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坛、地祇坛和太岁殿的祈雨都是国家级礼仪里面中等级别的仪式。它们都坐落在外城的先农坛内。天神坛里供奉的是云、雨、风、雷等神的牌位 ，地祇坛里供奉的是京城附近的山神和河神的牌位。太岁是 “掌控时间运行的一个重要的神祇 ”，时间每年通过黄道十二宫的一个宫 ，每十二年走完一圈。明朝是第一个设坛定期祭祀太岁的朝代 ，清朝继续祭祀。太岁殿的东、西配殿供奉的是四季的 “月将 ”。从顺治朝开始 ，每逢洪灾或旱灾 ，大臣就奉命到这些场所祈求神灵帮助 ，自1657年以降 ，这些场所的祭祀与祈雨联系在了一起。
祈雨活动还在北京周围的其他庙宇进行 ，这类庙宇数量的增加揭示了民间祭礼进入国家祭礼名册的过程。黑龙潭寺始建于 1681年，位于京城西北 30里处的金山上的一个地方 ，因为据说该处的黑龙很灵验。康熙的题词被雕刻于石碑上 ，赏赐给该寺。 1724年，当该寺的祈雨者为京城带来甘霖时 ，雍正皇帝赐之以御笔题词 ，并赐予该寺在屋顶铺设黄瓦 (黄色是皇帝专用颜色 )的特权。1738年，弘历在一道谕旨中说 ：黑龙潭龙神 ，福国佑民 ，灵显素著。每遇京师雨泽愆期 ，祈祷必应。是明神功德 ，实能膏润田畴 ，顺成年谷。”乾隆皇帝建议增加这个神的名字的字数以示尊崇。1740年庄亲王允禄在奏折中称 ： 旧有黑龙潭 ，祷雨则应。今京师少雨 ，臣等奏请遣道士九名往黑龙潭祈雨。
1781年，白龙潭的神被授予 “昭灵广济龙神 ”的称号 ，由直隶总督选派地方官前往祭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善行让这位龙神的名字在 1817年增加了 “普泽 ”两个字。一位更重要的管雨之神似乎是玉泉山的龙神 ，在静明园里特为此神修建了一座庙宇。1744年，该神获得了 “惠济慈佑龙神 ”的称号。1751年，皇帝认识到流向京城的泉水的重要性 ，谕命把祭祀这位龙神的庙宇列入祭祀名册 ，地位与黑龙潭寺相等。他委派管理圆明园的内务府大臣前去主持祭礼。1801年，玉泉山龙神的名字中增加了“灵护”二字 ，相关说明如下 ：
玉泉山惠济慈佑龙王庙 ，每遇祈祷雨泽 ，屡著灵应 ，久经载入祀典。近因夏至以后 ，雨泽较少 ，本月十七日 ，朕亲诣虔诚默祷。是日即有微雨飘洒 ，次日大霈甘霖 ，连宵达曙 ，尤征灵验。
1812年祭祀名册中又增加了一座庙宇。上谕曰 ：
昆明湖广润灵雨祠龙神 ，灵应夙著。本年三月二十九日 ，朕因农田望泽 ，前往拈香。甫回御园 ，甘霖立霈。旬日以来 ，大田微觉干燥。朕昨早复亲诣拈香默祷 ，旋即油云密布 ，午后甘膏渗漉 ，四野优沾。本日又得阵雨滂霈。神佑感孚 ，如响斯应。
皇家园林中也修建了各种各样的神庙。由于担心水府神因不在名册中而生气 ，嘉庆皇帝于 1812年谕命在新建的一座庙中供奉天后和水府神的牌位。这表示皇帝正式认可了这项祭祀仪式 ，与 1786年的情况一样 ，那年皇帝降旨委派官员祭拜河神和风神 ，祈求足够的降水 ，使运送粮食船只能够迅速向北驶向京城。1770年，春秋两季定期前往这些庙宇致祭的职责从礼部转到了内务府。
旱灾迫使皇帝降旨举行许多不同宗教传统中的祈雨仪式。道家的祭礼在大高殿举行 ，该殿始建于明代 ，在雍正和乾隆两朝曾得到修缮。大高殿供奉的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 ———能够降雨和收雨的自然神。佛教的祭礼在觉生寺 (或称大钟寺 )外的一个祭坛举行 ，该坛似乎是民间祭拜龙王的地方。据 1783年的一份奏折称，当时曾命 9个和尚连续 7天在这个祭坛诵《大雩祈雨经》，同时委派王公前往设在瞻礼所的道家祭坛祈雨。甚至穆斯林的祭礼也被用于祈雨。1796年的一份奏折显示 ，当时曾有谕旨下令奖赏祈雨有功的和尚、道士和穆斯林。
