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平民也可以被临时雇用 ，但大多数工匠可能是从上三旗包衣中招募的。其中许多是辛者库。新招的工匠有三年学徒期 ，有特殊才能者会得到认可和奖赏。1671年确定的比例是 450名工匠与 284名临时工 ，但是 ，由于国家和平繁荣 ，实际人数超出了这一限额。18世纪 30年代初 ，仅织染局就雇用了 800多人 ；宫廷造办处共有 176名银匠、105名铜匠、170名皮匠和 300多名裁缝。据估计 ，宫廷雇用的工匠约有 1万人 ，其中 7000人受雇于杭州、苏州和江宁的织造局 ，另有若干短期和长期雇工。
除了招募处于奴仆地位的工匠之外 ，宫廷造办处还在汉族百姓中招聘能工巧匠。为宫廷生产的家具包括 仿洛可可式的具有装饰性的家具 ，使人联想起家具界的 “广州风格”。来自山东博山的玻璃吹制匠引进了制造珐琅玻璃器皿和彩绘珐琅器皿的新工艺。学过欧洲玻璃制造技术的广东人应召入宫 ，制造皇帝用以赏赐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属国贡使的鼻烟壶、装饰品和工艺品。宫廷工匠按照进贡于宫廷的原件 ，仿制绘有欧洲图案的珐琅瓷。 1755年的一道谕旨要求制作 500只鼻烟壶和 3000件其他物品 ，用作皇帝巡幸热河期间的礼品。
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显然已很发达 ，足以把珐琅玻璃器皿的制作变成相对简单之事。但是 ，彩绘珐琅器皿则不是这样。彩绘珐琅器皿的制作技术起源于 15世纪中叶的佛兰德斯 ，通过欧洲赠品引入中国后 ，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关注。当康熙皇帝想找一些能够模仿这项技术的能工巧匠时 ，他让广东巡抚亲自寻找并询问耶稣会士。皇帝亲自召进宫廷的马国贤神甫和郎世宁神甫都没有通过考试 (也许是有意的)。直到 1719年，当法国的珐琅制造大师陈忠信来到北京后 ，宫廷才制造出 “可以接受的 ”珐琅器皿。出于皇帝巡幸各省时的需要 ，彩绘珐琅器皿被广泛使用于葬礼、生日庆典、婚礼和最高祭祀大礼 ，并被当做皇帝赏给有功之臣的赐品。
由于清廷与汉文化长期而密切的联系 ，宫廷绘画成为皇帝争取汉族文人士子支持新王朝的一种方法。从顺治朝开始 ，汉族艺术家常被召进宫廷 ，在康熙朝 ，一些艺术家还被委以高级职务。 17世纪末及整个 18世纪 (特别是 1736年之前 )，共有 200多名画家在宫廷工作 ，其中包括翰林和进士 ，以及著名画家如高士奇 (1645—1704)等，他们在南书房为清廷增添了不少光彩。被特聘为宫廷艺术家的人中还有耶稣会士 ，其中最著名的是郎世宁。从1715年11月22日进宫到 1766年6月10日去世 ，郎世宁一直在为清廷工作。郎世宁开创了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 (中文称 线(“) 法”)，并传授给他在宫廷画院的学生。郎世宁为皇帝画像 ，参与制作珐琅、玉器和漆器 ，并为乾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提供了欧式设计。他一跃而成为宫廷首席画家和内务府官员。
17世纪末到 18世纪末 ，另有不少欧洲人为清廷工作。耶稣会派遣擅长各种绘画技法的神甫前来中国。蒋友仁神甫于 1773描述了圆明园 ：“诸园的入口处是如意馆 ，那是中国画家、欧洲画家、制造自动钟和其他机械的欧洲钟表匠、玉石雕刻师和象牙雕刻师工作之处。”虽然耶稣会士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希望皇帝和所有大清臣民皈依基督教 ，但是 ，大清皇帝把这些欧洲人的存在视为他们自己是多民族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使四海臣服的具体表征。在他们看来 ，宫廷造办处雇用欧洲人证明他们自称为可汗 (诸汗之汗 )而并非仅仅是中国式的皇帝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些欧洲人听命于皇帝 ，1754年王致诚被突然召至热河为归顺大清的准噶尔首领画像的往事是一个明证。
