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军队在布置兵力和判断敌情时，应该注意以下原则：通过高山时，要靠近山谷，驻在高处，使前面视野开阔，这样，打高地战时不至于仰面进攻，这是军队在山地部署队伍的原则，渡越江河，一定要远离江河，敌人渡水来向我进攻，不要在水内迎击它，要让敌人渡过一半再去攻击它，这样才有利。如果准备交战的，不要靠近江河与敌军交战，军队也要驻在高处，使前面视野开阔，不要面迎水流在江河下游安营扎寨，这是军队在江河水流处布置队伍的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要急速离开，不宜停留，如果在盐碱沼泽地中与敌军遭遇，必须要靠近水草，并且背靠森林，这是军队在盐碱沼泽地带部署队伍的原则。在平原上要选择地势坦荡地域开阔，利于战车奔驰的地方，要背靠高地，前低后高，这是军队在平原地带部署队伍的原则。这四种军队布置原则的优点，就正是黄帝所以战胜赤、青、黑、白四帝的原因啊！
凡是驻扎军队，总是选择干燥的高地，而避开潮湿的低洼地，要选择阳面，而回避阴面，驻扎在便于生存和地势较高的地方，这样，军中各种疾病都不流行，这就是必胜的保证。在有丘陵和堤防的地方，一定要驻在向阳的一面，背靠丘陵堤防。这些用兵作战的有利措施，是借助于地利的结果。
古代用兵作战，主要是兵马、粮草和刀箭的较量，因此，在作战现场选择有利的地形，充分利用地利，则是很重要的。依山、傍谷、依水、倚林，可以得水草之便利，易生存、易退守。背靠山险，可以居高压敌。不迎水流，可以防敌决灌、投毒及舟战不便。不利之地，则不宜久留。要选择向阳干燥，以免士兵生病，减小战斗力等等。这些借助地利的有利措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保证。只举其中一例。
古代，敌对双方隔水作战时常用的一种谋略，即孙子提到的“半渡而击”，就是当敌人渡河作战，尚有一部分人未渡过河去，整个部队还没进行整顿时，予以打击，使敌人首尾不接，行列混乱。公元前506年，蔡昭侯因楚军来攻，向吴国求救。吴国阖闾尽三军之众，会合唐、蔡伐楚。吴军在柏举击败楚军后，乘胜追至清发水。吴王正要下令攻击，其胞弟夫概劝阻说：“困兽犹斗，何况人呢！”提出“半济而后可击”的建议。阖闾同意。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乱状态下，发起攻击，大败楚军。这是历史上较早的“半渡而击”的战例。此为兵家在特定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一条不可忽视的谋略。
孙子提出了在山地、河川、沼泽、平原四种不同地形条件下要择利处军的作战原则，并阐明了“兵之利，地之助”的因果关系，是古代战争中利用地形的经验的科学总结。
明朝末年，位于我国东北境内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其首领努尔哈赤决心叛明，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境）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春，努尔哈赤以所谓“七大恨”（即七桩恨明之事）为借口，兴师攻明，并连续攻克抚顺（今辽宁抚顺）及其附近十一堡寨，后又出兵围攻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与鸦鹘关（在今辽宁太子河上游，苇子峪东北），先后歼灭明军达数万人。明神宗大怒，立即命令兵部调兵遣将，前往征讨。
次年，明军在宽甸（今辽宁宽甸）、辽阳（今辽宁辽阳）、沈阳与开原（今辽宁开原）、铁岭（今辽宁铁岭）等地集中近九万人，另有朝鲜及叶赫部二万五千余人，共计十一万余人。此外，尚有各镇道及土司人马，因路途遥远而在途中，但因朝廷一再催促进兵，大军统帅辽东经略杨镐遂不待集结完毕，即命令部队在四百里的正面上，分四路出发。向后金国都赫图阿拉进击，而自己则留居沈阳，等待后军。
明军四路之将领及进兵方向如下：中（东）路左翼杜松，率沈阳方面大军，为主力，渡浑河，出抚顺、萨尔浒；中（东）路右翼李如柏，率沈阳方面之军，出清河；南路刘，率宽甸方面大军，入董鄂（今辽宁桓仁），因路途较远，受命先期出发；北路马林，率开原、铁岭方面大军，作为侧翼——杨镐居中指挥，指令各军二月二十九日晨出边，三月初二日会于二道关（在今下古楼西）、小那霸（在清河东北）、董鄂一线，然后齐头并进，合击兴京（即赫图阿拉）。不想，二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雪，明军行进困难，不得不点起火把，连夜前进。中路左翼军杜松，刚愎任气，作战经验不足而恃勇轻敌，且欲立首功，因而不遵节制，贸然先期独进，于二十九日晚乘夜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并于次日复进抵章党与营盘（抚顺城东三十五里处）。
