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一位名相，他的管理才能是世人所认可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诸葛亮的管理经验作为一种智力资源，是现代人反思、借鉴的经验。从对诸葛亮管理智慧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应有的管理素质与理念。
管理资源：诸葛亮的现代借鉴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在这首诗中，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诸葛亮是作为智慧与道德双重象征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他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他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赚荆州，取成都，夺汉中，七擒孟获，形成三分天下中的蜀汉基业，他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
然而，诸葛亮不仅没能实现匡复汉室的理想，而且蜀汉集团还是三国中最先破产的一个。诸葛亮是个有得有失的人物，他的“得”在于他的“小我”，是作为个人的诸葛亮，他的“失”在于他的“大我”，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借用西汉初年的一句话，蜀汉的霸业真是“成也孔明，败也孔明”。
诸葛亮之败，败在错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定位。
领导者的定位，就相当于把握着梯子，要确定靠到哪一面墙才是对的，还要让别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愿意沿着梯子向上，直到“手可摘星辰”。除了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的眼光外，用好人才，充分授权，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在用人、授权和接班人选择这三个方面做得如何。
用人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比如马谡，才气过人，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是个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为其献计：“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马谡的计策，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南方多年不敢复反。马谡还曾献计离间魏帝与司马懿，为蜀汉暂时除却一心腹大患。
但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也有言过其实的缺点，刘备向诸葛亮指出过这点，说马谡“不可大用”。然而，由于诸葛亮与马谡有着深厚的个人交情，诸葛亮不仅对刘备之言不以为然，而且一意孤行，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诸葛亮力排众议，令马谡为先锋，统军在前，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为邰所破，士卒离散。诸葛亮如果能接受大家的意见，令魏延等为先锋，可能不至于会有街亭惨败。街亭之败，不仅使蜀汉遭到重创，断送了首次北伐，也断送了一位良好的参谋人才。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而且他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日：“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日：‘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授权
在团队协作中，时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领导者看到员工做工作不如自己，总是忍不住要加以指点，甚至越俎代庖。殊不知，这种指点在团队成员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干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领导者过多地干涉会挤压这种空间，员工有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唯命是从，失去主观能动性，团队更不会有战斗力可言。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皇帝刘恒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因此，领导者不妨暂时把自己比员工多出的那些能力束之高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拓展员工的发挥空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赋予下属充分的职权，同时创造出每一个人都能恪尽职守的环境。
当企业处在起步期，往往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的状态，领导人就像站在顶端上的将军，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强有力地推动企业朝前发展；但当公司趋向成熟，组织就应该变为一个同心圆，领导人隐含在这个圆中，成为“主心骨”，宛如灵魂一般，虽然弱化了自己，但组织更强大了。如此，以个人的“弱治”实现一个组织的“强治”。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精神可嘉，其法则不足取。毕竟，没有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只有一个诸葛亮是很难实现“天下计”的。管理层如果能施行黄老之术，让团队达到“无为胜有为”的状态，那么他们收获的将不仅是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整个团队的和谐及坚强的战斗力。
育人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松下首先是生产人，其次才是生产电器。”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有利于加强下属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然而，由于诸葛亮长期的亲历亲为，蜀汉的人才梯队最终没有形成，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但并没有引起对诸葛亮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蒋琬、费祎“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加上天雨，李严运粮不济，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
