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事业相同，可以作合传。要作这种传，不单要研究国学，外史知识亦须丰富。两两比较，可以发挥长处，补助短处。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个都是哲学家，一个是中国的圣人，一个是希腊的圣人，都讲人伦道德，两人合为一传，可以比较出东亚所有人生问题的异同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再如墨翟与耶稣，两个都是宗教家，一个生当战国，一个生于犹太，都讲博爱和平崇俭信天；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耶墨两家异同，并可以研究一盛一衰的原故。又如屈原与荷马，两个都是文学家，一个是东方的文豪，一个是西方的诗圣，事迹都不十分明了。各人都有几种传说的，把他们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发达的次序，及许多作品附会到一人名下的情形。更如清圣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时代相同，性质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国书，清故宫尚有保存；替他们合作一传，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状况，并可以看出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对外的方略。
（二）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 和第一类相反，前者是英俊挺拔的个人，后者是群龙无首的许多人。正史中的儒林、文苑、游侠、刺客、循吏、独行等列传，就为他们而立。他们在历史上关系的重要，不下于伟大人物。作这种合传，是专写某团体或某阶级的情状；其所注意之点，不在个人的事业而在社会的趋势；需要立传与否，因时代而不同。《史记》有《游侠传》，因为秦汉之交，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势力，不可忽视。《后汉书》有《党锢传》，因为东汉时候，党锢为含有社会性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汉书》又有《独行传》，因为当时个人的高世杰出之行，社会上极其佩服，养成一种风气。《宋史》有《道学传》，因为宋代理学发达，为当时一种特殊现象，于社会方面影响极大。这类人物含有社会性，其中亦有领袖行为举止颇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然不及全部活动之重要。单注意领袖，不注意二三等角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关系，非有群龙无首的合传不可。我们万勿以人物不大，事情不多，一个个分开看，无足轻重，便认定其活动为无意义，值不得占篇幅。须知一个人虽无意义，人多则意义自出；少数的活动效果虽微，全体的活动效果极大。譬如《后汉书·党锢传》，要把个人的动作聚合加上，然后全部精神可以表出。单看范滂、张俭所争，都是硜硜不节；然党锢共同精神，就在这硜硜小节里边。我们若只是发空论，唱高调，一定表现此中真相不出来的。真讲究作文化史，这类普通人物的事实，比伟大人物的动作意味还要深长。二十四史中，这类合传尚嫌其少，应当加以扩充。又可分为五项：
（1）凡学术上，宗教上，艺术上，成一完派者。应当作为合传，例如《姚江王门弟子传》、《蕺山刘门弟子传》，邵念鲁所著，作得很好，两家学风可以看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亦皆如此。前者分派多，归并少，后者反是。比较起来，还是《明儒学案》好些（因一是单篇，一是专著之故）。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亦用合传体裁。陆门一传再传弟子的关系，都在里面看得很了然，研究亦很方便。再如法相宗、天台宗、禅宗，在佛教史中不必多作，只要几篇好的合传，便就够了。又如南宗画派院体画派，自明以来，分据画界领域；把一派中重要人物聚集起来，为作一篇合传，并不费事，而研究近代绘画的人，很容易得一种概念。
（2）凡一种团体，于时代有重大关系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宋代的元祐庆元党案，不管他有无具体组织，亦不管他是好是坏，但是当时士大夫都欢喜标立门户，互相排挤，至其甚则造作党籍以相陷；但凡他们气味相投的都可以作为合传，以观其是非得失。再如明代的东林、复社、昆宣阉党，有的系自立名号，有的敌党所加，各因其类，结为团体，以相攻击，于是宇内骚然，大狱惨动；最好一党作篇合传，以观其政治上影响，并可以考见明亡的原因。又如近代的戊戌维新党、国民党、共产党，其发生虽或先或后，历史虽或久或暂，组织虽或疏或密，然对于政治方面各有主张，各有活动；应该把他们的分子作几篇合传，以说明他们的真相，判断他们的功罪，推求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
（3）不标名号，不见组织，纯为当时风气所鼓荡，无形之中，演成一种团体活动，这类人亦应当为作合传。例如晋代的清谈，没有党，没有系，更没有本部支部，但是风气所尚，都喜欢摇尘尾，发俊语；为他们作一篇合传，不特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的趋势，并可以看出社会一般的情形。再如宋代的道学，虽没有标出任何团体，然而派别很多，人人都喜欢讲点理气性命的话；合起来作篇传，比《宋元学案》稍略，比《宋史道学传》稍详，以看他们的主张及传授，那就好了。又如明末遗民反抗满洲，虽没有团体，但确为时代精神所寄；单看张煌言、顾炎武等，还看不出全部的民族思想、社会潮流；把大大小小许多人，都合起来作传，他们这种活动的意义及价值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
（4）某种阶级或某种阀阅，在社会上极占势力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六朝的门第，俨然是一种阶级，南朝的王、谢、郗、庾，北朝的崔、卢、李、郑，代代俱掌握政权，若从《南北史》中把他们这几人各作一篇合传，可知其势力之伟大；所有重要活动，全是这几人作的；但是单看《王导传》、《谢安传》，很不容易看出来。再如唐朝的藩镇，为一代盛衰的根源，单看安禄山、史思明的列传，看不出有多少关系，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镇都合起来，说明他们的兴亡始末，可以看出在常时专横的情形，于后世影响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骚动全国，明朝天下就断送在他们手里；单看张献忠、李自成的列传，还未能看出民间惨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凶暴刻毒，并可以看出社会上所受他们的摧残蹂躏，有些地方真能够使我们看了流泪。
（5）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资料，应当搜集起来，为作合传。例如藏书家及印书家，单指一人，不能说有多少影响；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书家印书家作合传，可以知道当时书籍的聚散离合；一代文化的发达与衰谢，亦可以看出一斑；这和学术上的关系极为重大。再如淮扬盐商，广东十三行，都是一时的商业中心，可惜资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笔记搜集起来，作为合传，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经济状况，及国内外商业的变迁。又如妓女及戏子，向来人看不起；但是他们与政治上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关系；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陈圆圆、顾横波都是历史上极好的配角；清末戏子中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都是受社会的欢迎；为他们作篇合传，不仅值得而且应该。有许多地方，须靠他们来点缀、说明。
上面第一第二两类人物，一类之中分为几个小类，每一小类举三四个例来，取便说明，并不是说应该作传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说，伟大人物单独作传，固然可以，但不如两两比较，容易公平，而且效果更大。要说明位置价值及关系，亦较简切省事。至于普通人物，多数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合传这种体裁，大慨情形如此。
§§§第五章 年谱及其作法
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作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作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作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作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作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甲 年谱的种类
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本人作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势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孙奇逢作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作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塨《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作《日谱》，让后人替他作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作的，和异时人作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作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作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作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作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同时人所作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作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作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作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作了乙又改作。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作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我们如果想作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须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作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作，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作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功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作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作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滑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作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