为内务府工作的艺术家、工匠和其他能工巧匠确实来自五湖四海。乾隆时期 ，在金川之役中被俘虏的 200多名藏族人被带到北京。 虽然他们大多数是泥瓦匠 ，在西山 ———清军可在与四川的战场相似的地形中训练 ———建造了一座藏式瞭望塔 ，但是 ，擅长制作银器、木器、彩绘宗教艺术品的藏族人 ，以及充当翻译、舞者和歌者的藏族人 ，都被召入紫禁城的各造办处和内务府的一个牛录。
也有维吾尔人为宫廷工作。1759年之后 ，擅长制作玉器、金器的维吾尔工匠和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也被召至北京 ，编入内务府下属的一个牛录。乾隆时期共有 300多名维吾尔人为宫廷工作 ，居住在内城的一个 “维吾尔营 ”。
宫廷招聘的演员归南府管辖 ，该机构大约创建于 1740年。 1751年之后 ，当皇帝决定从苏州和杭州招聘演员时 ，创建了掌管戏剧的景山署。19世纪 20年代 ，南府和景山署被合并到升平署———该署培训太监演戏 ，为宫廷提供娱乐节目。在乾隆朝升平署的全盛时代 ，共有 “1000多名演员为皇室表演节目 ”。宫廷的戏班子在紫禁城、京郊西山的御园、皇帝的热河行宫中训练和排演。戏剧表演不但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 ，而且是皇室成员的生日与婚礼 ，为蒙古王公举办的宴会 ，每年一度的春节、元宵节、龙舟节、中秋节和关帝斋戒日等重要庆典上不可或缺的节目。虽然在 1751—1827、1850—1861和1884—1911年间一些著名的戏班和演员被邀至宫中演戏 ，但太监一直是宫廷戏班的主流。十二三岁的太监会被召入戏班 ，在宫廷人员掌管的学校里接受培训。如果他们获得成功 ，他们最终可能被晋升为升平署的管事人员和教师。因此 ，演技是太监演员获得晋升的一条通道 ，李禄喜的生平就是明证 ，他在 19世纪上半叶长期担任南府及其后继者———升平署的首领。
宫廷官僚机构
清初诸帝经常让内务府处理外交和财政事务 ，这超出了内务府掌管皇帝家庭事务的主业。内务府的职位都由旗人充任 ，它还肩负着牵制外朝文官的责任。任用旗人还使大清皇帝避免了太监对宫廷管理体系的控制。清朝最高统治者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牢固地控制着宫廷奴仆 ，并调动内务府为皇帝服务。
内务府是 17世纪初叶从努尔哈赤的家事管理机构演变而来的。有些学者认为内务府创建于 17世纪 20年代。到 1638年，内务府的组织架构已臻于完善 ，在盛京获得了专用的办公场所。①1653—1661年，内务府曾暂时被十三衙门取代 ，但在康熙朝 ，内务府得到复兴 ，并于 1667年大规模扩充了机构。1662年内务府官员共有 402名，到1722年增至 939名，到 1796年增至 1623名。到19世纪末 ，内务府最终成为拥有 56个下属机构的大单位。从 17世纪中叶至清亡 ，内务府在盛京一直保留着办公场所。
内务府在乾隆朝 “最终定型 ”。内务府门前供奉的雍正皇帝题写的 “宫府一体 ”匾额说明了内务府的职责。在这个御题匾额之下，内务府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它的首要职责是管理宫廷事务。它掌管服装、食物、住宅、皇帝和皇室的日常活动 ，它监管宫廷建筑、安全、礼仪和宫廷工作人员。但是 ，它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紫禁城和皇家御园。内务府是一个大型的出版机构 ，奉旨印刷出版善本书籍。它垄断了利润丰厚的玉器和人参贸易。它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开办织造局 ，为宫廷生产纺织品。内务府动用国家的税收权 ，通过年度纳贡制度在蒙古和东北部分地区收集黑貂皮、白貂皮、水貂皮和狐皮 ，保存一部分供皇室使用 ，另外一部分通过海关对外出售。在清朝初年 ，内务府颁发食盐贸易特许证和从中亚贩卖玉石的特许证 ，还为 “官商 ”发放执照进口用于铸造钱币的铜。它发放贷款 ，开办当铺 ，收取皇城各处物业的租金。
