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指改良戏曲和开设戏园。成都自来戏班较多，常在各会馆、寺庙交替演出，秩序既不好，收费也较高，观众咸称不便。同时，演出的剧目也有过于淫荡之处。当士绅刘紫骥（曾任内阁中书）等人向警察总局呈请开设戏园并成立戏曲改良公会时，周善培即予以支持；并延聘著名剧作家黄吉安等到公会创作、整理剧本，还把各戏班演唱的剧本调去审查，又随时召集演员训话，纠正舞台上的不良作风。经警局批准，城内相继开设了“可园”（在今忠烈祠北街），“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万春茶园”（今人民公园内）等专业剧场。其中以悦来茶园条件最佳，由戏曲改良公会逐日调动各班轮流演出。悦来茶园还专设女宾厢和女宾入口处，准许妇女入园看戏。此一措施使封建闭塞的成都社会大为震动。有人写诗咏此事说：“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城。卖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在籍侍讲学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人还为此上书护理总督赵尔丰，要求“取消戏园女座，以正风俗”。
“场”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善培调任商矿工局和劝业道后干的事，指兴建劝业场。
作为先后履职清末四川警察和工商部门的“一把手”，周善培介入了当时成都“新政”的方方面面：造币厂、兵工厂、铁路公司、轮船公司、警察总局、劝工总局、总商会、新式商场、邮局以及领事馆、洋务局与交涉署。
他在四川践行“新政”、开一代新风的作为，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四川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清代末年，让四川睁眼看世界，他是第一人。
1903~1906年，周善培去广东期间，他以两广总督岑春煊首席幕僚的身份，在广州东郊黄埔的长洲岛，开办了一所陆军小学，叫“将弁学校”，周为首任“总办”（校长）。要知道，后来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正是在周善培创办的这所陆军小学的校舍中和校址上建立起来的！
刘光第赏识周善培的博学多才，曾拟聘为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刘殉难后，周善培到刘老家富顺县赵化镇探视过刘夫人一家。
康、梁亡命海外期间的1899年秋，周奉四川总督奎俊之命赴日本考察学务，梁启超经常往横滨《清议报》馆探访叙旧。周认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学校”。被梁启超赞为“四川一豪杰”。
从 1899 ~ 1918年间，周曾7次赴东瀛，重点考察新式学堂、警察制度、办陆军等。
1900年，25岁的周善培聘请日本教师到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私立务本学校。1901年奉命带20名学生赴日留学，并再次聘回日本教师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流沙河先生说：“成都的黄包车还是周善培引进的。清末成都的交通工具多为轿子、鸡公车之类，周从上海引进仿东洋的人力车，那时英文叫Jinriksha，翻译成‘人力’和‘车’，这是根据日文读音写成英文的。周善培的孙儿我认识，他在美国做军火生意。把美军的直升机倒弄出来。”
周善培离开四川后，初侨居沪上，后在北京、天津、大连等地小住，之后定居上海。
他始终怀念、帮助旧主溥仪，并因此险成汉奸。他不反对张勋复辟。他对民国无好感。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出席开国大典的662位代表中，周善培是其中之一。10天后，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善培两位来自上海的前清名士到中南海颐年堂共进晚餐，上海市长陈毅作陪。谈话间，周反对任用杜月笙，主张读经，获毛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周善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杜甫草堂里有个很经典的景点——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凝固在一方影壁上。而旁边的一张照片是，毛泽东背着手，面壁沉思。毛泽东清楚，眼前两字出自周善培之手，毁损后又由其弟周竺君补书。这是1958年春，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杜甫草堂的一个场景。
这一年秋天，周善培因患肺癌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享年83岁。在《读梁任公》一文中，他说：“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起。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事隔两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时期被人咒骂，后半时期被人歌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王安石）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称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叫做事，更说不上是政治家。”
