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欧阳修 等
【导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唐王朝建立后，承袭北朝的财政、经济制度，在田制上推行均田制，在税制上则施行租庸调制。官府须按人丁授予农民田地，农民则按人丁缴纳粟米、绢、布，并为官府服徭役。由此可见，租庸调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均田制。朝廷必须掌握足额的土地以备分派，农民才会有能力承担赋税和徭役。初唐以后，人口逐渐增长，朝廷掌握的土地不断消耗，均田制、租庸调制自然越来越难以推行。朝廷努力以各种变通之计应对局势，此倾向在玄宗时期就渐渐明显。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东北，吐蕃占领陇右。朝廷不仅无法自上述地区征集赋税，反而要支付持续增加的军费。至此，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再也无法延续，朝廷的财政也日见窘迫。德宗时，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并抑制地方财政独立的倾向。
杨炎将改制前存在的诸多杂税、徭役、租庸调余额并入两税，以此为标准决定新税率。此前归地方征收的诸多杂税，从此收归朝廷。由此确立的两税法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制度，朝廷在默认地方财政部分独立的前提下，竭力扩大中央的收入。在两税法下，征税改以财产为单位。新税在每年夏、秋两个时节征收，主要有按户征收的户税和按田亩征收的地税。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不依赖严格的人口登记，此前逃亡、隐匿的户口自此也被纳入征税册，税收自然大为增加。两税法推行之初，就引起很多论者的反对，后世对其也诟病不断。两税法施行后，税负并未削减，反而有所增加。中唐以后持续的通货紧缩，更加重了以货币缴纳的税负。因此不足为奇，中唐以后的批评者，往往将民生的困苦归于政府的掠夺。在另一些抗议者看来， 两税法的施行意味着朝廷放弃了普适的道德理想，沦落为财富聚敛者。然而，上述的批评都未曾挽回局势，两税法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分水岭。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人［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县］。……
炎美须眉，峻风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气。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掌书记。神乌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余［左右反接：即反绑。榜：打人用的板子，此处为动词］，几死，崇贲爱其才，不问。李光弼表为判官，不应。召拜起居舍人，固辞。……
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寘：放置］，日讽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荐炎可器任，即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时宰相］。
旧制，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左藏库：官库名。唐时为国库，掌天下赋调］，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出纳［太府：官名。掌四方贡赋财物出纳。尚书比部：尚书下属机构，掌财政审核。覆：审查，审核］，举无干欺。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第五琦：人名。度支：属户部，掌财政。盐铁使：官名，掌食盐专卖，兼管金属开采冶炼］， 京师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租赋进大盈内库［大盈内库：皇宫内的仓库。］。天子以给取为便，故不复出。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计赢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给其间，根柢连结不可动。及炎为相，言于帝曰：“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权制：临时措施。中人、宦竖：宦官］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计敝蠹［参计敝蠹：衡量、比较各种弊端。］，莫与斯甚。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以阙。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审察。”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数先闻。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租赋庸调法：唐初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交纳一定量的谷物称租，交纳绢或布为调，纳绢或帛代役称为庸］，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 法度抏敝。而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 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蠲：免去］、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以其籍存而丁不在”至此：认为户籍在人不在是故意逃避赋税，就仍按旧有户籍追缴赋税，扣除六年当免的，累计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公托进献：名义上说是上缴国家］，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意谓上面越是免税，下面收缴得越多］。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残瘁：指穷苦人。浮人：流民］，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炎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户无主客”至此：意谓人口不分土客，一律在现在的居住地登记户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人无丁中”至此：意谓人口不分壮丁和中男，一律按贫富分等级］。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度所取与居者均：意谓使行商者与居住者的负担相同］，使无侥利。居人之税， 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俗有不便者三之：意谓具体情况若有不方便的分三次缴纳。］。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延伸阅读】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自先秦以来，儒生论政，往往主张均分土地。战国孟子、西汉董仲舒鼓吹此种见解，皆不遗余力，但应者寥寥。两汉之交，王莽恢复古制，改行王田，结果身死国灭。均分土地之成事，均田制之推行，是胡人入袭、中原王朝崩溃后意外的结果。
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不休。几个世纪之中，游牧部族、武装流民反复扫荡了中原旧日的核心地区。北魏平定北方后，领地内人口稀疏，土地大批荒芜。连年战乱使不少农民投靠地方豪强，成为后者的依附民。豪强坐拥大批部曲，不仅占有了朝廷的兵员、赋税，更有滋生反叛的危险。北魏朝廷推行均田制，最初的考虑是招揽流民，恢复耕作。此后，朝廷从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益处，如安顿流民，减少骚乱，也可以剥夺豪强的依附民，从而巩固王朝统治。北魏初年，鲜卑部落贵族在朝廷上占有优势。汉族豪强对均田制的怀疑、反对不足以影响北魏朝廷的决定，这也是均田制得以断然推行的一种便利。两汉、魏晋以来一直令君主束手无策的地方豪强，此时在胡人武力的胁迫下变得十分顺从。
均田制是官府按男子、女子、奴婢的身份差别各自授予规定数量的露田和桑田。其中露田不得买卖或转让，受田者死后收归官府，桑田则永归个人所有。古代农耕中极为重视的耕牛也参与授田，这也是对蓄养耕牛的地方豪强的某种妥协。均田制推行后，大批流民和依附民转为自耕农，北方残破不堪的农业也渐渐恢复。
北魏朝廷通过均田制得到了大批国家农民，从而增加了兵役、徭役和赋税的来源。在此前提下，北魏实行租、庸、调制。“租”指均田户缴纳的地租， “庸”指免除徭役的代役税， “调”是按户缴纳的绢、麻等。租、庸、调三者征收的都是实物，北方农村商业凋敝，实物租金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北魏之后的北周依靠均田制实行府兵制。府兵制寓兵农于一体，其辖下的府兵既是国家军人，也是国家农民。府兵按时操练兵事、举行校阅，同时也兼营农事。朝廷由此减少了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并避免了武人势力坐大的危险。战时，朝廷可以临时动员起庞大的后备军队出征，保证战事顺利。北周之后的隋朝在攻伐南方的陈朝和东北的高丽时，其出征的规模就显示了府兵制的动员潜力。但是均田制蕴含着天然的缺陷，它过于依靠对闲置土地的分配。在土地匮乏的地区，均田制就很少施行，或者往往无法足额授田。和平时期，人口日益增加，闲置土地也渐渐消耗殆尽，官府就越来越无法按均田制的标准足额授田。此外，均田制下的自耕农经济本身也相当脆弱。在兵役、徭役、赋税的重负下，自耕农往往濒临破产的边缘。官府往往将破产者的徭役、赋税均摊给尚能勉强维持的自耕农。故而一部分自耕农的破产往往引发连锁反应，致使更多自耕农破产。因此均田制在施行几百年后，终于渐渐废弃。而随着均田制的废置，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也随之废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