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承泽：对，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导演，一个领导者，无论是社会的期待，周围人的希望还是自身的期许，你都不允许自己展现脆弱，所以你就会用暴烈来发泄。因为这是唯一的出口。
关于著名的爱掉泪
柏邦妮：那现在当你压力重重时，什么是你的出口？
钮承泽：比如我会哭啊。真的啊，你看《艋舺》的花絮，好几段是我坐在监视器前泪流满面的样子。很多时候我都会哭，比如我看到这帮我的兄弟们，这些优秀的工作人员，在有限的预算和强大的时间压力下，他们真的相信我，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镜头要放弃，要让这部电影更好一点的可能性。这真的是很热情和投入和坚持，我看着他们这样子的付出，哇，感动，哭了。
柏邦妮：除了感动，还会因为什么而哭？
钮承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看着那些少年演员，触动了我心底的青春往事。比方说有一场戏，他们在仓库里讲着樱花，讲以后会做什么，最后就玩起来了。我的剧本里可能就是一行字：他们自己玩了起来。镜头就一直抓，我也哭了。因为他们在做着和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我们隔了两个时代，但是臭男生都是一样的，他们一样拿烟烧一下啊，掐掐奶头啊，脱裤子啊，做着一样的事情，原来所有的青春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今的我已经面目全非。我看着看着就哭了。
柏邦妮：想不到豆导是一个感情这么细腻的人。
钮承泽：（笑）我细腻得很。后来还有一次哭，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有一个演员拍到他的时候，他要求收工，因为他太累了。那场戏很大，来了很多很多演员，有非职业演员，甚至还有很多地方人士前来支援……
柏邦妮：地方人士，哈哈！是说黑道的兄弟吗？
钮承泽：（笑）人家是地方人士啦！这场戏拍不了了，我得一个一个去道歉，就在这个过程中，哇，那个委屈就上来了。我全心全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身为导演，身为监制，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这么做。但是我心里委屈得不得了，哇，我就在后面的巷子里抹起了眼泪。我一边哭啊，一边突然很自觉地想到：这个花絮可以拍，多有意思啊！于是我一边抹眼泪，一边哭着问摄影师：“刚才那个拍到了没有？”哈哈哈哈！
关于巨星的诞生
柏邦妮：看《艋舺》最鲜明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个演员都非常出彩。尤其是……
钮承泽：尤其是灰狼（钮承泽自己扮演）那个角色，对不对？那个出神入化，不动声色，哈哈哈！其实我很感谢，这部戏的演员们，他们都太棒了。小天非常棒，我记得第一天拍的第一场戏，就是他们在教室里，走过去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拍完之后，我把小天叫过来，严肃地说：“我不习惯这么和你讲话，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小天就非常紧张地看着我，我说：“你表现得太好了！”他就求饶：“豆导，你还是骂我好了，你这样我不习惯。”哈哈哈！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柏邦妮：这种高度的默契，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钮承泽：没错，很多时候，我拍拍他，或者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什么，完全不必多讲。然后Mark（赵又廷）也是，前期我们还没有这么高的默契，到了中期，也达到这种境界。有时一条拍完了，卡！我向他走过去，他看着我，从他的眼神里，我已经明白，他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于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又转身回到监视器前。我常常说，他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当演员的，完全不见生涩，他上辈子一定是演戏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巨星诞生了。
柏邦妮：你觉得一个巨星要具备什么条件？
钮承泽：你看梁朝伟就是一个巨星，我觉得巨星是要有外形，有实力，有思考，有个人魅力，有人生的态度，这些要素都要具备的人，难得一见。他们（阮经天和赵又廷）都符合这些条件。最近陈可辛看了《艋舺》，也用star’s born来形容小天。
柏邦妮：他没有这么说灰狼吗？
钮承泽：哈哈哈哈！
关于黑帮片情意结
柏邦妮：我看《艋舺》的时候，除了青春，除了黑道，我还看到电影里有一种努力：对社会结构，时代更替，新旧传承的描述。这个感觉是沿袭《教父》的吗？
钮承泽：那我说说我心目中的《艋舺》，就几句话：《艋舺》是一部有着黑帮背景，史诗情怀的青春动作片，是一段青春记事，是对友谊的伤怀和讴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最后是我们这帮人对电影这个梦想的追求。因为如此，所以《教父》必然是影响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但是不管是身为一个演员还是一个观众，你看了《教父》就会觉得：操！太好看，太牛逼了！每个角色我都想演！
柏邦妮：你为什么对黑帮片如此着迷？
钮承泽：其实黑帮电影比较令人着迷的是，它描写的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为了利益，随时可以毫不犹豫地伤害别人的身体和性命，有时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和性命。他们随时处在一种“我没有明天”的紧张中。这种状态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很好地说故事的空间。你可以看见各种人性，看见各种戏剧化的人的形态，所以这就是这种类型吸引我的原因。