后金南路侦探首先发现明军进境，遂驰报兴京。诸贝勒大臣认为明军因恃海运作为补给，船只可溯鸭绿江而达宽甸，今南路又处于其他各路之前，因而南路当为重兵所在之主力军。努尔哈赤说：“明军让我先发现其南路兵，目的是诱我向南，其北面抚顺关方向之兵方为主力。我宜集中全力，迎击抚顺关方向之明军，如能将击破，其他各路就不足为虑了。”于是，努尔哈赤命其次子大贝勒代善为前锋，率众贝勒、大臣，统满洲八旗兵西上应敌。
三月一日清晨，后金军将行，代善与众将商量兵锋所向，四贝勒皇太极说：“界凡山（萨尔浒东十余里苏子河与浑河交汇处）有我筑城的夫役一万五千人。那里虽说山势险峻，但并非不能攀登，倘若明军不惜代价，奋力将其攻陷，就会俘虏那些夫役，并了解我方的情况。所以，应当挥兵急进，以为我方夫役之援而求与敌决战。”额亦都也赞成皇太极的意见，代善遂率军直奔界凡。
过午之后，后金军先头部队进至大兰冈（在界凡山东南六七里处），杜松则已将主力驻扎在萨尔浒山上，并分兵二万多人直攻界凡山。把守渡口的四百名后金骑兵与界凡山上的夫役合力守御界凡山西侧之吉林崖，杜松亲自率兵往攻，代善遂派一千人往援吉林崖。这时，努尔哈赤率八旗兵约六万人从东南方向驰至战场，一举将萨尔浒山明军与围攻吉林崖明军的联系切断。时置雨雪交加，继又雾气弥漫，明军既无法互相联络，更无法知道后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努尔哈赤当即以六旗四万五千人进攻萨尔浒山之二万余明军，将其全部歼灭。杜松正攻打吉林崖，得到败报后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恰在此时，代善、皇太极所率援兵来攻，与吉林崖山上的后金军前后夹击明军。杜松只好督军分头作战，拼死抵挡。入夜之后，努尔哈赤又率其刚刚获胜的六旗人马，前来合攻。杜松苦战一夜，身中数矢，力尽而死。其余将士，包括副将王宣、赵梦麟以下，或战死，或投河淹死，到天明全军覆没。
当杜松军在萨尔浒山、吉林崖苦战时，北路马林率全军驻营于萨尔浒山之北三十里之尚间崖（即二道关）。侦探报知杜松军苦战状况后，马林只令开原道潘宗颜与游击龚念遂各统一部分兵力驻于营南数里之外，互为犄角，并不往援。
三月一日夜，后金军渡过浑河追逐败逃明军，发现尚间崖马林军，飞马往报代善。次日晨，代善派三百骑前往侦察，马林正欲拔营行进，见满洲兵来，遂又回到原地结营自守。代善飞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正与皇太极合力攻打龚念遂营，闻报后急引侍从数人驰往尚间崖。此时，代善已率所部骑兵首先冲入明军阵中，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也紧随其后驰入。后金军陆续到达，各旗来不及列阵，均纵马向前，各自为战，与明军搏杀在一起。后金军多系骑兵，明军皆系步兵，虽有火器，也难以经得住骑兵纵横驰突，因而阵势大乱。努尔哈赤趁势挥军追击，明军将士大多战死，马林仅以身免。
努尔哈赤既破马林，见驻扎在芬斐山上的潘宗颜军孤立无援，便集中兵力驰至山下，命军士下马仰攻。潘宗颜在山上亲见后金军进攻龚念遂军及歼灭马林军，竟胆怯不敢往援，坐待敌人来攻，结果很快又被全部消灭。当时叶赫贝勒锦台什、布扬古等提兵在马林军之后，听说马林、杜松相继战败，急忙率军遁去。
南路军总兵刘，膂力过人，骁勇绝伦，所用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能在马上抡转如飞。他率军一万多人，由南路出境，连破十余寨，并攻下董鄂。此时，他探知努尔哈赤已率八旗兵西上，兴京空虚，正好掩袭，乃简选精锐，直扑兴京，于三月三日抵达富察（今桓仁西四道河子之西）宿营。努尔哈赤既破马林军，得知刘军已深入董鄂，明中路右翼李如柏军已进至虎栏（在清河东南下夹河之东），决计乘二军尚未会合之际，以四千人于虎栏方向迟滞李如柏军之进攻，然后迅速转移主力于东路，力求首先击破刘军，并先后命扈尔汉与阿敏率数千人星夜驰回兴京，在兴京南十余里处布防，等主力到达时合击明军。
三月三日夜半，努尔哈赤与代善在大屯（今辽宁新宾西永陵附近）集议，决定以以逸待劳之计迎战明军，并派一降卒持杜松的令箭前去欺骗刘，说是中路军已经攻城，请南路军速进。刘以无号炮相诘，降卒乃诡词而回。努尔哈赤得降卒报告，急令鸣炮。刘前进二十里，闻兴京方向炮声大作，以为杜松军已经开始攻城，遂不再持重，令所部抛下鹿角，火速前进。次日傍午，刘军进至阿布达里冈，始知自己的前锋已被击退，因而只好率军上冈布阵，以迎战陆续来攻的后金大军。
后金军皇太极部首先登冈，双方交战，胜负未分。二贝勒阿敏与扈尔汉率军前来助战，刘督军死战，后金军仍难得势。这时，大贝勒代善率部穿明军衣甲，打着杜松军旗帜，冒充杜松军前来救援，从西侧径入刘军中，然后突然挥刀乱砍，与皇太极、阿敏等表里夹攻。明军猝不及防，登时大乱溃败。刘与其养子刘昭孙拼命死斗，力尽而死。朝鲜军本来就不愿从征，至此也投降了后金军。
