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场上，每一次抉择就像一场豪赌，而对战国时代的秦国来说更是如此。秦国素来排外，虽然很多外来的能人为秦国崛起献计献策，但他们的下场无不是身败名裂。因而，对吕不韦来说，投资“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无疑是金钱、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的三重豪赌。
游说与利诱：风险投资的追加服务
发现异人“奇货可居”，对吕不韦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如果不让异人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他就得不到实际回报，顶多博得一个“伯乐”的美名而已。那么，要如何让异人成为自己的筹码呢？
显然，不能蛮干，否则吕不韦可能会变成另一个卞和——也就是和氏璧的发现者。虽然卞和知道自己发现的石头肯定是块宝玉，但是他自己不能证明，更不能把石头变成宝玉，所以只能被砍掉双脚。而吕不韦则不同，他有眼光，更有手段，他要做的，首先就是说服异人，让他成为自己的同盟，然后想办法扶植异人上位，成为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这样子，雕琢美玉的工作才算完成，而自己的风险投资才能获得回报。
吕不韦没有着急，他像往常一样前去拜访异人，和异人聊天。
一见面，吕不韦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异人以为吕不韦吃错了药，不由大笑，说：“你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异人一听，收敛了笑容，忙拉着吕不韦坐下，表示要与他深谈。
由此可见，异人也不是个平庸之人，从吕不韦的两句话中，他立即猜到了吕不韦的用意。
当然，落魄公子异人如果是个见解浅陋、面目猥琐、谈吐恶俗的平庸之辈，以吕不韦的眼光，也不会认定异人有投资价值。
吕不韦落座后，一板一眼地为异人分析起了秦国的政治局势。他说：“秦王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十分宠爱华阳夫人，对华阳夫人言听计从，立谁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华阳夫人应该掌握着决定权。但是，华阳夫人偏偏没生儿子。”
异人一面很认真地听着，一面猜测着吕不韦的用意。
吕不韦接着不慌不忙地说：“现在您的兄弟们有二十多个，比您大的有十来个，比您小的也有十来个。您在您的兄弟们之中又不怎么讨安国君喜欢，加上长期作为人质住在赵国，您在安国君的眼中就更没有分量了。”
异人听着，越听越觉得丧气。吕不韦说得不错，他的母亲夏姬不受他的父亲安国君的宠幸，他在他父亲那里自然也不怎么受宠。而且，他作为人质在外，与父母长年不能相见，父子间的感情自然更加淡漠。
况且，安国君儿子众多，异人既非长子，亦非幼子，真可谓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吕不韦紧接着来了一句：“一旦秦王去世，安国君即位，您的兄弟们必定日夜在安国君面前争做太子啊！您这个状况，还有机会吗？”
异人叹了口气，黯然道：“是啊，那有什么办法？”
吕不韦悠然一笑，说：“公子现在父亲不疼，兄弟不爱，亲戚疏远，宾客不至，是因为没有钱啊！如果公子有了钱，那就不同了。”
吕不韦不愧是个商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商人大多重利，认为金钱可以办成任何事情。
异人一想，吕不韦的话也有道理。如果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可以摆脱在赵国的贫困处境，而且，对内，可以经常送礼物给秦国的亲戚朋友；在外，可以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养上数千食客，闲来有人陪同他谈天说地，出门办事则扈从如云，那该是何等威风气派！
可惜没有金钱！
吕不韦察言观色，见异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立即作出一副义薄云天、大公无私的姿态，说：“公子莫愁。不韦虽不富裕，愿拿出千金资产为您到秦国去游说，劝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公子为王位继承人。”
异人听罢，急忙叩头拜谢道：“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意思是：如果吕不韦的计划能够实现，秦国就是他们两人的，异人愿意与吕不韦共享秦国的一切。
华阳夫人容华绝代，所以，太子柱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虽然她没能为太子柱生出儿子来，但并不妨碍太子柱对她的宠爱。
这一天，华阳夫人的姐姐来了，姐妹俩在一起唠起了家常。
华阳夫人的姐姐来看妹妹，带没带吕不韦托她转交的厚礼，史无记载。不过，吕不韦教她如何游说华阳夫人的话，她倒是全说了。
她如是说：“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逋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逋，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逋，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年老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太子宠爱你，你却没有儿子，将来年纪大了怎么办？不趁这时早一点儿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太子在世时，你受到尊重；将来太子死后，你立的儿子继位为王，你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等到年老色衰，宠爱失去后，你那时即使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异人贤能，而他自己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所以他想主动依附你。你若真能在此时帮助他成为王位接班人，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尊宠的。”
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
