给予他们大力支持。戚继光在整饬边防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张居正都及时为其排除。在他镇守蓟州16年间，边防安定无事。谭纶请求建筑敌台，张居正欣然答应，谭、戚二人便在山海关至居庸关之间共筑敌台3千，控制要害之地。在辽东，张居正任用李成梁镇守。李成梁虽出身寒微，但有大将之才，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起，李成梁镇守辽东达二十二年，屡败蒙古土蛮入侵，先后取得十次大捷，其武功之盛，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在宣、大方面，张居正起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大大加强。
在改善边防、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谋求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他让边将利用有利时机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隆庆四年，蒙古俺答的孙子汉那吉因某种原因前来投奔王崇古。张居正抓住这一机会，让王崇古派人护送汉那吉平安返蒙。俺答见其孙子平安归来，立即下令退兵，并上表称谢，表示今后永不再犯。蒙汉关系改善后，张居正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张对俺答实行“封贡通市”，即明朝封俺答以一定的官爵，双方定期朝贡、互市，和睦相处。这一主张顿时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讲和示弱，互市启衅，封贡通市后患无穷。为了实行“封贡通市”，张居正向穆宗详细陈述了这一措施的好处。在他的努力下，“封贡通市”于公元1571年终于得以实行。“封贡通市”促进了蒙汉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交流。
在张居正的不懈努力下，北部边疆终于安定下来。但张居正内心很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安定而已，而非永久的和平。他决不因为双方“封贡通市”而丝毫放松警惕。他坚持“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主张，对蒙古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对于北方鞑靼族，张居正尽量使他们分裂为无数小的部分，单位越增多，其力量就越减小。这样一来，北边的敌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个的集体，使鞑靼没有联合进攻的能力，无形中减轻了北方的威胁。对内，张居正则坚持充实边防，训练军队，准备随时出击。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民间的土地和户口逐渐集中到贵族、官僚和大地主手中。他们倚仗特权，隐占人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至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土地比明初减少一半，户口减少三分之一强，大批的田地和户口流进私家，使国家财源枯竭。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至于大量的隐田漏税和逃役问题，还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样，清丈田亩，改革赋役就成为理财安民的首要问题，这时改革从政治领域推进到了经济领域。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十一月，张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年完成，从而拉开了清丈田亩、改革赋税的序幕。张居正令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事务。所丈量的土地，除皇帝赐田外，一律“办纳粮差”，不准优免。户部还颁布了统一的《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完成期限。清丈田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有些地方官员办事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张居正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困难，他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责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只要有违抗阻挠的，不分宗室、官宦、军民，都要依法重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官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诸位不要“草草了事”，务必“详审精核”。这样，清丈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全国土地丈量工作基本完成。这次清丈查出隐占的田地300万顷，达到了预期的成功。虽然执行丈量的官吏有的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有的地方豪强也千方百计进行抵制，致使这一数字不很准确，但毕竟把大地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一部分，对他们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赋役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潘季驯、海瑞等人就在广东、江南等地推行过一条鞭法，但把一条鞭法推向全国，并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张居正。
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役、均徭、力差、银差等合为一种，一律征收银两，并以田赋分担徭役钱，二者有一定比例，或“丁四粮六”（即将徭役钱的十分之六摊人田赋征收），或“丁粮各半”。同时简化征收手续，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
推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他在嘉靖、隆庆年间局部地区推行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先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当时有人提到一条鞭法的不利，甚至有人说一条鞭法便于官而不便于民。张居正只是说：“法令贵在利民，……所以近来拟旨说，如果有利于民，则听任推行，如果不利于民，就不必强行实施。”经过一年的推行，情况有了好转，说一条鞭法不利于民的人只有十之一二了。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更加感到有兴趣，他说：“一条鞭法如果真能适宜于人民，何须分什么南方与北方呢？”于是他下令将一条鞭法向更广阔的地域推广，至万历九年正月，再用诏令通行全国，一条鞭法逐渐成为通行的制度。