周善培对故乡是有感情的，直到去世的前一两年还在为四川做事。1956年，他用篆、隶、楷各体手写《十三经》赠与四川省图书馆。1957年，他为杜甫草堂补书清代四川总督常明撰写的一副楹联：
“水竹傍幽居，想溪外微吟，密藻圆沙依草阁；
楼台开丽景，结花间小队，野梅官柳满春城。”
这副楹联如此花草、温婉、纤弱—— 一个清代36年、民国38年、新中国9年的人生最后的结就这样被打开了？
$劝业场有关的人物2.樊孔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蜀商
作为清末民初成都工商界的领袖和奇人，樊孔周除领办劝业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电灯照明、自来水供应和悦来品牌等外，还开创了成都诸多的第一。
以一己之力为成都经济和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樊孔周先生离开我们还不到百年，但他的诸多情况我们已近乎一无所知了。正是时间的走动和后世的遗忘，为我们留下了谜团。
比如出生地、籍贯。有人说樊是华阳县人、成都人，有人说是外省人。“来川之外省铅印书商有点石斋及二酉山房，均设于学道街，后者创始于清光绪十年，创办人为樊孔周等”。（《成都城坊古迹考》）按此说，樊当是外省人。《十大古都商业史略》也说樊是外省人：“周永德（达三）的志古堂、吴绍伯的涤雪斋、外省书商樊孔周的二酉山房……”笔者猜度樊可能系江西籍人，因为清末成都书商多为该省人。
比如生卒年。樊的生年恐怕永无人知了。他的卒年有说1917 年4月 20
日的（《民国成都史》），有说这年6月9日的（子亭）。而冉云飞在《吴虞与李劼人》一文中说：“1918年6月《四川群报》因传布新思想遭军阀查封，同年8月四川商会会长、《四川群报》的实际主政及资金支持者樊孔周遇刺，因之《四川群报》推举李劼人出面办《川报》，聘其为社长兼总编辑。”按冉说，樊先生卒于1918年8月。
比如身高几何？比如家资多寡？比如墓地何处？比如后人安在？
现在，我们只能把一些与樊孔周相关的碎片稍加集中地串缀成如下模样了。
樊孔周，名起鸿，曾习科举，晚清时增生。
受“文化救国”、“实业致富”新思潮的影响，青年樊孔周决心身体力行，毅然弃学“下海”经商，于光绪十年（1884年）与高石铭等在成都学道街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书店“二酉山房”。
樊孔周创办书店，除了实业致富，更重要的是要用先进的思想开启川民，实现文化救国抱负。因此，他的书店专卖从外地发运来的宣传维新思想、鼓吹维新变法的各种图书和报刊。
店名“二酉”取自唐代陆龟蒙诗“二酉搜来秘藏书”。“二酉”乃指湖南沅陵县的大酉山和小酉山。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一些儒生为了避祸，逃到二酉山躲藏，并带去了一批禁书藏匿其间，使书免于一焚，二酉山因此成为我国文化史上隐匿秘籍和禁书的象征。明代浙江藏书家胡应麟，毕一生心力与财资建起的藏书楼即取名“二酉山房”。另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一个叫张澍的出版家兼书商，在成都卧龙桥街创办“二酉堂”。樊孔周将书店命名为“二酉山房”，公然标榜出售禁书，表明了一位读书人的满腔热血和过人胆识。
此外，樊孔周还在书店中设有书刊阅览室，供广大市民，尤其是四川法政学堂、四川高等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学子免费阅读。鉴于樊孔周及其主持的“二酋山房”在业界的贡献与影响，他被成都图书帮推举为帮董。
1905年，舒钜祥任总理、乔世杰任协理的成都总商会成立。商会20位会董由成都各行帮遴选出任。樊孔周以图书帮帮董身份，充任总商会筹备人及会董。
1908~1909年间，在劝业道总办周善培倡导下，时任成都总商会协理的樊孔周开始筹办和领办劝业场及悦来公司、自来水公司。
由于“二酉山房”只是一家销售进步书刊的新型发行机构，樊孔周感觉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主张——他希望将自己喜欢的文字变为书刊。并且，印刷业务亦多——“成都文明日进，印刷讲义报章日益繁多”。于是，他于1910年，又集股30000元，在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型出版社“昌福印刷公司”，并自任总理。
作为《四川公报》的印刷基地，昌福公司设备、配备齐全、高档，拥有英国造铅印、石印设备，具有自制字钉、铜模、铜版、彩色套印等功能，对所用材料选择很严，聘用上海技师指导，印品一问世即可与上海产同种产品媲美。它是四川第一家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新派出版机构。
对于昌福公司的结局，子亭在《樊孔周与“二酉山房”》一文中说：“后来由于印书纸张全靠外援，供应紧张价格特贵，加之其他客观原因，致使先生全面发展四川出版业的计划终告失败。”[sic]
期间，作为四川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樊孔周又涉足到了纺织工业、金融业等行业，或创办或参与了“因利利织布厂”、“信立钱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因利利织布厂在省城内燕鲁公所街，樊孔周氏所创办者，各色花布均用新式机器造成，规模尚待推广。”（傅崇矩）
