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九《守令》。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士绅阶级日渐发达。元末明初，江南士绅在内战中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并且支持了朱元璋集团改朝换代的努力。明后期，江南士绅组织的文学、政治团体在朝政上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地方上，士绅向来是宗族利益有效的代言人。士绅往往利用自己免税的特权，帮助族人避税，并以此增加自己在当地的影响。身为候补或者致仕官员集团的一员，士绅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地方事务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万历年间，商业集镇的市民反抗朝廷的增税法令，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之中。顾氏一族是江南典型的士绅家族，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顾炎武关于守令的论述，可以视为江南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之后的反思。
《守令》以古典的政治语言宣告了近代地方士绅政治的萌发。在商业发达的集镇里，具有商人、地主、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士绅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农民和市民也发现在对抗远方的朝廷时，士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种政治势力一度隐藏在帝国政治的幕后， 直到帝国渐渐衰落，才异军突起。晚清时期，在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政治空隙里，士绅政治乘势而起，并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王朝。同一时期， 在朝廷影响被排斥的条约口岸，士绅也发现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势力的合流后来推动了晚清的地方自治、立宪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满秩：任职期满］，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 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 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 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 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 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 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 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洊至：接连到来］，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 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十分同情。苏州的织工在抗议活动中杀死了征税官。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地方士绅却表示同情甚至敬佩。抗议活动的首领自首入狱时，士民夹道相送。地方官员受此影响，努力向北京朝廷疏通，赦免抗议活动的首领，以安抚地方士民的情绪。
天启年间，江南士人进一步卷入北京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活动引来了执政宦官的嫉恨。宦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逮捕相关的士人。江南的士民并不了解北京的纷争，但是他们十分同情这些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士人。在执行逮捕命令时，直属宦官的捕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发展为抗议者对捕役的攻击，多名捕役因此丧命。朝廷决定不再宽赦这种近乎叛乱的活动，五名为首者自愿承担责任，以免朝廷借此株连。五人受刑而死后，被江南士绅视为为正义殉难的英雄，其事迹在纪念性的诗文中广为传唱。
宦官失势后，胜利的士人在碑文中将死难者推为反抗宦官专制的英雄。这种论述未免言过其实，地方性的利益、情绪以及政治认同无疑是激发抗议者行动更直接的原因。因为碑文的作者也承认，向来在道德修养上被寄予厚望的官宦、士绅并未比这些出身贫寒的殉难者表现出更多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