虽然由广储司掌管的皇帝个人资金与户部掌管的国库税金是区分开来的 ，但是 ，这种区分并不总是明显的。从 18世纪初开始，广储司接受京城、张家口、九江、杭州、姑苏 (位于苏州附近)和广州各关所征贸易税的 “盈余 ”。到 19世纪初叶 ，担心皇帝发怒的大臣每年向广储司上缴大约 200万两银子的 “盈余 ”，而不惜拖欠本应上缴户部的 “正额 ”。当大臣的财产被没收后 ，最终都会落入内务府手中。在乾隆朝 ，内务府的一个秘密账户收集了大笔 “罚金 ”，这是自己认为不称职的官员自罚的银两。外国使节和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呈献的贡品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 ，正如他所赏赐的礼品都是由宫廷的各个作坊生产的一样。最后 ，大清与西藏和蒙古关系中的重要事务都是由喇嘛念经处 (临时寄居在宫里)等机构而非礼部处理的。通过上述种种方式 ，清王朝使皇帝的个人事务与国家事务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不清。内务府有自己的一套官僚政治规则 ，这些规则在整个清代不时地得到修订。内务府的最高官员 ———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文官的 18个品级中位居第 3级，但这些官员不是有功名的汉人。相反 ，大臣之职 (任何时候 ，担任此职的人数不限 )由担任过侍卫 (特别是领侍卫内大臣 )的满族王公和在内务府获得晋升的包衣充任。因而 ，他们来源于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背景 ：有些属于爱新觉罗宗族 ，有些则是奴仆身份。把这些人混合在一起发挥监督作用 ，可以确保不使任何一个团体把持宫廷管理大权。大臣对内务府的运作负全责。他们以一年为期轮流掌管特别敏感的下属机构 ，如负责皇室收支和六库的广储司 ；相当于外廷工部、负责宫廷维护和修缮事务的营造司 ；负责太监的招募、委任和惩罚的敬事房。他们奉旨管理皇家御园 ，奉旨前往重要的地点，如皇陵等。管理大臣也被委派到负责宫廷饮食的御茶膳房、
御药房和南府 (1820年以后为升平署 )等机构。他们也可能被派到王公府第以监督王公的言行是否得当。
炫耀性消费
大清最高统治者使用旗人、包衣、官奴和太监处理皇室的内部事务 ，并渗透到清朝管理体系的重要领域。他们在扩张皇权方面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 ，宫廷机构之所以那么宏大 ，主要是为了满足研究皇权的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更广泛的考量 ，即有必要让臣民感到敬畏和钦佩。
清王朝的内务府比欧洲国家的相同机构雇用的人更多 ，职责范围更大。内务府数量众多的奴仆不仅仅是为了让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感到敬畏 ：其雇用的奴仆的种类是划分得很清楚的 ，其中以太监最为突出。太监的使用受到 1701年开始实施的禁止奢靡法令的严格限制。只有一、二品大员和王公贵胄可以使用太监。从 18世纪开始 ，王府被要求汇报使用太监的情况 ，尽管自 1746年以后被分派到各个王府的太监已不再直接由内务府支付报酬。为了确保宫外的雇主不窝藏从宫里逃出来的太监 ，雇用太监的王公必须首先把申请人的姓名、年龄、户籍和个人特征上报给内务府下属的保管太监档案的两个机构。任何雇用从宫里出逃的太监的个人都将受到查究。即使是合法离宫的太监也会受到惩罚并回归于皇室管理之下。