再次，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捉摸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蔑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最后，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与之相反的是清代的曾国藩，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是：发现优秀人才，用人所长加以重点长期培养，因势利导，四处开花。
左宗棠这个人不懂礼貌，见谁损谁。也不知天高地厚，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小亮”，自作多情，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但曾国藩看中了左宗棠的才气，有意纳入接班人体系，使左宗棠有机会发展，在浙江、福建从平头百姓做到了闽浙总督。
李鸿章最初是曾府里的幕僚，可曾国藩发现了李鸿章所具有的超常洞察力，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曾国藩常常找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地发现、培养，李鸿章才有机会走到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
诸葛亮之败，败在定位。《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能够成为领导者的人，往往都是能人，是能人往往就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一试身手的念头，然而，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定位的人，都是把握梯子方向的人，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人。正如汉高祖所说，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但是遗憾的是，项羽至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项羽是公认的英雄，而刘邦则是公认的成功者。
因此，为领导者应该牢记：不需要做最强者，而要让最强者为自己工作，不要成为英雄，而要成为成功者。
北伐动机：内部管理失败的突破口
对诸葛亮多次的无功北伐，长久以来习惯的看法一直是诸葛亮为了先主的重托，明知不可为而为，是他为国为民的忠心表现。
但有一点很奇怪，诸葛亮是个性格谨慎的人，正因为如此的性格临战往往不能出奇制胜而无功，如此谨小慎微的人，为何会非常不谨慎地不断发动准备不足没有胜算的战争呢？还有，按理诸葛亮也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他在刘备在世时一直从事在后方筹备兵粮的工作，应该非常清楚策划一次进攻战和战役计划中后勤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诸葛亮后来指挥的多次北伐，却往往因为组织仓促，粮食不足而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而且往往仅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根本没有完整的战役目标和计划步骤，这一切奇怪矛盾的地方，发生在独掌大权，不断北伐的诸葛亮身上，不得不让人燃起想探讨他北伐动机的兴趣。
当然，谈到“动机”这个词，不管对古人还是现在的人，除了本人自我表述外，旁的人谈及其人动机，都只能是主观分析。现在法院有时也有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和得利结果来分析动机的。对诸葛亮的北伐，同样也可以用他的相关行动和得利结果，来分析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口号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我认为诸葛亮不断地北伐，不管口号叫得怎样，从结果和具体实施的过程看，他一次次北伐的最大动机是为了个人集权，只有处于北伐的战时状态，诸葛亮才有借口提调政治对手李严，并借机除去他；且只有在北伐的名义下，才能上那样的《出师表》对皇帝颐指气使，并安排自己的亲信向宠等人掌管宫廷。同时，北伐集权的过程，是诸葛亮享受特权，并牢牢抓住军队以维持自身地位的必要保证。
先大体回顾一下诸葛亮的北伐进程：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作了比较精心的准备，刘备托孤时并未让诸葛亮主管军事，但他通过第一次北伐的组织过程，巧妙地排挤了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第一次成为全权的军事统帅，北伐之于诸葛亮，确实是一个获得个人集权和名望的良好途径，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他确也有为国立功，“帝还故居”的一片公心，同时也存在让不知诸葛亮是谁的魏国人，见识一下自己的个人想法。
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大败后，为堵众人之口，诸葛亮自贬了职，只有再发动下一次战争，哪怕捞一点儿小功，才能恢复自己的官职和威信。于是一次次仓促的所谓北伐就这样不断开始了，只有在这种北伐的组织状态下，诸葛亮才能集军权、政权、人权、物权于一身，所以才会不管北伐的结果胜负，以及是否劳民伤财，一次次发动北伐，对统治者集权来讲，北伐的结果倒在其次了，因为是那样的出发点，诸葛亮的北伐往往不在意整个战略上的布局，不在于怎样或何时或是否能北伐成功，而仅在争取保证少冒险的前提下（不同意魏延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以便能在诸葛丞相的“功劳”簿上有点儿可记的东西。
诸葛亮北伐的表现，基本上是劳师劳民而无功，但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他能完全控制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纯用北伐的结果来孤立分析诸葛亮的行为和动机。北伐“事后”劳师无功的结果，虽可作为一方面，却不是问题的关键点。探讨诸葛亮北伐的动机，最关键的可以通过分析他在北伐进程中的行动，是不是都是北伐的军事部署所必须的，都是有利北伐还是和北伐无关，有利个人集权的情况来看问题。
下面就诸葛亮，“借机提调除去政治对手李严”“换上亲信卫戍宫廷”“对皇帝颐指气使”，“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这几点行为，看一下是否都是和北伐的真正目的很无关，同时却是对他个人集权大得其利的行动。