据《礼记》记载 ，皇帝祈雨 ，上天会立即做出回应。据文献记载 ，1657年皇帝在天坛举行祈雨仪式后尚未回到皇宫 ，“大雨 ”已倾盆而下。17世纪 60年代 ，皇帝祈雨时乌云即已厚积 ，之后大雨连降三日。1671年、1678年、1686年和 1735年，皇帝的祈雨也迅速得到了良好的回应。不过 ，民间龙神祭坛的祈雨活动也能 “立即 ”得到结果。我们已经注意到有数处这样的祭祀场所被纳入清朝的官方名册 ，原因一般是这些祭坛很灵验。1801年，嘉庆皇帝记述 ，当他在祭坛上点燃香火以后 ，是日即有微雨飘洒，次日大霈甘霖 ，连宵达曙 ，尤征灵验。允宜敬加称号 ，用答神庥。著称为惠济慈佑灵护龙王庙 ，以昭崇奉。
以儒家观点看 ，旱灾是坏政府的象征 ，所以皇帝也不得不以儒家的态度通过整顿吏治来应对旱灾。1711年康熙皇帝指出 ： 入春以来 ，雨泽沾足无风。朕即谕云 ，交夏必旱 ，秋月转恐雨水过多。今观天时果旱 ，云气方起 ，即继以风。自古人事有失 ，必干天和。或政事未尽合宜 ，或用人未能允当 ，大小官员 ，有暗结党援 ，以及残忍之人 ，尚居职位。尔内阁会同九卿科道 ，一一详问具奏。
鉴于当时每个皇子周围都有追随者形成的宗派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大臣的 “反应 ”，他们写道 ：“恭读圣谕 ，惊悚莫名。”尽管他们大呼自己清白无辜 ，但旱灾仍在继续。6月 20日，皇帝降旨自 21日起祈雨 3日：在此期间 ，承德不行围猎 ，京官必须诚心求雨 ，各寺庙必须诵经。皇帝批评礼部的满族尚书懒惰疏忽，并命令户部尚书穆和伦在贝和诺地方祈雨 (6月 22日)。 2天后 ，皇帝提议回北京 ，但从 6月26日开始 ，天降大雨 ，皇帝遂未返京。
1711年，康熙皇帝没有亲自祈雨 ，但是 ，他与大臣的角色换位凸显了这样一个理念 ：祈雨是否灵验取决于皇帝的魅力 ，也即汉语所说的 “德”。1744年，弘历在大饥荒中也使用了 “德”这个字，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饥荒已进入第二年 (始于 1743年夏)。在 1743年和 1744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里 ，乾隆皇帝一直在与大臣商讨如何缓解食品短缺。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一项实质性的赈灾计划 ，从而大大缓解了直隶的食品匮乏局面。不过 ，在努力赈灾的同时 ，他们也没有放弃祈雨活动。皇帝在那年宣布 ，他将亲自主持 “常雩”仪式。他还指示在关帝庙、城隍庙、黑龙潭寺和其他几个场所举行祈雨活动。由于旱灾严重 ，这些活动不能算是例行公事 ，所以皇帝采用的是忏悔赎罪的模式 (没有音乐 ，没有皇权的标志銮仪 ，没有马车 ，没有礼服)。
举行 “常雩 ”数周之后仍未下雨 ，皇帝感到极为痛苦。6月12日，当他前往畅春园给太后请安时 ，太后已走出居所亲自到园中的龙王庙求雨。皇帝后来说 ：“今日太后从寝宫步行至园内龙神庙 ，虔诚祈祷。朕敬闻之下 ，惶恐战栗 ，此皆朕之不德 ，不能感召天和 ，而累母后焦劳 ，至于此极。为人子者 ，实无地可以自容。”天仍然没有下雨。6月16日，皇帝亲自祈祷 ，并派一位亲王到风神庙求雨。皇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美好的结果 ，1744年 6月 26日夜间 ，天降大雨 ，大地得到了滋润 ，可以播种晚小麦和豆类作物了。
在1759年的旱灾中 ，大自然对弘历更为残酷 ，他再次按照忏悔赎罪的模式于 5月3日亲自主持了 “常雩 ”仪式。祭祀之后 ，天仍然没有下雨。到5月7日，皇帝谕命刑部复查刑事案件 ，确保没有冤案。6月6日，皇帝亲往黑龙潭寺祈雨。他一边指示百官准备赈灾 ，一边命令北京城内和附近的所有庙宇诵经祈雨。6月16日，他亲自到社稷坛求雨 ，头戴雨帽 ，身穿素服 ，以示忏悔。同日 ，他发布上谕说持久的旱灾也许是吏治腐败造成的 ，表示他愿意不遗余力地重建宇宙的和谐。
