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马，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委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作《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裹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什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
《六经》以外，有许多传记，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去拣取传料呢？我以为《论语》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拣料的标准，其余各书关于孔子的记载没有冲突的可取，有的不取，这最可靠。《论语》以外，《孟子》、《荀子》、《系辞》、《文言》有许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话，完全可认为孔子说的。但若依孙星衍的话，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讲，还是孔门所讲，很难确定，只好拿《论语》前十五篇做标准去测量。所以凡是各种传记关于孔子的记载都要分等第。崔东壁把《论语》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后五篇第三，第四等才是《系辞》、《文言》，这是很对的。
《礼记》也有很充分的资料可入《孔子传》，我们可录下来，细心审查，哪章哪句同《论语》相同相近，哪章哪句和《论语》不同，相远，这样可以互相发明，可以得真确传料。据我看，《礼记》里“子曰”以下的话，可以和无“子曰”的话同样看待，《系辞》、《文言》里“子曰”以下的话亦是一样，都是孔门后学所追述，儒家哲学所衍出，也许孔子的确说过这种话，后儒由简衍繁，或以己意解释，若说的和孔子本意不甚相远，虽然不是孔子亲口说的，最少也可认为孔子学派的主张。同样的例证，佛家对于佛说也常常和《礼记》、《系辞》的子曰一样，《大藏》六干卷中有五千卷都说“如是我闻佛说”，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说的。佛家有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真是释迦牟尼说的话固须相信；就是佛门弟子或后人说的，而又不曾违背佛说，也可相信。我们对于儒家的态度亦应如此。《系辞》、《文言》、《孟子》、《荀子》、《礼记》乃至《庄子》等书，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学说的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分别等第，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补充的，补充的以不违背基本的为主。
关于《孔子传》的第一问题，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的问题，上文已经解决了。怎样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呢？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组织这篇文章呢？这就归到第二问题了。我们既以《论语》为择料的标准，那么应该把孔子的学说找出几个特色来。这个不单靠史才，还要很精明的学识，最少要能够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孔子全部学说的纲领揭出来，我另在《儒家哲学》上面讲过了，这里从略。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什么大学者都是一样，大概诸君都能知道，现在也不讲了。
乙 《玄奘传》的作法
凡作一专传，无论如何，必先拟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纲领，然后跟着作去；一个纲领中，又可分为若干部。先有纲领，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点，一切资料才有归宿的地方。拿几个纲领去驾驭许多资料，自然感觉繁难；尤其是著伟大人物的传，事迹异常的多，和各方面都有关系，作者常常有顾此失彼的苦楚；但是事迹越多，著作越难，纲领也跟着越需要。
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事迹和关系也异常的复杂，所以作他的传尤其需要纲领。主要的纲领可定为二个：
（一）他在中国学术上伟大的贡献；
（二）他个人留下伟大的畴范。
如何才能够把这两纲领都写出，这又不能不分细目。关于第一个纲领的细目是：
（1）他所做的学问在全国的地位如何；
（2）他以前和同时的学术状况如何；
（3）他努力工作的经过如何；
（4）他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如何。
关于第二个纲领的细目是：
（1）他少年时代的修养和预备如何；
（2）他壮年后实际的活动如何一一某时期如何，某一部分如何；
（3）他平常起居状况，琐屑言行如何。
像这样在二个纲领内又分六个细目，把各种资料分别处置，或详，或略，或增，或减，或细目中又分细目，一定很容易驾驭资料，而且使读者一目了然。无论作何人的传，都应该如此。
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伟大，最知道的只有作《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却轮到作《西游记》的人，说来可气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方技传》，《方技传》都有《玄奘传》，但都不过百余字。《方技传》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看，百余字平平淡淡的《玄奘传》更没有人注意了。