1．提调李严夺其兵权：难道诸葛亮的北伐，就一定必须调动“与孔明俱受寄讬”受遗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并夺去他的兵权，才有利于北伐的目的吗？
早在第一次发动北伐前，诸葛亮就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要他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当时的诸葛亮根本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的理由，因此最后只能暂时作罢。
后来，经过几次北伐的集权后，李严最后还是在威逼和儿子升官的利诱下，于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被夺兵权，成为诸葛亮属下的“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之府），不久就因罪被废为庶人。
试问，李严被调诸葛亮手下，真的对北伐的这个原始目的很重要吗？还是纯粹地借了北伐的名义，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对手呢？曾经看见有段时间讨论李严地位以及本人是非的问题很热烈，我认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李严本身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最后在诸葛亮手下犯错被抓，是诸葛亮违背先主遗愿，用威逼和利诱调动原“俱受寄话”“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做自己手下，并夺其兵权。后面的事，不是因为李严先犯了错被夺兵权，而是反之，诸葛亮借了北伐的借口先那样干的，所以后来李严的错误和本文无关，如果谁有本事证明调动李严，夺他兵权是北伐必须的，并产生了有利北伐和国家的结果，那样才能洗脱诸葛亮有借北伐除异己来集权的嫌疑。
2．树植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像《出师表》里说的那样好听，要贯彻先主的遗志，先主明明有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因为马氏兄弟是自己荆楚集团的亲信，“违众拔谡”，让他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人选。如果这件事还是和北伐有关而且诸葛亮当时不知道后果的话，那请问，借了北伐出师名义，要后主“宫中之事，事无大小”，对自己罗列名字的几个荆楚集团（没有一个东州和益州人士）亲信“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使后主完全丧失了一个君主应有的权利，这些和北伐的目的又有何干？是必须的军事行动吗？还是借了北伐的名义，在后主身边安置亲信的罗网呢？
有人会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地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唯才是举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不顾先主的遗言“违众拔谡”，只重用自己的亲信荆楚集团，首先是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很明显地存在着自己的私心。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3．对皇帝颐指气使：诸葛亮借了继承先主遗命北伐的借口，竟说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来，把自己所开之“府”等同于皇帝的宫廷，这是一个臣子应守的本分和礼仪吗？不管有无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诸葛亮在北伐的出师表里，动不动借先主“兴复汉室”的遗命，一副老子训儿子的样子，完全有违臣子之道。这样对君主的态度，是北伐的臣子要办好事所必须的吗？
还有，曹操说他平了天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称侯称个将军（不管真心假心，至少这么公开说了），而所谓“忠心”的诸葛丞相呢，还没打过什么胜仗呢，就公开宣称，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归旧都，“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九指加九锡），诸葛亮明着说出来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态度，实在有违一个臣子的本分之道，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号和借口下才能实施的。
有人会说，诸葛亮一向是被后人如朱熹、岳飞所推崇，已经成为了后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对君主的态度和语气没有问题，是封建时代一个臣子应该对皇帝的态度，我只能无言。我们应该看原始的史料，客观地分析，而不应该用一些后人出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来分析问题。诸葛亮出身低微，又位极人臣，是中国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完名的权臣，如果用对偶像推崇的态度来说事，那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关羽也伟大得丝毫说不得喽？所以我认为，还是客观冷静地看待《三国志》等史料的原始记载，不要用后人的一些说法和习惯思维做论据。
4．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如果诸葛亮首次大败是真心的忏悔和贬职，为何还“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件事姑且算诸葛亮自认除了他自己，他人均无能北伐，而为北伐才不放权的话（“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那么试问，在首次遭受失败后，不认真吸取失败教训，不注重战争后国家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需求，没有好的战前准备以及明确的作战计划，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地发动第二次北伐，这又不是乘胜追击，古往今来，实在是少见这样大败后急迫频繁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为捞取功劳、以堵众人之口尽快恢复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动机来解释如此行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解释这样匆忙地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动机吗？最后这次北伐因粮尽无功而返，说明准备不足，正是因为作战准备的时间仓促，动机不纯才造成如此劳民伤财的结果。
