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0年8月到澄锡虞地区的。原来我是江抗二团三营政委。这年5月15日，在战斗中我戴“花”了，在武进南面养伤一段时间，被敌人发觉后就转移到江阴西石桥，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在祝塘办事处帮助做些民运工作。伤痊愈后，领导上对我究竟是归队还是留下的问题曾有两种意见，最后确定把我留在澄锡虞地区工作。
那时，谭震林同志找朱松寿做了工作，要他搞江阴“民抗”（人民抗日自卫军）。朱松寿很快把部队组织起来了，约有200人，号称三个大队，但成分很复杂。为了帮助他整顿，谭震林同志派了几个人进去，叫我去当政治部主任，王民新当参谋长。我到朱松寿的江阴“民抗”去，大概是九十月间。不久，成立了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书记吴达人，委员有我、顾复生、沈德辉、钱国华。澄锡虞工委只管锡北、江阴、虞西和沙洲4个县。锡东不包括在内。当时，江阴县委书记是沈德辉，沙洲县委书记是杨明德，虞西县委书记是钱国华，锡北县委书记是姚家礽。在行政上，成立了锡澄虞总办事处，主任是顾复生，吴达人任副主任，还有民政处长杭果人，文教处长杨玖，财经处长喻求清等。在澄锡虞总办事处下面设立了若干个县级办事处，有张泾桥办事处、王庄办事处、后塍办事处、祝塘办事处和沙洲办事处。
1941年皖南事变后，约3月间，成立了中共路东特委，澄锡虞工委就无形取消了，澄锡虞总办事处也改为苏南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吴达人任专员，下面的办事处先后改为县级政府或行署。
江阴县县长是李若平。沙洲县县长是蔡悲鸿。陈枕白任锡北行署主任。虞西行署主任由钱国华兼。无锡县的抗日自卫会也改为无锡县县政府，县长由王承业担任。当时几个县的管辖范围是：沙洲县从江阴东郊到锦丰十二圩；江阴县从锡澄公路以东到周庄向东一点，套河以南到马镇以北；锡北行署从锡沪公路以北到马镇以南，锡澄路以东到严家桥以西；虞西行署是以北泪为中心，包括长泾、北漍、杨舍、顾山，它的范围不稳定，有时要大一些，有时则小一些；无锡县从锡沪公路以南到铁路。那时，这一带处于敌（包括日寇和汪伪）、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顽（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三方交叉的斗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主要是和“忠救”斗。高杏宝、高祖羔等“忠救”分子在无锡和江阴一带就设了好几个据点。
皖南事变后，江南的“江抗”（即江南抗日救国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六师成立后，把江阴“民抗”、沙洲大队、锡北常备队和祝塘、华墅常备队等武装力量上升为主力，编成六师警卫一团，团长由杨知芳担任，曹德辉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是我。警卫一团起初只有5个连，后来发展到6个连，没有营的建制。那时，我们主要活动在江阴、锡北、虞西和沙洲一带。
我们除了打仗，还兼做群众工作，开辟新地区。记得，我曾带了一个连到锡北去，在锡北常备队配合下抓过三青团头子姚冬声。
从1941年7月起，日伪开始“清乡”了，在7、8、9几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战斗频繁，我们部队受到了不少损失，各个连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员。9月，谭政委决定由我带一个连继续留在沙洲坚持斗争，其余5个连由他带到苏北去整训，后来整编为两个足连。当时，敌人对我们封锁很严，套河以南已没有我们的武装了。