一条鞭法取消了传统的徭役征派，征银雇人服徭役，使农民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人身自由也较以前优越。田赋和徭役一律征收银两，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一条鞭法是我国古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种赋役制度。
4.名毁家破，死后之悲
万历九年夏天，57岁的张居正病倒了，自知已到了退下来的时候。头一年，他已屡次上书申请退休，但神宗坚持不许，数次慰留。无奈他只得肩负重任继续支撑。事实上，时局也不容许他休息，清丈田亩的计划还未最后完成，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诏令才刚刚发出，北部边疆仍需时时警惕，边将的更替要他去协调。
万历十年二月，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的钱粮，以完成多年宿愿。自万历初年行考成法以来，国家财政有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已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当初张居正是严厉追收积欠税粮的主持者，现在他又申请免除积欠钱粮，与民休息，这是他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的体现。
就在这时，张居正又病倒了。但他仍请假在家办公。内阁事务由张四维、申时行代理，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他二人还是到张居正病榻前请示。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两次上疏恳请退休，还归乡里，“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日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即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但是悲切的恳求没有打动神宗。六月二十日，昏迷数日的首辅张居正在北京寓所辞世而去，未能实现他生还江陵故里的愿望。弥留之际，神宗向他允诺：“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死后的排场，神宗为他安排得很周到：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赐谥文忠公。司礼太监监护丧事，内阁大臣、锦衣卫指挥护送灵柩归葬江陵。
然而世事多变，隆隆圣恩转瞬间已为风刀霜剑代替。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势已然骤变，话得从头说起。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踏上首辅之路，从那时起他开始将孕育多年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推行这些政治措施需要政权力量的保护，这是张居正从政多年的经验。为此，有三个重要的人物，要他去应付：皇贵妃、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神宗皇帝。
花费了许多的心思和周折，张居正处理好了同皇贵妃和冯保的关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应付好了两个成人，却在应付10岁的小皇帝时为自己身后的波折埋下了种子。皇贵妃李氏对张居正给予充分信任，她不允许儿子不听张居正的话。不足10岁的神宗在张居正的安排下已担负了繁重的学习课程。张居正对神宗要求极严格。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不小心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张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神宗吓了一大跳。一次进讲官写好太祖的《大宝箴》作为神宗的习字帖，张居正说：“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重要。皇上不仅要摹写，还要能背诵；不仅要背诵，还要能讲解。”过了几天，神宗把张居正召来，高高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当着居正的面把《大宝箴》全文高声背诵一遍。
神宗虽然年龄极小，但他知道自己是皇上。在他还没有实际执掌政权的时候，他不得不受既是首辅又是老师的张居正的支配。他不得不博取张居正的好感。但他逐渐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平。等到他执政之后，这些内心的不满和压抑就宣泄出来了。
万历八年，神宗已满18岁，早巳超过了亲政的年龄。但张居正还继续执政，神宗还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帝王。张居正知道自己继续执政的危险，矛盾的心理驱使他向皇上递交了归政退休的疏文。当神宗就此事向母亲请示时，她说，等辅佐你到三十岁时再作商量。皇太后的这一决定使神宗亲政的希望破灭了，他得再等十二年。张居正一日不退，神宗就一日只能是个名义上的皇帝。
万历十年，张居正终于死了，神宗现在终于可以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了。以前出于不得已的对张居正的尊重和敬畏，现在都不存在了。相反，他对往昔所受的压抑逐渐萌生了报复心理。
张居正死后不久，冯保的对头们拼命揭发冯保的种种劣迹，神宗早已看不惯这个威福自专、不可一世的太监，乘机下诏逮捕冯保，抄没其家产。冯保是张居正生前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冯保的倒台揭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从冯保的倒台中觉察到了神宗态度的变化。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指责他独裁专政，目无皇上等，这些诬陷和攻讦正好触动了神宗心中的痛处。他终于要在张居正死后给这位威权震主的大臣以严厉的报复。于是不久，考成法被取消了，居正裁汰的冗官又大都恢复了原职。
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封号和文忠公谥号。次年四月，又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八月，张榜告示张居正的罪行于天下，将张居正的子孙发配到边地充军。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神宗才应允留下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
在中国历史上，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与王安石相比，二者在坚定地推行新政和改革上如出一辙，但前者生前寂寞，后者死后悲凉。张居正的改革特点是循序渐进，宽猛结合，所以改革较为持久，成就颇多。他失败的原因较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得罪了当朝皇帝，而使他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祸及家族。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一代改革家张居正走了，一个改革的时代也随之而结束了。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明中期一道耀眼的暮光，此光逝后，明王朝又沉入死寂般的黑暗。这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