柏邦妮：我觉得很可惜的是，《艋舺》的最后还是结在“兄弟情谊”上，那种社会结构的剖析没有深入下去。
钮承泽：一个原因是碍于篇幅，我舍去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讲，《艋舺》是史诗情怀的青春片，但不是史诗。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电影，还是有一个清醒的评价。
关于荒唐的青春
柏邦妮：你曾经说过，《艋舺》是你对荒唐青春的缅怀。你的青春，到底有多荒唐？
钮承泽：人不轻狂枉少年。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这样觉得，为自己辩护。但是在那个阶段，你知道男生，我们的荷尔蒙在分泌，我们的身体在快速成长，你很想证明自己，展现自己，想脱离母亲的怀抱，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人。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你和一群人在一起，是有现实的利益。比如你不会再被欺负，你泡妞比较容易……于是你开始轻狂躁动，又血气方刚，又呼朋引伴，于是你的下巴看着天上，整天追女生，打打架，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柏邦妮：那你有真的迈入黑道吗？
钮承泽：没有啦，我没有进过社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我九岁就开始演戏了，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来要求。交朋友玩的时候，这个身份是我一个高贵的借口，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生。而同时，这个身份又是一个规范我的准则，它形成一条线，我不会跨越。真要逞凶斗狠，我不敢，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心太软，杀了蟑螂都会念经的。
柏邦妮：你荒唐青春里最意外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钮承泽：就是我在上厕所啦，外面呼呼啦啦围上来十几个人，隔着门问：“你是钮承泽吗？”我就说是，走出来，还以为是影迷呢！就看见一群兄弟拿着刀和扁钻，问我：“你是要进医院，还是要进太平间？”
柏邦妮：这么凶险！那你怎么办？求他们吗？
钮承泽：当然不行，求他们，传出去你就完了！哥们儿我还要点儿面子！哈哈哈！我就说：“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来，我们先往外面走，好好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大哥是谁？”走出来，我一个朋友等在外面，我使了一个眼色，他赶紧跑出去打电话找人。反正我不失体面，又不激怒他们，很和平的把这个事情化解了。其实他们也不是和我有什么仇恨，就是借由挑衅别人来证明自己，一种青春期的迷惘，一种躁动，一种无聊。大把的青春，使劲地挥霍而已。
柏邦妮：那后来是什么契机，什么事件让你决定回头的？
钮承泽：没有回头这一说啦，就是长大了嘛。如果非说一个契机的话，倒是有这样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在舞厅追上了一个女生，真他妈的漂亮！这么漂亮的女生真不常有！（很悔恨的样子）本来就想今天晚上有……呃，会有一个美丽的夜晚，哈哈哈！可是在咖啡厅里碰见一群人，就无聊啊，就呛声啊，然后就打起来，然后这个女生就不见了嘛，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事慢慢就变得不再那么好玩了，我也就结束了这种生活。说起来其实也不长，也就是我十七岁到二十岁的这么几年。
柏邦妮：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的青春，该怎么讲？
钮承泽：那时我爆响大名，但是其实很不快乐，顶着明星光环，其实毫无自信，充满对自己的怀疑，有很多人生的向往，却又非常绝望。
其实我是纯爱的一个人
柏邦妮：看你拍的偶像剧，会觉得很奇怪，《艋舺》是纯男性的东西，偶像剧其实是女性的东西。
钮承泽：其实我很喜欢拍爱情的题材，那是我的其中一个面向。别看我这样，其实我是纯爱的一个人。哈哈哈！下一部电影，我就准备拍爱情片。因为我对爱情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两年，对爱情有深刻的体会。
柏邦妮：太好了，我们就想听这个！（笑）
钮承泽：我觉得我们都曲解了爱，我们好期待一个人出现，圆满我们的生命，解除我们的寂寞，供给我们的需索。对那个人的想象和要求，其实完全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快乐，才能更快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寻找伴侣，如果她不能完全符合，完全满足，我们就觉得失望，后悔，厌烦。我们一早就把这个形象设定好了，根据这个形象去找合适的人选，就好象写好了一个角色，去找能扮演的演员。
柏邦妮：而其实爱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钮承泽：对对，爱情是我们碰见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预先设定的。爱上这个人，发现这个人，她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根据她的状况，我们再来适应，调节，甚至妥协。真正的爱情是“你需要什么，你如何才能快乐”，而不是“我需要什么，我的快乐胜过一切”。
柏邦妮：你是怎么有这么重大的领悟的？
钮承泽：我曾把这个过程写在《情非得已》里面，那部电影就是我人生上半场的缩影。人生四十年，巨大的变化，那是生命逼迫我拍下来的电影。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我学会和自己相处，和爱情相处，和世界相处。