干旱在继续。当皇帝为夏至日在地坛的重大祭祀仪式做准备时 ，他修改了正常的礼仪程序 ，以体现危机的严重程度。在祭礼上不使用马车 ，不设代表皇权的銮仪。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 ，6月22日的祭地仪式还是没有求来雨。皇帝再次降旨 ，下令减轻对刑事案件的处罚力度 ，但依然无雨。6月30日，皇帝宣布由于所有的正常措施都告无效 ，他将斋戒数日 ，于7月5日举行 “大雩 ”。使众人如释重负的是 ，大雨从那天晚上一直下到第二天 ，结束了干旱危机。
“大雩 ”是应付持久干旱的最后一项措施。理论上讲 ，“大雩 ” 只能在上述所有祭祀场所三次求雨都无效之后才能举行。但在现实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大雩 ”似乎是在向当地的各种龙神求雨无效后举行的。在整个清代 ，“大雩 ”只举行过两次 ，第一次在 1759年，第二次在 1832年，都发生在其他祭祀场所 (包括地坛 )的求雨活动无效之后。对干旱的责难都落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 ，正如道光皇帝所说的 ：“熟思干旱起因 ，慌悚莫名 ，罪在朕躬。”“大雩 ”使试图改革吏治和劝说上天屈就的皇帝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和礼仪行动达到了高潮。每次干旱都会带来政治后果。例如 ， 1800年干旱使洪亮吉 (1746—1809)得到了赦免。洪亮吉因政见犯忌而被流放到伊犁 ，但是旷日持久的旱灾需要 大(“) 赦天下以使上天息怒 ”。洪亮吉得到赦免的当天下午 ，天降大雨 ；皇帝责备自己惩罚了一位敢言直谏的大臣。
1742年前在天坛的所有祈雨仪式和随后举行的 “大雩 ”，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程序也都相同。与 “常雩 ”不同 ，这些仪式都是忏悔和赎罪仪式。祖先的牌位都不请出来 ，皇帝和参加者都穿素服 ，帽子上缀着雨样的穗状物。禁止宰杀牲畜 ，皇帝和宫里的人都斋戒三日。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 ，不设銮仪 ，不奏音乐。皇帝不乘马车 ，而是从斋宫步行到天坛。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 ，北京地区的祈雨仪式远远超出了国家祭祀场所的范围 ，囊括了帝国境内所有重要的宗教传统 ，并推动民间宗教的祭祀场所被纳入国家祭礼名册。祈雨仪式和场所的多元化似乎是人们对灵验的追求所促成的 ，正如我们在考察 1807年举行的祈求更多雨水的仪式时所看到的那样。1806年末至1807年初 ，既无冬雪 ，也无春雨。3月底和 4月份修建的一些祭坛求来了一些雨水 ，但远远不够。嘉庆皇帝决定亲自举行 常“雩”，随后还在各种各样的祭祀场所祈雨。从 3月 22日到 6月 19日，嘉庆皇帝先后在天神坛、地祇坛和太岁殿祈雨 4次，黑龙潭寺祈雨 10次，觉生寺祈雨 2次。他委派一位大臣到密云白龙潭求雨，还在圆明园的 “山高水长 ”处修建了一座祭坛 ，他和他的儿子都去那里求雨和感谢降雨达 8次之多。