女人最怕年老色衰。所以，吕不韦教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说的话，可谓批亢捣虚，一下子便点出了华阳夫人心底的隐忧，不愁华阳夫人不对“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一语产生共鸣。
可见，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也是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以商人的经验，抓住人人都有私心这一点，设身处地地为华阳夫人的将来考虑，几句话便为异人打通了关节，真可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
太子柱此时大约也年届知命之年了，华阳夫人应该还不足三十岁。正当盛年的华阳夫人一直没生出儿子来，而太子柱却越来越老了，让华阳夫人生儿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太子柱会先华阳夫人而死，那么，连个儿子都没有的华阳夫人能依靠谁呢？这是华阳夫人不得不现在就得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要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考虑，否则，就难以获得成功。
一日，趁太子柱闲来无事，华阳夫人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提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公子异人。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能，也很贤明，从赵国来的人都称赞他。
见太子柱无动于衷，华阳夫人便使出了女人的常用武器——哭。她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说：“我有幸能充后宫，但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异人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
一见心爱的人伤心落泪，男人的心立刻软了。太子柱不假思索地答应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止住眼泪，觉得太子柱虽然答应了，但口说无凭，要求太子柱立字为据。太子柱无奈，就和华阳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的目的达到，忙通知了她的姐姐。她的姐姐又通知了吕不韦，并引吕不韦来见太子柱和华阳夫人。
得知异人在赵国生活困难，太子柱和华阳夫人便让吕不韦带了好多礼物送给异人，而且请吕不韦当异人的老师。
看来太子柱和华阳夫人对异人的这个富商朋友很有好感。
吕不韦秦国之行收获颇丰，不仅圆满地实现了他的初步计划，而且还带回了太子柱赐给异人的大量财物——短短时间内，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便产生了效益。
有了太子柱的支持，并且成了太子柱的接班人，异人无论在秦国还是在赵国的地位，都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再加上吕不韦源源不断地后续投资，异人财大气粗，开始交结四方豪俊，收揽宾客，名气越来越大。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一下子便抓住了华阳夫人的弱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一个打动别人的诀窍，即：投其所好。
华阳夫人的弱点在于她没生儿子，年老色衰之后，难免陷入尴尬无助之境地。
吕不韦劝华阳夫人未雨绸缪，留好后路，这也应该是他多年经商的宝贵经验。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上更是波谲云诡。精明的生意人，在决策之前，都必须思前想后，周密计划，并且为自己留好后路，以策万全。
所以，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为自己留条后路，与华阳夫人一拍即合。
无论经商还是做别的事情，为自己留好后路，以便将来能全身而退，是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多多少少要考虑的事。不留退路，一意孤行，这不是一个精明商人要遵循的原则。
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很注意为自己预留后路。
太平天国覆灭前夕，胡雪岩开的钱庄开始大量吸收太平天国逃亡兵将的私人存款。他的合作伙伴张胖子不敢这样做，因为私自吸收“逆贼”的钱款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一旦将来太平天国败亡，清廷肯定要追缴太平军将领们的“逆产”，万一查到胡雪岩开的钱庄那里，那就有“助逆”的嫌疑。
但是，吸纳太平军逃亡官兵的款项，对胡雪岩的诱惑太大了。因为接收这些钱财，将使钱庄财源茂盛，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买官的各地候补官员放贷，收取稳定的利息。更诱人的是，对这些太平军兵将的存款不必支付利息。而且，如果有些在钱庄存款的太平军官兵死于战乱或被清军捕杀，那么，他们的存款便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提取，便成了胡雪岩的存款了。这是多么合算的事情！
随着太平军的节节失利，太平军逃亡兵将不绝于途。他们于乱世之中，不敢随身携带大量金钱，必须找可靠的钱庄存下，等局势稳定之后再来提取以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到胡雪岩那里存款，根本不求什么利息。
马克思曾说：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有人甘冒绞首的风险。在胡雪岩看来，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不能不做。虽然要冒被清政府追究“助逆”罪名的危险，但只要为自己留好退路，就值得冒险。
于是，胡雪岩让太平军官兵存款时使用化名，不用其真名。这样，将来朝廷追查时，钱庄可以说，他们不知道来存款的人是“逆贼”。既然不知道，钱庄就没有责任，大不了将“逆产”上缴。
胡雪岩还重金收买当地的清廷官员，同他们联络感情。一旦将来出了事，还能请官员们为之出面说情。
留好了退路，胡雪岩便大量吸纳太平军逃亡兵将的存款，使自己钱庄的实力大增。
可见，做生意时时处处存在着风险。但只要未雨绸缪，就可以将风险度化到最小。
