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我国社会生活多元、多样、多变特点更加明显。越是在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传播媒体越要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讴歌主流价值取向，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进发展的功能。
七
逐步解决目前传播媒体存在的格调问题，还需要增强有关管理工作的严肃性、可操作性。比如进一步明确从业准则、规范和要求，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明确监管责任，把单位、部门管理与行业、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自律与他律的合力，方方面面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2010年10月25日）
传播要讲“大道”
《论语》里说到孔子曾经为自己的侄女选对象，他选的是学生南宫适，理由是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说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这个人总有官做；国家政治黑暗了，也能逃避迫害。这样的人很稳妥，把侄女交给他很踏实，很放心。看来，孔子这位道德先生，考虑儿女大事还是很实际的。
孔子还说过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干脆出国移民。老先生够有性格的。
孔子的话里，有一个重复用的字：道。所谓“邦有道”“邦无道”“道不行”。何者为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道路，途径；2.技术，技艺；3.学术的思想体系。大家看，这个“道”，是有“学”、有“术”的。
那么，“道”是从何而来呢？文字上的综合提炼，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本难解的书，其关键在一个“道”字。《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所谓“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名称界定的，就不是恒久的“名”。“道”是万物的根源，代表“究竟真实”，最后、最终、真正唯一、绝对的，就是究竟。“名”则是人的理解能力。只有在准确理解“道”的基础上，慢慢体会，才能悟“道”。
孟子则强调：“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文明教化的目的，就是使人之道逐步转化为人的生命准绳，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孟子所说的人之道，即人之为人的生命准则，同时也是人的当然之则、不变之理。
“道”的概念代表两种性质：第一是“道”的内存性，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离开“道”而存在，世界离开“道”，任何事物都不会存在，更不要说维持了，因为“道生万物”；第二是“道”的超越性，万物再如何变化，或消失或增加，“道”永在而不变。
为人处世，也要讲“道”，也有“道”在其中的。
一
尽管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归根结底，它是在传播文化——理念、思想、规范、秩序。只有格调健康的文化，才能赋予受众正确的理念和健康的思想。毋庸讳言，大众传播也长期存在着格调不高甚至庸俗、低俗、媚俗乃至于恶俗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这类问题还很突出。例如2010年上半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中，一位女青年直言“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一时间，这句话被广为传播。尽管复述者心态各异，但这句话，或者说这种“哭笑观”，多多少少影响了相当一些人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很大的程度上说，媒体传播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而文化对人和社会具有塑造、引领作用。和人要走大道、正道一样，媒体应该崇尚大道、正道，具体到传播实践，理所当然地要讲“正道、大道”。
古人还有一种说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时下市场挤走了道德，金钱侵占了思维，几乎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市场竞争使得伦理沦丧殆尽，几近没有什么底线和禁区。媒体自然不会超然物外。
当下，媒体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以其特有的快捷、互动、信息量大、形式丰富、导向性强等优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变革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媒体文化影响公众的价值观。比如，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媒体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青年人在对媒体文化的追逐中发展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媒体文化的开放性左右着青年人的价值选择，大众化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权威，多样化模糊了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形式和内容瞬息万变的媒体文化使得青少年总是在不断选择，却常常迷失在内容各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价值中。这就使得传统的价值评价标准在青少年的评价体系中逐渐模糊。价值评价的模糊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传统价值评价的否定。
媒体文化打造公众的流行观。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行现象、时尚现象不断出现，并且随时形成种种社会焦点。“社会流行”首先以某种思想和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同时通过这种渗透不断地变革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过程。它的发生，常常有商业运作的背景，更少不了大众媒体的推动。媒体文化打造流行词语，引导、传播时尚，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冲破“阳春白雪”——“精英文化”和“下里巴人”——“大众文化”的界限。一方面，媒体文化凭借大众传媒的介质平台，尽其所能彰显自己的品格，充分利用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扩张领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往往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以其强劲的制造舆论和传播信息功能，先声夺人而又深度介入社会话语中心，从而为媒体文化寻求广泛的受众基础，以其尚新求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受众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快捷地提供许多可供模仿的“行为模特”。在媒体文化强大感染力的驱使下，公众不知不觉形成了自己对社会中流行及时尚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他们不断推崇和效仿，媒体文化所引导的流行时尚逐步固化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同样，媒体文化影响公众的消费观、引领公众的娱乐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随着媒体的导向而发生变化，可能对于以娱乐为目的的一个节目的不恰当判断，就会动摇维系已久的某个观念。表面上看，娱乐似乎是公众寻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其实是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体文化时代。
