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红巾军举事以后，一直未能摆脱梦魇般的分裂、内讧和阴谋。朱元璋亲历了红巾军自始至终的兴衰，最后幸运地脱颖而出，兼并群雄。毫无疑问，这位出身草莽的君主对这段阴暗的岁月必定印象深刻。元明鼎革，朱元璋对红巾军时代的伙伴一直心怀疑忌。在巩固帝国的统治后， 这位新兴的专制君主大肆清洗昔日的伙伴。此时，后者大多已经跻身为明朝的功勋贵族。
皇帝对于功勋贵族的优势毋庸置疑。明初以来，朝廷制度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浙东士人对明初制度草创贡献颇多，期望在新王朝中一展所学。但在朝廷中，他们尚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愿意默认皇帝的计划。清洗威胁君主权威的功勋贵族后，朱元璋改组政府，废止了古代中国延续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代之以君主亲自节制的六部，并设立厂卫监视官员。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自此达到顶峰。
明代初年的君主亲历了王朝鼎革、帝位争夺的岁月，以意志坚强和处事果断著称。在多年的统治中，他们以严厉的督导维持政府运转。明中期以后，君主自幼在宫廷中生活，缺乏意志和毅力，无法驾驭高度集权的朝廷。士大夫一边抱怨朝廷的诸多弊端，一边消极地注视君主的困境。经过数百年毫无作为的努力，明代政息人亡了。帝国的末代君主发愤图强，却在束手无策中败亡，令后人嗟叹不已。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高皇帝罢丞相：高皇帝指朱元璋。其在位期间，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废除丞相。］。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一位”至此：语见《孟子·万章下》。孟子将天子、君王列入等级之中，意谓天子、君主与其他人只有等级的差异，没有性质的区别。］。”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 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河汉：即银河。原意用来指大而无当，此处引申为忽视前人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哭泣衰绖之哀：父母死，子女守丧之礼。衰绖，丧服］，讲礼乐征伐之冶，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 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 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入阁办事：明太祖废丞相以后，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人多以为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黄宗羲不这样认为］，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 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 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内授：指皇帝授意］，可谓有其实乎？ 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宫奴：宦官］。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 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摩切其主：劝诫皇帝］，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 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六科给事中：官名。助皇帝处理奏章，侍从讽谏］，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 同议可否。天子批红［批红：皇帝对百官奏章的批示。因用朱笔，故名］。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票拟：明制，百官奏章先由内阁学士作出批示，书于票签， 请皇帝定夺］，阁中又缴之御前， 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待诏：官名，取等待诏命之意，属候补性质］。唐张说为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延伸阅读】
钱穆论皇权与相权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说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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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 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大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 各有不同，……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