我带一个连坚持在沙洲一带活动。后来，温玉成、曹德辉带了整编后的两个足连重新回到沙洲来。他们过来以后，我把这里严酷的斗争形势向温玉成、曹德辉作了汇报。他们一过来就连续打了几仗，形势十分紧张。一个星期后，决定仍由我率的一个连和余静德的警备大队留下和沙洲县委一起继续坚持斗争。温、曹及两个连先行北撤。当时他们错误地选择了通过套河作为向澄西撤退的线路，实际上套河上所有桥梁都被敌人封锁了，因此只能从周家桥附近过套河。当时是用绳索、绑腿带牵引渡河的。引渡中淹死了不少人。政委曹德辉就是在这次渡河中牺牲的。部队一过套河，就遭敌人袭击。部队集合不起来，不能有组织地进行战斗。两个战斗连几乎都损失掉了。温玉成同志只带了几个侦察员、通讯员冲过锡澄路封锁线到澄西去了。当时我带的一个连在套河以北为撤退部队作警戒。我们继续坚持了约十来天，以后因为形势太紧张，不允许我们坚持下去了。部队和县委焦康寿、钱玉芬、奚明道以及谢镇军等十余个地方工作同志，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掩护下安全渡江，撤往苏北。我们撤走以后，沙洲就没有我们的武装了。
我们撤到苏北三分区如西县黄家市一带。那里原来就有一个机构，叫“江南办事处”。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安置反“清乡”撤退干部等事情，主任是蔡悲鸿。他料理完反“清乡”撤退中的一些事情后就调走了。可是，“江南办事处”这块牌子却一直保持到解放。
蔡悲鸿调走后，江南办事处就没有主任了。钱敏同志和我都没有当过江南办事处主任。我们只是用“江南办事处”这块牌子做工作。1942年3月左右，成立中共澄锡虞中心县委，属苏中三地委领导。苏常太中心县委则属四地委领导。澄锡虞中心县委成员有钱敏同志和我，后来增加了史雨生同志，钱敏是书记。当时，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个连和警备大队，共100多人。上级从五十一团调来一个连，连长是钱青，指导员奚超然。另外，还有一些零星武装，编成一个连。一共三个连，团长仍然是杨知芳，政委是我，参谋长是邱士文，内部番号仍是警卫一团，对外称五十二团，这是借用的番号。
3月份，谭震林同志在苏南发来个电报，决定无锡县划归澄锡虞中心县委领导，并要我们在澄锡虞地区打开条走廊，准备迎接主力军南下反“清乡”。当时澄锡虞地区刚刚“清乡”过，敌伪统治强化。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叶飞同志决定由我先带个侦察班化装到江南实地了解情况。我完成了侦察任务并与无锡县委接上关系后就从原路返回苏北。
回苏北后，我就和钱敏同志一起向叶飞同志汇报。我在汇报中说明锡东党的关系已经接上，锡东地下党已开展了工作，并已有一支小型武装在活动，但在锡北、江阴那一带，“清乡”后敌伪控制仍很严，我们去活动的条件还不行。叶飞同志听后立即向谭震林同志作了汇报。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来了电报，要我们克服困难，坚决在那里打开一条通道并坚持下来。于是，我们就下决心过来。
我们从警卫团三个连中挑选出六七十人，组成两个小连，借用五十二团的番号。剩下的部队都上交了。为了过来后尽快开展工作，我们还带了些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
5月7日夜里，我们从如皋、靖江交界处的张黄港过江，在沙洲的七圩港登陆上岸，到达江南已快天亮了，在店岸附近宿营。早饭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方袭来。我们边打边走。敌人紧紧跟在后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天天打仗，甚至被迫得白天都行军作战，好容易在5月10日到达锡东许家桥与中共无锡县委及杨步云部队会师，刚谈了些情况，布置了些工作，敌人又尾随而来。枪又响了。钱敏同志立即布置：武装部队由我负责，杨步云部队配合行动。钱敏、徐念初同志和做群众工作的同志由县委赵建平同志负责分散隐蔽。
部队离开驻地，就与敌人交锋，以后辗转在锡东、虞西、锡北连续战斗，特别是有一次在顾山附近整天被围，情况非常危险，全体人员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与敌人拼搏。到傍晚时，我们才乘机突围脱险。我记得我们过江后13天中，共作战15次，几乎每次都是打的被动仗、退却战。