限制宫外雇用太监人数的压力似乎从嘉庆朝开始日益增大。例如 ，1799年5月15日和 1804年 2月 6日，皇帝提醒王公贵胄不要超越府中雇用太监的定额 ：多出来的每个太监都应送到宫里重新分配岗位。1819年1月，皇帝抱怨宫里的太监年纪偏大 (“二三十岁或者更大”)，谕命王府交换太监 ：年纪大的太监和来自直隶以外地区的太监被送到王府 ，王公则把府里的年轻太监（二十岁以下)送到宫中 ，具体人数依王公的级别而定。从王府挑选太监的措施一直实行到 19世纪上半期。
太监似乎更喜欢王府的舒适生活 ，这使皇帝更加关注此事。太监逃离皇宫的案例很多。有些太监因父亲或母亲生病 ，未经允许就潜离皇宫 ；有些太监逾期不归。不过 ，从他们的供词中可看出，逃离皇宫的主要原因是做错事后害怕受到惩罚。尽管被抓回来后受到的惩处越来越严厉 ，但逃案登记册显示 ，有些太监出逃不止一两次 ，最多的高达九次。
控制和破坏 ：档案副本
我们可以在关于宫廷条例的谕旨中清楚地看到最高统治者特别关注和忧虑之事。他们在谕旨中强调最多的是控制问题和宫廷安全问题。乾隆皇帝弘历从晚明太监专权的往事中得到的教训是 ：只有在最高统治者丧失警惕性的情况下 ，太监才会滥用权力。他降旨编撰清代宫廷条规史 ，以保证他的子孙后代熟悉祖先定下的严格控制所有太监的活动的各项条规。这个计划于 1742年启动 ， 1759年修订 ，1769年完稿 ，即《国朝宫史》，乾清宫、宗学和南书房各置一部。后来这部书被收入《四库全书》。
宫廷对居住在宫外的王公和公主雇用 (和支付薪水 )的太监拥有管理权。宫内大臣严密监视着奉命处理皇室子孙家庭事务的包衣和太监的一举一动 ，并参与对言行不端者的更换和处罚事宜。偷窃、打架斗殴或从王府和公主府逃跑的奴仆最终都被送到内务府下属的慎刑司加以审讯。
实行于民间的连坐制也被用于宫内大臣当中。管事太监、包衣官员甚至王公都得对他们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事情 (和人员 )负最终责任 ，不论他们是否直接卷入其中。有一个例子牵涉嘉庆皇帝的四女儿庄静公主 ，她于 1820年下嫁土默特蒙古郡王玛尼巴达喇。当她的侍卫首领被发现受贿时 ，不仅受贿者受到惩罚 ，而且公主府的管家、内务府的一名大臣和被分派监管公主府事务的一名管事也受到了牵连。
宫廷安全是最受关注的事情。进出紫禁城有详细的规定 (参阅第一章)。第一个问题是控制侍卫 ，他们的职责是防止所有未经授权的人进入宫廷或御园。在雍正朝 ，有道上谕以宫廷安全为由禁止 “粮店 ”出售饮料给在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值勤的官兵。1776年，乾隆皇帝愤怒地说 ，当他前去探视生病的五皇子时，发现福园门外一家理发店的店主刚给五皇子理过发。乾隆指出：“阿哥剃头 ，自有按摩处太监 ，何用外边民人 ？”他命令首领太监调查其他皇子是否也违背了宫规。“福园门系园庭禁地 ，不应令外人出入。今既将剃头民人领至阿哥住所 ，若优伶等辈亦可唤入乎 ！”首领太监和皇子的谙达因此受到了惩罚。
不让闲杂人等进入内廷的禁令也适用于原来的宫廷奴仆。宫女离宫后即不得再入内廷。因病离宫的奴仆康复后亦不得再入宫。后妃的男性亲戚需要得到正式批准才能入宫省亲。到了咸丰朝 ，(皇帝)禁止妃嫔的家人 “进出 ”宫廷 ，并禁止他们给宫里的外孙子外孙女送礼物。
宫廷特别不喜欢大批宫外之人每年一度进宫向王公大臣进献野味时造成的混乱和嘈杂。正如杨锡绶在 1755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