佛教输入中原以后，禅宗占领了全部领土十之七，天台宗占了十之二，剩下的十之一就是各宗合并的总量，不用说，玄奘的法相宗不过这十分之一的几分之几了。所以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玄奘的地位远在慧能、智之下。其实我们若用科学精神，诚实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若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第二个。我们想作一个人的传，把全部佛教说明，若问那个最方便，我敢说没有谁在玄奘上面的。如何借《玄奘传》说明中国佛教的发达史，就是作《玄奘传》的主要目的。
玄奘是中国人，跑到印度去留学。留学印度的，在他以前，不止一个，但是留学生能有最大成功的，一直到今日，不惟空前，而且绝后。他临回国的前几年，在印度佛教里，是第一个大师。他的先生戒贤是世亲的大弟子，他又是戒贤的大弟子，继承衣钵，旁的弟子都赶不上他。他是中国留学印度的学生中，空前绝后的成功者！
翻译佛教经典，他以前也并不是没有人，但一到他手里，一个人竟译了一千六百余卷。而且又还改正了许多前人译本的错误，规定了许多翻译佛经的条例，在译学上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和永久的规模。
教理上，他承受印度佛教的正脉，开中国法相宗的宗派，在《世界佛教史》、《中国佛教史》，都占极重要的位置。合起上面三种事业来看，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何等伟大？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关于这几样，说明了以后，头一样，佛教教理的变迁和发展，从释迦牟尼到玄奘的经过如何，应该跟着叙述。我们知道，中唐晚唐之间，回回入印度，开学术会，一把无情火把佛教第一二流大师都烧成灰烬，佛教从此衰落。这时上距玄奘回国不过百余年，可见玄奘留学印度的时候，佛教刚好极盛。所以不但说明中国佛教全体可在他的传里，就是印度佛教全体也在他的传里说明，也没有什么不可。就退一步说，《奘玄传》最少也要简单叙述佛灭后千余年，佛教发展和衰落移转的情形。关于这点，可看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那书讲佛教自佛灭后到大乘之兴，分二十宗派。全书组织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众部。说明佛灭后百余年，教门分了这二派，上座部是老辈，大众部是青年。后来又先后由此二派分出二十小宗派，后来又由此二十小派分出大乘各派。大乘崛起，把原来二十派都认做小乘，精神性质渐渐日见殊异。我们所以能了解当日那种情形，全靠玄奘那部《异部宗轮论》。自宋元明到清末，一般研究佛教的人都能注意到这点。我们要认真知道佛教全部变迁的真相，非从小乘研究大乘的来源不可，所以作《玄奘传》，起首应将佛灭以后的各宗派简单说明。
其次，须说明大乘初起，在印度最有力的有二派：一龙树，这派称法性宗；二世亲，这派称法相宗。更须说二派的异同，和小乘又有什么分别，像这样，在简单叙述小乘二十派之后，略详细的叙述大乘，然后观察玄奘在各派中所占的地位。他是大乘法相宗的大师，须要郑重的说明；若不说明，不知他的价植。
在这里头，可以附带讲玄奘以前各派输入中国的情形。以前的人虽然不如玄奘的伟大，但若没有他们，也许没有玄奘。譬如鸠摩罗什自然是玄奘以前，第一伟大的人。他是法性宗，生在玄奘前二百多年，那时法相宗才萌芽，所以他译了许多主要经典却没有译法相宗的一部；但从他起，中国才有系统的翻译，许多主要经典到此时已输入中国。所以我们把印度佛教流派说明以后，应该另作一章，说明佛教输入中国的情形，就借此把玄奘以前的译经事业笼统包括在里。
说起玄奘以前的译经事业，最早起于何时，很多异说。据我的考定，实始于东汉桓帝灵帝间，略和马融郑玄时代相当。前人相传，东汉明帝时已有译经，其实不可信。那时佛教虽早已输入——西汉哀帝时秦景宪已从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东汉明帝时楚王英已斋戒祀佛，但不过有个人的信仰，而没有经典的翻译。桓灵间，安清支谶才从安息月支来，中国人严佛调才帮助他们翻译佛经。自此以后，续译不绝；而所译多是短篇，杂乱无章，见一种就译一种，不必一定是名著，不必一定有头尾；而且译意的是外国人——或印度，或西域——并不深懂中国文字：笔述的虽是中国人，而未必是学者，最多能通文理而已，对于佛教教理又不很懂：所以有许多译本都免不了资料的无选择和意义的有误解二种毛病。这是汉末三国西晋译界的普遍现象，虽已译了许多经典而没有得到系统的知识，可以叫他“译经事业第一期”。
一到第二期便有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人，以当时论，固属外国；以现在论，也可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在他那时候，译经事业已有进步。他虽生长外国，却能说中国话，读中国书，诗也做得很好。外国人做中国诗，他是最先第一个。他的文章，富有词藻；选择资料，又有系统。论起译经的卷帙，鸠摩罗什虽不及玄奘；论起译经的范围，玄奘却不及鸠摩罗什。从前没有译论的，到鸠摩罗什才译几种很有价值的论；从前大乘在中国不很有人了解，到鸠摩罗什才确实成立大乘；中国译经事业，除了玄奘，就轮到了他。
玄奘叫做三藏法师，从前译书的大师都叫三藏，为什么这样叫，没有法子考证。大概三藏的意思和四库相等，称某人为三藏，许是因某人很博学。中国的三藏在玄奘以前都是外国人；中国人称三藏，从玄奘起，以后虽有几个，实在不太配称。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几位三藏，却可大略的叙述几句，然后落笔到玄奘身上，说明译经事业，就此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