但是 ，好事也可能过了头。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注意到的 ， 1801年皇帝祈雨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到 6月底 ，皇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雨水太多了。正如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所解释的那样 ，需要举行新的祭祀仪式以解决难题 ：京师自六月初旬以来 ，雨水连绵 ，已及两旬 ，现在尚未晴霁。永定河漫溢成灾 ，积潦未退。朕宵旰焦思 ，倍增悚惧。稽之《会典》，只有亲诣社稷坛祈雨之礼 ，祈晴未有明文。但水旱同为灾祲 ，礼缘义起 ，自当一律虔祈 ，以迓时旸而消盛涨。谨择于本月二十六日 ，亲诣社稷坛祈晴。先期于二十二日进宫 ，二十三日起 ，致斋三日 ，所有一切典礼 ，著礼部、太常寺敬谨预备。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 ，本系孟秋，时享斋戒之期。初一日礼成后 ，如气候晴霁 ，泥淖已干 ，朕即回圆明园驻跸。若彼时尚未放晴 ，不妨在宫内多住数日 ，俟天气晴明 ，再行降旨。
皇帝向龙王和其他神祇祈雨次数的增加 ，提出了关于清朝统治理念演变的有趣问题。我们开始时注意到 ，清朝勉强解决了以德统治和世袭统治之间的潜在矛盾。他们在天坛求上天降雨是基于他们相信降雨或干旱是上天对以德统治的不同回应。皇帝把自己的德与上天的反应直接联系起来。当弘历于 1742年按照年度计划祈雨时 ，他增加了皇室祖先的牌位 ，恳求上天施惠于他们的子孙后代。“常雩”与其他一级祭祀仪式一样，体现了统治者调和以德统治和世袭统治之间的矛盾的意图。旱灾对皇权的合法性提出的挑战使得皇帝不能单纯依靠儒家的仪式。皇帝祭拜民间的龙神，号召和尚、道士甚至穆斯林举行祈雨仪式。此类举措是国家—社会互动的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国家借此有组织地把民间的神祇纳入了国家宗教体系，试图让这些神祇的 “灵”为朝廷所用。“灵”字在本章中被译为 effficacy 指的是神祇的神奇效力，它与统治者的德无关。正如彭慕兰指出的，纳入国家的祭祀体系就导致了 “正常化”，即降低了神祇和祭坛的 “灵”。从结构学的角度来看，当它的地位上升后，“灵”的程度会减弱。因而，国家在从事一项西西弗斯神话般的任务：国家竭力接收民间神祇的 “灵”，但是接收以后 “灵”就变弱，所以不得不继续增加新的神祇和祭坛。
从儒家的角度讲，在构建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德”与 “灵”具有同样的神奇效力。“德”激励臣民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古代儒家思想中，“德”本身就足以创造出合乎规范的社会秩序，没有必要把民间神祇纳入国家宗教体系之中。把民间神祇纳入国家宗教体系等于间接承认单纯以德统治的理念具有空想性质，同时它也是主导帝王行动的现实政治的反映。
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喜欢公开讨论儒家礼仪与国家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各种礼仪之间的关系。彭慕兰对于邯郸龙王庙的研究以 1867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为中心，这场旱灾迫使同治皇帝派遣礼部尚书前往这个古老的龙王庙举行祈雨仪式。尽管有一个可以造雨的灵碑被借调到京城，但政府公开声明，只有人的德能够打动神。面对统治危机，皇帝乐于在 “灵”的帮助下治国，但他们不愿意谈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