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后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而后被逼自杀。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因巫蛊而死的人前后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公元101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司马迁的死留给了世人一个难解之谜，就像他的巨著《史记》一样，一切都留给后人评说。
被妖魔化的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廿一史弹词》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吕布、关云长、赵子龙……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群雄逐鹿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是群英会盟，一时是三分天下……
被后人称为一代奸雄的曹操就伫立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他胸怀治国之略，俯瞰天下江山，平定中原之乱。他遵循的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他也曾涂炭生灵，滥杀无辜。但是就如曹操自己所言，历史中若没有他，却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奸臣抑或奸雄
提起曹操，人们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京剧中一个大白脸、端耸肩、斜阔步的大奸臣面目。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大白脸表示的是腹内藏奸，豆腐口、刀子心，欺上瞒下，奉迎权贵等含义。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大白脸曹操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呢？历史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呢？
在我们所熟知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塑造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奸臣形象。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且常被当做正史来读，于是人们也将曹操定位于自私、残暴而奸诈的奸雄。而印证曹操是奸臣的历史事件首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成语出自《后汉书·袁绍传》：“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这句成语背后的时代背景是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人公就是一代奸雄——曹操。但是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人”，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就是曹操曹孟德，这位极具政治头脑和手腕的军事家一手策划并实施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而另一种看法却认为这是毛嚭为曹操献的计，曹操只不过是位执行者而已。
究竟曹操是怎样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为什么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还得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或许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寻出这些答案。
曹操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而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曹操小时候就被认为是“少机警，有权数，而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也就是说，曹操年轻的时候就被认为有谋略。而东汉末年的乱世，恰恰为这个“任侠放荡”的人提供了展现自己权谋的平台。
公元189年，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刘协为献帝，专擅朝政。看不惯董卓倒行逆施的曹操“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而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是袁绍。
其实，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位傀儡皇帝。谁若能掌握了皇帝，谁就能打着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也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权。
能看透这一点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其中就不包括袁绍。当谋臣沮授劝说袁绍若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达到御天下的功效时，这个可怜的不懂政治的愚蠢之物，对这个绝妙之计却不屑一顾，嗟叹袁绍空有雄兵猛将！
但曹操就不一样了。当曹操一眼看透“挟天子而令诸侯”的诀窍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举动，在政治上赢得了完全的主动。首先是获得献帝的好感。于是在东迁后，曹操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宫中食物比较匮乏的时候，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得到了献帝的夸奖。
其后，曹操又想到一个绝妙的策略，这次他将汉献帝完全掌握在了手里，从而走向了理想中的“挟天子而令诸侯”。这就是迎接汉献帝来许昌。
公元196年，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后将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当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后，由于曹操保证了对献帝的物质供求和适度尊重，于是他得到了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予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自此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其实，曹操这样的极具政治头脑的举动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从下面的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曹操从做官以来都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公元174年，当时只有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新官上任三把火，本来洛阳作为皇亲贵势聚居之地是很难治理的。但是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有犯禁者，皆棒杀之”。当时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可以说，曹操在这件事上就展现了他的追求，他不甘当一个一味攀附权贵的墙头草官员，他想做的不仅仅只是一位“洛阳北部尉”。
而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毛嚭为曹操献计，才使曹操能够顺利地走向了权杖的顶峰。据历史记载，毛嚭年轻的时候做县吏就以清廉著称。当他躲避战乱来到鲁阳后，被曹操任为治中从事。有一天，毛嚭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于是，曹操接受了毛嚭的建议，从而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宏图伟业。
“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曹操身上烙上了“奸臣”的印记，事实果真如此吗？曹操真的仅仅是一位奸臣？让我们看看众多史学家对曹操的评价。