柏邦妮：《情非得已》对爱情的描写是私人的，直接的，写实的，下一部爱情电影呢？
钮承泽：下一部电影不是只写我自己，我想写我们当代人的，城市人的爱情。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困境，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迷惑。我希望我能写出一个精彩的，感人的，有北京和台北两个城市的，有笑有泪的爱情喜剧电影，现在正在开始构思。
大华语电影是我的梦
柏邦妮：听说您是北京人。
钮承泽：对，我爸爸四九年从北京去的台湾，北京是我血脉中的，也是想象中的故乡。对我而言，北京就是，听我爸爸和外婆聊天儿，炒肝儿，豆汁儿，（笑）怎么怎么的好，窝头，哎呀！咸菜，哎呀！有一天，真有亲戚弄来两罐豆汁儿，郑重其事地放在冰箱里，我想，操！这么好喝的东西也不分我喝一点，就偷偷喝了两口，我操的咧……（大笑）
故乡就是我从没见过的爷爷奶奶。在我生命中，不曾有过叔叔伯伯，不曾有过堂哥堂弟，亲戚都是表的，都是妈妈那个系的。我小时候有梦到过北京，那一定是来自于他们的描述，来自于图片的认识。小时候被骂了，我会非常戏剧性地一个人走到房间，哭着说：“爷爷奶奶，你们都不在，没人疼我……”非常戏剧性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个梦土。
故乡就是终于两岸通信了，我的父亲也生病了。他生的是一种很罕见的病，渐冻人，肌肉萎缩了。他已经不能正常执笔，只能攥成拳头握笔，然后给家人写信。我出门前，回家后，爸爸永远在同一个位置写信，吃力地写信，颤颤巍巍的，旁边一大叠信纸。故乡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父亲的背影。
柏邦妮：父亲后来回过北京吗？
钮承泽：然后他就住院了，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他一辈子都没有回到故土。直到他过世，我把他的骨灰送回来，算是他回到家乡。2003还是2004年，我来北京，我和周迅还有一个朋友，就骑脚踏车，绕着故宫转。在老家附近的胡同里，我突然大喊：“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因为我想到，这一定是我爸爸当年走过的地方，他曾经每天路过，上课，回家，玩耍。我就哭了。
柏邦妮：听说你很希望《艋舺》能在内地上映。
钮承泽：对，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这么多年来，长久地等待，自我怀疑，自我放逐，自我毁灭，但是我从未放弃，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是因为我有一个梦想。我从小就有一个体会和期待。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因为《小毕的故事》爆响大名，但是随着台湾电影的衰败，根本没有好戏可以演，也没有钱。很彷徨。有一天，我就在想，为什么好莱坞的演员那么有身份，受尊重？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我只有十七八岁啊，我就想，因为他们有市场。
柏邦妮：他们有电影工业。
钮承泽：那时候我还想不到什么工业，只是想到，他们有市场。虽然现在台湾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但是总有一天，两岸经济会进一步发展，到那时候我们的电影市场就会过亿。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想象，一个大华语电影市场的想象。现在，这个梦想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所有有才能的华语电影人都在一起努力，华语电影观众的数量这么庞大，隔阂在消融，在电影里，我们重逢相聚。
手指要指向自己
柏邦妮：在刚才的访问里，你反复提到你的改变，脾气改变了，爱情观改变了，是什么促成这种改变？是心理疏导吗？
钮承泽：我曾经觉得，心理咨商对我完全无效。因为我自以为什么都懂啊，我长久当演员，长久当导演，引导我的那一套我根本觉得是我对付我演员的。但是就是在某一次，我已经非常非常绝望，一切逃避的方式都无效，那一次透过她的引导，我真的进入到了一个空间。就是我小时候，有一天我非常想去抱我的妈妈，就跑去抱了她一下，她把我推开：“哎！烦！”但是她手里抱着我弟。那是一个伤口，虽然我已经忘记。透过那个引导，我真的回到了当时，像个小孩一样嚎啕大哭。
柏邦妮：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钮承泽：对，从那开始，自己被打开了，开始臣服，开始变得柔软。除了心理咨商之外，我做瑜伽，打坐，内观，十一天不能说话，不能抽烟，不能看书……唯一能做的就是觉察呼吸，觉察身体。那是很棒的经验。完全不能逃避，完全和自己相处。在那个过程中，无数次起伏，身体的那个痒，那个麻，无比痛苦，但是你知道它们都会来，它们都会走，体会到了，所谓的无常。
人在负面的情绪里，比如沮丧，比如悲伤，或者在负面的情境里，比如失恋，比如失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逃离，赶紧逃开，于是我们抽烟，喝酒，我们看电影，性爱……一定要取得更大的成功或者快乐，才能逃离之前的失败。你都没有好好面对那个情绪本身。它其实就在那里。它是一个伤口，久而久之，腐烂发臭。而我们也习惯，在不顺利的时候，将手指指着别人，所有的悲惨都是世界造成的。我们得以不去面对，真正的缘故。
我在进入四十岁的当下，人生面临一次崩解。我发现之前所有逃避的手段都无效了。于是我开始展开一段旅程。在此之前，我习惯了做了一件事，有罪恶感，再做另外一件事，掩盖罪恶感，长期这样轮回。但是在这个当下，我慢慢学会，手指不要指着别人，不要别人为自己负责，要指向自己，与自己相处，唯有如此，才有与世界相处的能力。我慢慢地不再指责自己的卑劣和欲望，我放下那个罪恶感。也不再指责别人，慢慢的有了一个慈悲的，开放的态度。脾气，心境，态度，全都慢慢地改变了。
柏邦妮：世界的崩解，有什么契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