北伐还于旧都的口号和所谓气魄，是需要发动每一次战争时，详细的战略计划支持的，诸葛亮在这之前倒有很像样子的《隆中对》，可到自己真的带兵时（刘备在时除了一次进益州，诸葛亮基本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儿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后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地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见诸葛亮骚扰式北伐，是立国必须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军权是权力之本，诸葛亮虽已执行政大权，在北伐的过程中却可以全集刘备本没全授的军权，而有了完全的军权（剥夺李严等其他政治对手的独立带兵权）才能保证权力巅峰的稳固。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除了意图调李严，想集军权外，其他的确实还有为国立功之心，那后来多次没有明确战略谋划的“骚扰”式北伐，则大都是他为了集权和树立威信的意图捞功，不论国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与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绩工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他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因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通过上面对诸葛亮相关行为的分析，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为何会如此不顾国家实际的利弊和承受力，这么不谨慎地一次次发动战略目的不明确的战争，原因恐怕只有用他希望在战时状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权，并希冀获取和他地位相当的功名，这样完全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纯个人出发点，才能解释得通。虽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权中，他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但却始终没能安心。同时，他需要不断行使权力维护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说服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老干那些“劳师动众，伤民伤财”，对国家来说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释得通了，诸葛亮北伐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是他要那样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会问，诸葛亮在刘备刚死后，就已经开府治事，“事无巨细，先决于亮”，已经有了大权，他还有必要通过一次次的北伐来集权吗？
其实不然，诸葛亮掌权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时未必完全具备，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地掌握了刘备并未全授的军权，才有了对皇帝颐指气使的特权。而且行使权力本来就是一种享受，那些曾有权的有几个想得开愿意歇下来。而且军权是保持政权的根本，诸葛亮只有通过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军队，才能保持他权力巅峰的地位。
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绩工程”的普遍情况。作为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后来劳师动众，攻打新城，也是出于差不多的目的，正因如此，他才会炮制出《后出师表》（已有历史专家考证）来，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把战争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只是诸葛恪的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大败不算还搞不定内部的反对者，要是他也学学老叔，用向宠这样类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宫廷的孙氏警卫军，还有失败后需要假装自贬几级，这些方面，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学学，最后未必会身败名裂。这方面讲诸葛亮确实是伟大的政治家，无人能及。
同样，后来的姜维也有类似倾向，如果不搞个“九伐中原”，他的大将军的职权和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类似的，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为了所谓表面的“政绩”不顾实际的情况，甚至不顾伤害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事到我们现代社会还在发生，这是集权下的必然产物，不见前几年，一些地方搞的“数字工程”、“政绩工程”最后弄得财伤民怨，从深层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诸葛亮和姜维的衣钵了吗？
我们现在反思诸葛亮的行为和结果，分析他潜在的动机，可以让后世的人，更明确地认识到集权的危害，只有以诸葛亮、诸葛恪等人为戒，对决策者行为作好利弊评估，才能更好地减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数字工程，多一些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治国方略：现代管理的反面典型