我们过江的部队虽小，却把敌军搞得很惊慌。日寇小野中队长坐镇在安镇指挥，出动了很多兵力来对付我们。我们天天在敌人的隙缝里穿来插去。根据当时的环境，我们决定分散活动，团参谋周国忠同志带一个班到虞西活动，团作战参谋陈国平同志带一个班到江阴活动。两个班后来都损失掉了，还有一部分就转移到苏西北（今吴县鱼池弄一带地区）隐蔽下来。部队分散活动后，我只带几个短枪武装人员在锡东锡北活动，钱敏同志隐蔽在嵩山小学，领导澄锡虞地区工作。
当时，锡东恢复了县委，书记是陈源，刘敏任副书记，委员有赵建平、朱帆、惠俊山、储新民等同志。锡北由陈凤威、钱仁斋、陆富全等同志组成锡北工委，陈凤威任书记，对外称锡北办事处。
10月14日，陈凤威、史雨生两同志牺牲。10月12日，我还在锡北活动。这天正好是新四军的成立日，我同他们在长大厦前面的一个坟地举行了庆祝活动，我还给他们作了形势报告。那天晚上，刘敏同志派人送了封信来，说有紧急事情商量。因此我当晚带了警卫员去锡东了。不料，他们14日就出了问题。那天，陈凤威、张卓如同志乘两只船到了顾巷浜口靠岸，把洗好的衣服挂在桑树田里晾晒。中午敌人经过那里，看到旷野里晒了许多衣服，就知道有新四军。敌人就向他们袭击。陈凤威同志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叫颜乐泉，在抵抗敌人时负伤了，另一个叫包裕金，只顾自己逃了。
这样陈凤威和史雨生同志在过河时都淹死了。史雨生同志刚从苏北过来就这样牺牲了。这次还牺牲了倪忠裕、韩忠兴两个同志。
张卓如、陆富全同志过河隐蔽在稻田里未被发现。陈凤威同志牺牲后不久，钱仁斋同志也遭敌人抓捕杀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杨步云动摇了。他通过强学曾暗地里同日本人接触，同时向我们提出要去假投降。当时我化名赵大年，他对我说：“赵先生，环境实在太紧张了，吃不消了。现在下雨，还是让我去躲躲雨吧。”当时，我们考虑了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动员他去苏北，我们估计他不会肯去。第二个方案是除掉他。这样做不仅我们理由不足，而且在力量上也不够，弄得不好我们反要吃亏。第三个方案就是同意他去假投降。最后决定按第三个方案进行。我在西仓南面一个参加过大革命的人家里找他谈话，给他讲形势，晓以利害。当时，他表示革命的心不变，“身在曹营心在汉”，还煞有介事地在关公像前宣誓。为了加强对他的工作，我们还派了顾明、宋维照等几个党员跟他一起去假投降。与此同时，我们安排其他同志撤退。钱敏同志要去参加苏北的“南坎会议”，因此比我走得早。我把工作安排好后，于11月3日带着张贵康、向阳等三人化装成农民离开无锡，撤往苏北。
这次南下，从5月7日过来到11月3日撤走，前后半年时间，虽然一支小部队基本被敌人打光了，特别是牺牲了5个县级干部，六七个营连级军政干部，但是留下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反“清乡”撤退时，我们就向群众说要回来的，群众也盼望我们回来。我们渡江南下，不仅鼓舞了群众，同时也震动了敌人。我们一过来，就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日寇小野坐镇安镇，出动了3000兵力“围剿”我们。此外，我们过来后还对地下党的组织进行了整理，使澄锡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总的来说，当时南下是对的，但我们没有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如果当时采用武工队的形式进行反“清乡”斗争，效果可能好些。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派小型武装过来活动，就站住了脚，坚持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