由上面所说更进一步，更令人不安的媒体现象同样罹患病害：比如“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假新闻接连冒出、低俗新闻四处泛滥等，媒介道德滑坡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有专家呼吁重提“新闻专业主义”。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有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客观、真实、独立、自由。客观上是要你不带个人偏见来报道事实，但不是冷冰冰的客观，而是有责任感的客观；真实的细节、事件，以及必须竭力达到的整体的真实；尽管我们的独立性还十分有限，但起码要保持内心的独立判断，正视所面临的权力化的扭曲、压制和经济利益的收买；正如客观是负责任的客观一样，信息获取和表达的自由也是负责任的自由。
也有提出“客观、真实、公正、全面、服务”五个关于新闻专业的要件的。于1984年2月创刊的《南方周末》，最初是以《南方日报》星期六增刊的形式（对开四版）出现的。从办一份致力于丰富民众生活的娱乐性周报起步，其定位逐步演进：20世纪80年代后期喊出了“服务改革，激浊扬清”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末，启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2001至2002年间“深入成就深度”；2003至2006年间“记录时代进程”；2007年至今“在这里，读懂中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转型为一份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的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到进一步发展为以舆论监督为特点，紧扣中国现实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彰显“正义、良知、爱心、理性”的综合性大报；到目前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视角来记录和解释这个变动的时代，致力于向最优秀的严肃媒体迈进。《南方周末》打破了传统的报道模式，又摆脱了一般市民报的肤浅、平庸。尤其现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需要利益协调、理性建设层面。比如近期宁波市民对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所采取的一系列群体行动，主流媒体就应当以一种更负责任、更成熟的态度观照现实，做有力量、有锐度的呈现，并借此积极探索、思考媒体在这个时代中最可能做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媒体，而不是机械地执行规定动作（当然，这中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单单应付网民在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和满天飞的小道消息，有关方面已经加班加点增加了若干倍的劳动）。遗憾的是，我们的报道在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和理性思考上，在帮助、引导读者的认识更全面、更理性，或者说，在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对推动社会进步做出应有贡献方面，是有明显不足的。
《南方周末》是中国传媒业界的一个标杆，或者说就是一个另类和异数。他们是在践行文以载道，那种孜孜以求、不离不弃，那种激情和坚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时半会，只怕是学也学不会的。歌德有一句名言：“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比较而言，我们需要检讨对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爱的程度、爱的成色。用《易经》里的话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大儒孟子有一个中国政治史上最为进步的政治理念：“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体现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政治诉求——仁政王道。
二
中国记协新闻培训中心不久前对东、中、西部地区调查表明，这3个地区不同行业的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有效性评价均低于信息的接受率，其中56%的受众认为重复信息太多，63%的受众认为信息价值不大。
为什么？因为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人们不仅希望知其然，而且希望知其所以然，并希望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知其未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要肩负起使命和责任，担当起满足社会转型期广大受众对社会发展规律、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当前发生的热点难点事件的原因、趋势和解决办法的解说员，成为指引转弯处行车的路标。
现实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第一，现在的记者采写新闻最大的局限在于太常规，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究其原因在于记者的知识结构单一、理论素养薄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读者的阅读水平。对大多数记者来说，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凭一门手艺走天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新的社会环境则对记者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抓住老鼠，还要抓住肥的。
第二，不迎合、不追随、不妥协。曾经我们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视为媒体人的最高境界，在信息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现在，是否紧跟大流、言辞犀利、铁骨铮铮才是职业精神的体现？范长江曾经说过：“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人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我们很容易理解制造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以及歪曲事实真相的媒体人一定是不合格的，但是，谬误的相反方向也未必就是真理。记者随大流走到农村就可以说完成走基层了吗？文章缩短就是改文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建立在改学风和党风的基础上，胸怀大局地“走”才能有所收获。在新形势下，不追随也是职业精神的一部分。
我们搞建设、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友好和谐地相处共生。而既诗意又理性、又有尊严地栖居生存下去，正是人类的恒常之道。前几天读到一篇报道，说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陆居民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焦虑、压力最大的。诗意又理性、又有尊严地栖居生存，这其实应该是一种常道。但我们现在普遍地忧心忡忡，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还担心地里的，这已经是背道而行了。传播媒介应当有发现，有提醒，有建言，发挥守望常道的功能。
守望常道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审美判断，而这些判断的标准，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集腋成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