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头三个月中，“保盟”不仅丧失了在香港的基地，连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尼）等地一些支持“保盟”的爱国和进步的华侨组织也都落入敌手。宋庆龄抵达重庆后并没有灰心，在“保盟”驻重庆通讯员王安娜和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她立即着手恢复“保盟”。8月下旬，正式重新组织起“保盟”的中央委员会。“保盟”又继续活动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保盟”工作很难开展。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我们竟然连房子都没有，我自己的客厅成了唯一的安全的办公地点和开会场所。我们与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在重庆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但要与特务周旋，还要不断地与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作斗争。据她的女儿廖梦醒后来回忆说：“因为保盟所筹得的款物，绝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他们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来对我们进行破坏和迫害。”
1943年以后，随着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熬过了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蒋介石妄图恢复抗战前的独裁统治，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作舆论准备，他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剥夺人民民主权利，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等人以他的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们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同时，蒋介石又加强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发动了几十次武装挑衅。随着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黑暗与光明——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前哨战开始了。
Δ解放战争中显身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取得了彻底胜利。日本投降，中华民族的解放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宋庆龄决定继续进行“保盟”原来的工作，致力于战争创伤的恢复与建设工作。宋庆龄在1945年12月发表的《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宣告“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总会暂设重庆（不久，迁往上海）。不久，宋庆龄由王安娜等陪同返回阔别了整整八年的上海。宋庆龄与孙中山度过难忘岁月的旧居——上海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遭到严重破坏，已经无法居住。保险柜中的许多珍贵物品损失殆尽，连极为珍贵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也丢失了，她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申请住房。蒋介石毫不掩饰对这位“不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忌恨心理，开始只拨给宋庆龄“一个矮小的房子”。直到1948年冬蒋介石才亲自下了一道手谕，把坐落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843号的一座花园别墅拨给了宋庆龄。从此，这座别墅就成了宋庆龄在上海的永久性住宅。
宋庆龄把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仍放在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首先面临的一场斗争，“是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她确定这样的援助方针是把实现孙中山遗愿、建立新中国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所以，她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全力支持共产党。早在1945年8月—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多次会见，双方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及其发展前途的认识完全一致。宋庆龄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她“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中共中央也非常感谢宋庆龄的关心和帮助，并积极地协助她做好救济工作。1946年12月，英籍华人陈伊范到延安访问，周恩来接见他并与他亲切交谈后，托他给宋庆龄带去一封信。来信说：“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在信中的结尾，周恩来深情地写道：“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这封来自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信，给宋庆龄极大的鼓舞。信中，周恩来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作了极其深刻的分析，这无疑会大大帮助宋庆龄纵观五洲风云，高瞻远瞩，把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做得更好。
在宋庆龄领导的福利基金会帮助下，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迅速发展起来。到1948年，8个解放区中有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11800张床位，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当时的1.4亿人口的中国解放区军民服务。随着这个国际和平医院网络的形成，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几个白求恩医科学校，国际和平医院还筹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到1948年，各地白求恩医科学校一共培养了2000多名医务工作者。此外，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解放区还成立了几个制药厂。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对许多解放区的农场提供援助，如派出农业技术专家赠送种籽，提供人工授精器、杀虫剂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中国解放区的捐款就达20亿旧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从全国各地及海外纷纷奔赴解放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宋庆龄领导福利基金会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宋庆龄组织大家总结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工作，作出了今后的安排。她还与多年来一直关怀支持他们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讨论了他们的新的方针与任务，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开展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的实验性工作，继续开展国际宣传工作。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但国家和人民需要宋庆龄承担更重要的工作，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北上。28日，毛泽东一早吃过饭，就穿好那套平时不穿、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才穿的浅色衣服，提前到火车站迎候。同往迎接的还有朱德、周恩来等80余人。专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去，握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欢迎她前来北京共商国是，畅谈甚欢。其后，宋庆龄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等一系列工作。9月，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9月30日，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与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人民世纪的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二时，宋庆龄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政府的主席、副主席一起宣布就职。下午三时，宋庆龄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并检阅海陆空军和群众游行队伍。正如她自己所说：“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了的中国的开始。从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胜利。”
1949年，宋庆龄56岁。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磨炼，她已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伟大人物。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给中国共产党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人民感谢她，共产党尊敬她，她被全国人民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Δ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于领导人来说，面临着大量新事物和新问题需要去认识，去解决，而这仅靠过去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宋庆龄充分认识到这个严峻的形势。所以，她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学习，不仅向书本学习，更注意向实际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为此，她经常到基层视察，倾听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带到中央，参加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接着，又在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除参加国务院活动以外，宋庆龄还负责历史上沿续下来的两项具体工作：救济和妇女儿童工作。而在她最热爱的妇女和儿童工作上，宋庆龄化费了更多的精力。
1949年春，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以后，她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对开展妇女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后，年已八旬高龄的宋庆龄发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仍然热心于妇女工作。为了发挥妇女运动在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宋庆龄还积极参加国际上的妇女运动。1952年12月，宋庆龄出席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妇联理事会议上，称赞国际民主妇联在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工作和保卫和平运动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