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曾对刘备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卧龙正是诸葛孑L明，凤雏乃襄阳庞统也。而刘备得了他们两个人，却最终也未得天下，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孔明有关。孔明虽然绝世聪明，如他发明创造的木牛流马，时至科学高度发达的今日仍未有人能够真正仿制出来。但是，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只相信他自己一个人，不相信别人，事无大小巨细，凡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他为了事业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却不懂得养生之道，以至于才54岁正值中年就夭亡，而与他同年代的名医华陀则不然，他懂得健康是生命的第一要素，懂得生命在于运动，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得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华陀自创五禽术，由观察五种飞禽的运动方法来锻炼自己，以使身轻体健，精神爽快，所以，他能够活到99岁仍然耳目不衰，齿牙不坏。而诸葛亮身体那么虚弱了，还要硬撑着亲自挂帅六出祁山，结果吐血而亡，殒命五丈原。诸葛亮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失败，就是战术上也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他是被司马懿拖垮、累倒的，难道他会比司马懿命长吗？还有，孔明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对人才的培养、造就，蜀国位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为什么偏偏在诸葛亮的治下却不能人才辈出呢？甚至于会出现“蜀国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呢。
我查了一下，好像我国古代对诚信的言论当数孔子为多。《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本。”《礼记》曰：“不宝金玉，而忠信为宝。”还有“言必信，行必果”、“车无辕而不行，人无信而不立”。这些话都是孔子说的。不过，古人不讲诚信、讲诈术、骗术的人也大有人在，而诸葛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我国国人为什么不讲诚信的人那么多，恐怕在潜意识中都受诸葛亮的影响。诸葛亮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宰相不讲诚信，明明答应东吴，日后要把荆州归还东吴，可却三番五次拖延耍赖，还三气周瑜，致使盟军统帅一命呜呼，这才有后来关羽荆州失守、败走麦城的悲剧发生。在荆州失守之后，诸葛亮又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关羽的身上，而他作为最高统帅，按照今日“问责制”的说法，难道他不应该要负主要的责任吗？
现在，再来说一说CEO，有不少人提倡要用CEO的模式来治理国家，所谓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即首席执行官，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创新时的产物。虽然，CEO与总经理，形式上都是企业的“一把手”，而CEO既是行政一把手，又是股东权益代言人——在大多数情况下，CEO是作为董事会成员出现的，总经理则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CEO代表着企业，并对企业经营负责。由于国外没有类似的上级主管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牵制，CEO的权威比国内的总经理们更绝对，但他们绝不会像总经理那样过多介人公司的具体事务。在CEO作出总体决策后，具体执行权力就会下放。所以有人说，CEO就像我国50％的董事长加上50％的总经理。一般来讲，CEO的主要职责有三方面：1．对公司所有重大事务和人事任免进行决策，决策后，权力就下放给具体主管，CEO具体干预较少；2．营造一种促使员工愿意为公司服务的企业文化；3．把公司的整体形象推销出去。我想，用CEO的模式来管理国家，难道不会比用诸葛亮的模式来管理国家要强得多吗？
而CEO）提倡的是讲诚信。卡耐基说：“我的座右铭是：第一是诚实，第二是勤勉，第三是专心工作。”卡耐基还说：“与人订约，你等于已取得他人的信任，如果你不能守信，你就等于从对方那儿不告而取——倒不是偷取他荷包里的钱财，而是窃取他的时间，一种他失去后永不能复得的东西。”而像诸葛亮那样不讲诚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世界跨国公司纷纷把总部迁至中国大陆，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运营成本比较低，而现代跨国大公司靠的是用软件来进行系统化管理，所以，在中国一样可以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子公司。据《俄罗斯新闻》报道，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一天是这样工作的：他守在3台电脑前，监控着自己庞大的帝国。在他左边一台电脑显示的全是电子信息列表，中间一台显示的其中一条信息的全文，右边一台是浏览器窗口。这样，他就能很快将看过的某段内容输入浏览器的相应地址栏，而且信息文本一直展示在眼前。他每年都安排一次“思考周”，在这一周他不上班，专门研究公司员工寄给他的上百份文件。这些文件所提的问题一般是关于微软公司未来发展和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前景的问题。
我以为要实现国家管理的科学化，靠软件来进行系统化管理将是必由之路。首先，观念的改变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公司还是国家，成功的管理有五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计划、组织、引导、协调、控制。卡耐基说：“假如乐团中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正确无误地弹出自己部分的音符，整个乐曲还不一定会悦耳动听。这时，假如有一个指挥出来调和每一个音乐家的演出，则效果一定与先前大不相同。”而优秀的领导正是乐团的指挥。
当然，在诸葛亮的年代还没有什么电脑，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只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才极端重视他公司员工给他提出的各种建议，他每天通过电脑把全世界的智慧都吸收到他那聪慧的头脑里，这就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聪慧，他的事业更蒸蒸日上。而诸葛亮则不然，他想用他一个人的思想来取代全蜀国人的思想，总是给这个人一只锦囊，那个人一只锦囊，他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他的最终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创新型的国家，要走的应该是比尔·盖茨的道路，而不是诸葛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