后金军歼灭刘所率明军之后，乘胜而前，进一步将布阵于富察之北的刘余部击溃。至此，明南路军又彻底覆灭。杨镐知大势已去，遂檄令李如柏火速退兵。
明中路军右翼统帅李如柏，胆小怯懦，畏葸不前，抵达虎栏后即不再进兵，而且屡次拒绝部将贺世贤的建议，不肯与其他各路作任何配合，坐视刘军败没，只等杨镐的退兵命令。三月四日夜，杨镐檄令李如柏回军，他如逢大赦，上马夺路而逃。敌人哨兵二十骑，见明军退走，驰马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李如柏军上下更加张皇失措，奔溃有如山崩，相互践踏而死者竟达一千多人。
萨尔浒一战，明军宿将猛士自杜松、刘以下战死者达三百一十余人，士卒战死者近六万人，军资器械亡失无数，而后金之八旗兵仅损失二千几百人。此战实为明与后金关系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明王朝势力日削而后金势力日增，中间虽有袁崇焕宁远一战获胜，但已难挽全局上的颓势，后再经松山一战，明王朝就更如一个垂死的病人，所余之日已屈指可数了。
从军事角度看，明与后金萨尔浒之战，双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十分清楚：明军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策略，而后金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策略。从兵力总数上来说，明军占有一定优势，约有十余万人，后金军约有六万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后金军大获全胜，而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后全军胜在敌情判断准确，兵力集中而灵活，部队战斗力强；而明军则败在敌情不明，兵力能分不能合，互不协调，或者贪功冒进，或者畏惧怯战，狼上狗不上，部队战斗力大低。
一般而言，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兵力应当而且必须集中，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在局部上形成一定的优势，才有可能将敌人各个击破。但是，兵力集中起来之后，行动必须灵活，对敌情的判断必须准确，而且必须善于捕捉战机。否则，仍然难以实现对敌各个击破的目的。相反，若是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形势下，则应适当分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对敌人形成合围包抄之势，才能使敌人陷入左支右绌穷于应付的窘境。然而，分的前提是必须能合，如果不能合，就很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还不如不分。因为如果不分，庞大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弱小的敌人要想把它吃掉，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上述故事中，明军统帅杨镐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杨镐初期的作战计划，不能不说是颇为周到详审的，但当进兵之日，天气骤变，大雪阻路，却未能及时进行处置。此其一。其二，大军既已出发，作为主帅应亲率总预备队，在靠近重点方向之位置，以便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时作出决策，调度和协调各路部队。但是，此战杨镐不仅未留预备队，而且本人在大军既行之后仍然留在沈阳，等待后军。其三，从战争理念上说，杨镐好像是对敌人只作了静态之预期，而不作动态之判断，故其用兵呆板僵化，有部署而无指挥，有要求而无落实，有计划而无变化。
当然，对于此次战役的失败，杜松之贪功冒进，李如柏之贪生怕死，马林之见死不救，等等，都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相对于杨镐来说，他们的责任又在其次了。相敌三十一法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瓦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孙子兵法·行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