辛亥革命后，樊孔周担任成都总商会总理，主持商会工作。他在致力为四川“兴办工厂，开发水利，筹设银行，兴建交通”的同时，还通过介入媒体业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理想——1912年被选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同年，他与李澄波等接管《四川商会公报》（前身《成都商报》），并先后更名为《四川公报》《国民公报》和《四川群报》——这是民国成都最负盛名的报纸。1913年，樊孔周创办的成都第一家《晚报》现世。
1914年7月15日，樊孔周创办的半月文艺增刊《娱闲录》面世，该刊因常年都有吴虞、李劼人等知名人士发表诗文、小说而名噪一时。“樊君并于民国三年将公报增刊一种文艺杂志，名《娱闲录》，每月发行两册。当时的小说和游戏文章，果然轰动一时。《四川公报》势力，也受的益处不少。这《娱闲录》发行时代，又算得是文人得志时代。”（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
1915年许，德高望重的樊孔周当选为四川商会总理。“四川省商会联合会”是1911年3月四川各地城镇商会代表集会于成都发起成立的四川商界最高组织，其目的是“组合大群为商事上谋扩公益之计划”。商会要求全省绅商：“高瞻远瞩，审世界之趋势，振社会之心理，将供全蜀商团人人皆有孤矢四方，经营八表之志，则民业日殖，国富日增，即凡农之所生，工之所成，亦将与商业相演而递进。”
作为敢于开店卖“禁书”，敢于办报评时弊的斗士，樊孔周的针芒又指向了欲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1915年“双十节”期间，袁世凯党羽四川督军陈二庵宣布全省戒严时，义愤填膺的樊孔周忍不住书写对联一副贴于《四川公报》报馆门口：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故，樊孔周喜不自胜，迅即安排《四川群报》赶印18余万份红纸特大“号外”售出，闻此喜讯，锦江两岸百姓奔走相告。
1916年秋天，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赵熙老先生离蓉，其“老友及门生”樊孔周等39人在望江楼为他送行，樊获赵熙赠诗一首：“市暨纷纷有是非，人情自古好相讥，公言果验西川福，我亦花潭占钓矶。”
1917年4月18日，成都发生了川军刘存厚部与滇军罗佩金部进行巷战致使民舍3000余户被焚、民众6000余人丧生的事件。对此，樊孔周拍案而起，发起组织成渝总商会、教育会并各界代表568人通电全国，揭露“计焚民合三千余家，人民死者六千余人，损失财产亿万以外”真相，痛斥此事“贻祸人民”，吁请当局“主张公道，仗义执言”，“雷厉风行，秉公办理”，迅速撤除驻川滇军，消除事件根源。
樊孔周赴渝办事期间，重庆商会及当地盐商便找上门来，请求他帮一个忙。得知川军第三师违章抽收盐税、大肆勒索盐商后，他当即电知成都总商会向军政当局呈文申诉，要求立即停止非法抽税，并处分三师师长钟体道。
这样做了他还嫌声势不够，恐难解重庆盐商之忧，于是又亲撰社论一篇，附呈文公开见诸报端。
樊孔周的动作，损害了刘存厚部第三师军人的利益。不知他想到过没有，一生血性的他，这一次将流尽最后一滴血了。
办完重庆事后，樊孔周和四川总商会会董董炳南一起取道小川北道动身返回成都。途经乐至县与简阳县交界的施家坝，即将踏上成都“东大路”时，被驻防当地的第三师一名叫张鹏午的团长派人枪杀。樊身中八弹身亡。
樊孔周灵柩运回成都后，各界同人在金绳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悲愤的时人纷纷为之挽联悼唁：
“耳目头脑，都可舍人，四大本来无，华严久悟空王法；
魑魅魍魉，方横于世，众生谁复救，薤露长悲壮士歌。”——吴虞
“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刘师亮
1938年1月，四川军阀刘湘病逝，蒋介石为其题写的挽联横额是“飒爽犹存”。当人们联想到20多年前四川军阀刘存厚部将因暗杀樊孔周被讥为“厚脸犹存”时，不禁哑然失笑。
因为遗忘，樊孔周留给我们的不解之谜多多，甚至连他的身份与刺杀地也另有版本：“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樊孔周到成都活动，被反动派暗杀于家中。”
樊遇刺身亡后的1917年农历腊月十五夜，他筹建的劝业场莫名失火，怎么扑都扑不灭——繁华形体顷刻化为灰烬。
成都商脉，因锦江古老绵亘，因锦江乘风破浪，因锦江名扬四海。
锦江这个滔滔不息、流溢千年的河流大品牌，又滋养出了众多丽如锦绣的商业大品牌。
从商业，到商业中的行业，再到行业里的老店，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具体，一脉承上，一脉启下，一脉继往，一脉开来——纵向带来时间与深入。
老商业让人记忆，新商业让人期许——商城成都，商潮汤汤！
历史为商业设置了太多的坎，又为商业提供了太多的机遇，因此，纵使跌跌撞撞，也总能走来。
一批批老字号和正在成为老字号的品牌，在这里以最佳的姿势，向世人展示着文化——它们都在为竞相成为锦江两岸的百年品牌而努力。
100年，何其短又何其长，穿越百年而啸立的老店，何其稀有、珍贵——就此，让我们呼唤新店，祝福老店！
掐算锦江品牌，不由得暗暗吃惊——很多都在锦江区。看来，锦江不仅是商业的脉，也是商业的一个福祉。
百年老字号延续的商脉——聚焦成都老字号。
编织成都，锦绣成都，商业纵向以经，横向以纬。因此，我们厘清成都商脉，也当纵向以经，横向以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