其实，和《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曹操形象相反，在史书中，曹操被评论为“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在《三国志》中，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他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中的最高者。他认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而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道：“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说得这样直白，没有一丝的矫情和遮掩。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确实算得上是一位“治世能臣”。
首先曹操胆识过人，才干卓越。他能够听从荀嚭“勤王”的建议，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势，在牵制对手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在官渡之战中，当曹操摸清了袁绍的虚实后，就亲领精兵，昼夜兼程，奇袭了对方的粮草，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
其次曹操唯才是用，礼贤下士。在魏蜀吴三国相持阶段，独有魏国人才济济，非其他两国能比。虽然这里有魏国占据中原之利的优势，中原地带又是精英辈出的所在，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曹操吸引人才的魅力和手段。而恰恰是因为曹操爱惜人才，历史上才会流传着“文姬归汉”的美谈。
文姬，就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后汉书·董祀妻传》称蔡文姬为陈留郡国人，“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才女，却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无情的变故。蔡文姬初嫁河东人卫仲道，后来丈夫离世，归居家中。那时战乱纷争、朝政混乱。恰在这时，权倾朝野的董卓在长安被诛，而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因是董卓时期的中郎将而获罪，被司徒王允囚禁，虽然很多人苦苦向王允求情，但是蔡邕还是被处死狱中。最为可叹的是无依无靠的蔡文姬竟在兵荒马乱中为羌胡兵虏获，并辗转流落至南匈奴左贤王部。此后蔡文姬在匈奴居住了12年，并育有二子。
然而，蔡文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故乡。虽然这里的奶茶醇香，但是却没有长安酒中流淌的故乡的味道。蔡文姬一直在等待机会，希望能够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
终于，蔡文姬的机会来了。建安年间，随着曹操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他在逐步平定了吕布、袁绍等割据势力后，中国北方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此时汉朝和南匈奴的关系也日渐修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痛其无嗣”，曹操派遣使者来到匈奴，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国中。不仅如此，曹操还为她安排了婚事，让她嫁给陈留人董祀，以便于让她整理其父蔡邕400余篇的遗稿。而蔡文姬也不辱使命，她不仅将父亲的书稿整理齐备，还奉曹操之命在邺城续写《汉书》，并完成了她的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从而为中华各族文化的传播和交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就是历史上被广为传诵的“文姬归汉”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又被编入小说、戏剧等，如元金志南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小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等等都是取材于此。
另外，曹操作为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文学家，其诗词开“建安风骨”之先河。曹操的诗词气势磅礴，读起来让人顿感天地之悠悠，人心之宽阔。如曹操的这首《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词中表现的是曹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确实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我们不得不说，曹操算得上是位文韬武略兼具的出色的政治家，是位真正的英雄，因为曹操能顺应历史潮流，挣脱传统的桎梏，打击腐朽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虽然鲁迅及一些正史都认为曹操是英雄，但是在人们的心中他还是一位“奸雄”，别看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却是差别甚大。
所谓“奸雄”，就是同时具备了“奸诈”和“枭雄”两种特质，这样的人也是英雄。若只是“奸”而不“雄”，就像是严嵩、秦桧那样，最多只能算是“奸贼”。而说曹操是奸雄，这大概也是拿他和爱哭的刘备相比得出的结果。
说起“奸”，在曹操身上主要体现在奸猾的性格和处事时残忍的手段。《三国志·魏书》中是这样描述太祖曹操的：“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看来，曹操小时候就表现出来“有权数”的个性。而一个叫许劭的名士这样对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也就是说，曹操这个人，如果是在太平时代，可能成为能臣；而要是在乱世，则有可能变成奸雄。
曾经统领几十万军队的曹操确实做出了很多残忍的事情。如在曹操杀了董承之后，要汉献帝把董承的女儿董贵人交出杀掉。据《资治通鉴》记载：操大怒，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皇）后。（皇）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皇）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皇）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事宁有是邪！”遂将（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这段描写将汉献帝的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当自己的女人请求保全性命时，身为帝王的汉献帝只能幽幽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作为一起争夺天下的“枭雄”，为什么曹操就被描绘成一代奸雄，而刘备却成为了一位仁厚君子呢？其实就奸诈而言，刘备比起曹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刘备比较擅长伪装自己，常常靠虚伪的眼泪和行动笼络人心，连“智，近乎妖”的诸葛亮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可见刘备的奸诈是无人能及的。
其一，“尊汉抑曹”的主流思想。在当时的公众心中，“蜀汉”才是真正的皇权的象征，而刘备正是“蜀汉”的代表人物。因为，刘备被尊为圣贤之士，而和他抗衡的曹操自然就是站在了正统皇权的对立面，就演变成了篡权的奸雄形象。
这种“尊汉抑曹”的思想不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在某些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说《三国演义》。罗贯中将这种思想作为统领小说的主旨，曹操的命运自然就比较倒霉了。
其二，曹操天性比较自负，且不加掩饰，常常是祸从口出。那句实话实说的名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从曹操口中说出的。这样的话作为个人的人生准则没有过错，因为在那个争夺权位的年代，你对敌人的仁慈也许就会将自己陷入无穷的黑暗，然而你堂而皇之地说出口，冲击力太强，一贯讲究“中庸”的世人就难以接受。
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
“分香卖履独伤神，歌吹声中嚭帐陈。到底不知埋骨地，却教台上望何人？”这是清朝诗人查慎行所写的《疑冢》。这首诗中“到底不知埋骨地，却教台上望何人”指出了一直困扰后人的曹操葬穴之谜。
曹操一生擅长权谋，被人视为治国良臣，乱世奸雄，是功是过，后世评说不一。在公元220年，身为汉朝宰相，而实为曹家皇帝的曹操在洛阳病逝。其子曹丕遵其嘱，将灵柩运至其封地邺（今河北临漳县）埋葬。根据《舆图备考》、《方舆纪要》等书籍记载，由于历史上很多帝王陵墓都曾遭到后人掘盗，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曹操给曹丕留下遗嘱，在他死后要制多副棺木，趁着夜色出殡，城门四开，埋72处。疑冢从临漳县三台村以西八里的讲武城起始，直至磁州而止，一座座如小山布列。
可是，历史上曾有不少史学家根据这些记载对疑冢作过考证，并亲自到临漳县一带考察，但是都没有收获。到底曹操的陵墓在何处？历史上的史书也是说法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