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小掌柜”，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大帽子（以后又加上“走资派”的罪名）。接踵而来的是停职反省，抄家示众，举办我的罪行展览，关进“牛棚”，除了监督劳动，必须随喊随到，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党组织瘫痪了，群众造反了，社会上一片混乱。在那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浩劫”中，我百感交集，迷惑，痛苦，生不如死。真悔呀！一悔选错了职业，怎么搞了新闻这一行；二怨民主改革，平息武装叛乱，牺牲的不少干部群众，我怎么没有碰上一粒子弹呢！在万般无奈、决心“金盆洗手”、打死我也不再干文字工作的时候，1969年5月凉山州革命委员会通知凉山报社的“省管干部”，到成都参加省革命委员会举办的中层干部班学习。我和报社的另一位领导，坐在大卡车的货厢里，经过三天的颠簸，赶到成都市汪家拐原四川省卫干院报到。
我们到学习班迟了一个月，只赶到学习班跳“忠”字舞的尾巴，听到了不少让人笑破肚皮的笑话：每天集合时，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必须拿着红宝书，踏着语录歌的节拍，原地跳“忠”字舞。由于年岁、高矮、胖瘦不同，听音乐的节拍，跳舞的举手投足也不一样，跳起舞来总是磕磕碰碰，挨挨擦擦，摸摸打打，真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五味杂陈，要多好笑就有多好笑，要好丑就有好丑。完全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今古奇观”。但是，在那种高扬的语录歌音乐中，在那样众目睽睽的球场上，在那么虔诚地对领袖表示崇敬和爱戴的气氛里，谁敢不跳，谁敢不严肃，谁又敢去笑话呢。后来听一个管理人员说，某学员说了一句“群魔乱舞”，被旁人听到了，还在小组会上认错，作了检查。幸好领队的没有往上报。否则，那个学员会倒大霉，甚至当“现反”。
跳“忠”字舞很快停止了。上面解释是：热爱毛主席，向领袖表忠心的方式很多，但不一定要跳“忠”字舞嘛。这话说得很高明，也很得体，把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不严肃”、“大不敬”、“很丑陋”、“很恶心”这些话都巧妙地回避了。
在学习班，我们还参加了庆祝“九大”胜利开幕的大游行。游行是晚饭后集合，整队上街。每人发了一面小红旗，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像和标语牌。记得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天府广场，游行主要是在大街上。但同样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非常拥挤热闹。出去的时候队伍还算整齐，喊口号也很响亮。回来时可能是累了，就有点像鸟兽散。同我们一起的这群人，不大熟悉街道，都是掉队的。但也有发现，在回来时经过人民南路和祠堂街等街道上，遍地都是扔下的小红旗、标语和纸屑，其中还有不少人游行时挤掉的鞋子、小手帕，构成了一道风景线。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才真的弄明白，林彪是在“九大”定位为“法定”接班人的，“四人帮”也是在“九大”钻进党中央领导层的。怪不得，当时的造反派那么疯狂，那么声嘶力竭，大吼大叫，忘乎所以呵。
原以为参加了省革命委员会办的学习改造班，就可以“解放”、恢复自由、重新工作了，哪知经过半年的“脱胎换骨”，几百人中只解放了二十多人，占百分之几。返回凉山后我仍回到报社的车间劳动，但也有一点变化，车间让我一边劳动一边办板报，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表扬好人好事，一周出一次，还要参加厂里的评比。有工人打趣地说：王某人又“官复原职”当总编辑了。
半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四川省开展宣传贯彻中央“红十条”（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为了造声势，掀起高潮，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主要领导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单位必须全力以赴，倾巢而出。有了这个“全力以赴、倾巢而出”的指示，我被军代表提名抽调到凉山州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布拖县宣传队去“戴罪立功”。
布拖是彝族聚居的高寒县，刚去就碰到一件让我尴尬而又难忘的事情。我感冒了到县医院去看病，一位值班医生听我说完名字和单位，“腾”的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后说：王真是你吗？你不是一个很反动的老头儿吗……也真巧，就在这时，家住在医院的那个区上的秘书过来同我打招呼，才打破了让我哭笑不得的局面，并顺利地看完病、拿了药。
那时已经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实现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正在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层层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叫得震天响。真是潮流推人，我们在宣传队十天半月就得写一个简报，上报下发，交流情况，报告成绩，介绍经验。没想到其中一个简报竟改变了我的工作。那个简报是写布拖县一个区（辖五个乡）按照最高指示办，落后地区冲向前的经验。简报用了三个小标题：①千头万绪抓根本，②千军万马抓班子，③千红万紫抓典型。①②两个属于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政治口号，所谓“根本”，就是抓毛主席指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抓“班子”，就是抓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这两条，抓住了“纲”，就“纲举目张”；加上又有领导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必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干什么事包括政治思想、生产建设、文化活动等多方面都会创造奇迹，什么社会主义新事物、新人物、新成就，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要什么有什么，一抓一大把。于是第三个题目“千红万紫”的新局面就出现了。接着又在“万紫千红”中抓住“典型”，总结经验，使简报更加深刻、更有新意。就是这样一个按照“语录”找事例、装材料，然后又按逻辑推理搜集故事、总结经验的简报，居然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材料，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和转发，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不久，我就从派到县上去的宣传队调到州革命委员会了。
回到州里，州革命委员会给了我一个办公室，主要是看看文件，协助有关领导整理材料，做些文字工作。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放”，恢复我的组织生活，是一个“临时工”。但能走出“牛棚”，有了起码的做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仍然很激动、很高兴。我最大的感触是，在绝望中亲身体会到，坚持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主张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办事的还大有人在，包括领导、军队干部、同事和革命群众。那些借助神灵，靠搞运动掀起的汹涌浪涛，一定会风平浪静。经过切肤之痛，有此切肤之感，我一扫心中的阴霾，怀着希望和感恩的心情，在以后两三年的临时工作中，我是叫干啥就干啥，热情、积极而又努力。在参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筹建工作中，为了搜集阶级斗争血淋淋的物证，我和刚分到报社的一位大学生、刚从中央民族学院音舞班分到凉山歌舞团的两位青年舞蹈演员，历时半个多月，到越西县彝族聚居区的山寨，带着火把（照明）、白酒（消毒）和长绳（系在腰上保证安全），下到骇人听闻、群众也不敢靠近的几个“万人坑”，寻找受害奴隶群众的白骨和有关实物。以后，又先后参与凉山歌舞团大型舞剧《奴隶颂》文字台本的创作；在凉山军分区的领导下，跟着部队的同志“五上瓦里沟”，参与过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凉山民兵阶级教育基地——凉山州美姑县瓦里沟民兵连的部分调查和文字工作；受州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的指派，同另一位同志到雷波县的汶水、永盛、黄琅等区乡考察总结农民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兴办小水电的典型经验，等等。并断断续续在州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组、大批判组、新闻报道组工作过。直到1974年凉山州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州委决定恢复《凉山日报》，重新组建领导班子，我才再作冯妇，回到报社重操旧业。
1978年，四川省根据中央的批示，决定西昌地区同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撤销西昌地区建制，自治州首府从昭觉迁到西昌。正在实行合并的过程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了广泛地宣传会议精神，《凉山日报》加夜班增印了许多零售报，开着仅有的一部小汽车在西昌街头散发。当时，最震撼人心、最大快人心，最顺民意、得民心的是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终止了长达十年的“中国浩劫”；是转移党的工作着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些都是人们奔走相告的好消息，街谈巷议的新话题，也是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时期的开始！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