联系到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以及他给华阳夫人上的风险课，可知精明的商人既敢于冒险，也善于规避风险。
在吕不韦的影响下，华阳夫人提高了风险意识，开始笼络异人，送给异人财物，立之为太子柱的接班人。她做的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对异人的亲情，只是为了给自己晚年的荣华富贵留条后路。
需要说明的是，可能由于年代久远，传说不一，关于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一事，《史记》与《战国策》所记有所不同。
《史记》说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说服了华阳夫人，但《战国策》认为吕不韦是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去做的工作。原文不长，兹引如下：
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吕不韦）故往说之曰：“子侯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关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侯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上述记载中，说明太子柱有意立子侯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无疑加大了吕不韦实现其投资计划的风险。
吕不韦对异人说：“你的异母兄弟子侯有继承王位的条件，在朝中又有他母亲的帮助。而公子您在朝廷中既没有母亲相助，在国外又寄身于吉凶莫测的赵国。一旦秦、赵背约，您会丧生无疑。如果您能听从我的主意，要求返回本国，就可以掌握秦国的大权。我为您去秦国活动一下，秦国必然会派人来迎接您。”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吕不韦到秦国后，走的并不是女人路线，他首先游说的是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
吕不韦一见阳泉君，便危言耸听：“您将遭到杀身之祸，知道吗？”
阳泉君吓了一跳，赶紧洗耳恭听。
吕不韦接着说：“您手下的人都身居高官显位，太子手下却无显贵的人；您的府库收藏有珍珠宝玉，马房里蓄满千里马，后庭尽是佳丽美女。秦王年事已高，一旦百年之后，太子执政，您的处境就会危如累卵，命在旦夕。现在有一计策，可以使您永保富贵，安如泰山，避免危亡之患。”
阳泉君听罢，慌忙离开座位，向吕不韦恭恭敬敬地说：“愿听听您的高见。”
吕不韦说：“秦王年迈，华阳夫人无子，子侯有继承君位的条件，又有大臣士仓辅佐他。秦王一旦驾崩，子侯做了国君，士仓执政，那么，王后的门庭必然冷落得长满蓬蒿野草。公子异人既贤且能，作为人质被遗弃在赵国，在朝中，他的母亲又帮不了他，他引颈西望想回秦国。华阳夫人如果能请求安国君立他为太子，那么，公子异人虽然不在国内，但很快将会成为一国之君；华阳夫人本来没有儿子，立公子异人为后，就相当于有儿子了。”
一席话说得阳泉君连连点头。为了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也为了他姐姐日后的地位，他急忙进宫去见华阳夫人，说服华阳夫人召异人回国。接下来的一切，便都在吕不韦的意料之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战国策》的记载有些混乱。前面说阳泉君是“秦王后弟”，即秦昭襄王王后的弟弟，因为那时安国君尚未即位，秦王应指秦昭襄王。而后面又暗示阳泉君是华阳夫人的弟弟，前后矛盾。看来还是司马迁所记更接近史实。
商鞅：吕不韦的反面教材
吕不韦到秦国游说华阳夫人，为异人取得了继承权，看似全靠他出手阔绰、巧舌如簧。其实不然。吕不韦深知，秦国这个崛起于西部的大国，非常保守，对外来的人向来缺乏信任。而外来者却懵然不知，一边为秦国的壮大费尽心思，一边因为得罪了秦国的保守派而性命不保。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帮助秦孝公进行变法的商鞅。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的当权者格格不入。郁郁不得志之际，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便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他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与秦孝公谈论治国之道。他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秦孝公非常动心，决定任用他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要先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君主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借此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
就在上朝时，商鞅和秦国的保守派大臣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而商鞅在这场论战中一枝独秀，凭着他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智慧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够为国民造福的圣人，是不会因循旧礼的。”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他马上表示：“说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龙见孝公明确支持商鞅，十分着急，上前进谏说：“商鞅说得不对。那些圣人，不必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些执政者，想要教化民众，一定就要针对民众的特点，不必过分费自己的精神，也不必过分使民众劳累，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循规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纲纪去治理国家，才能让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让民众安定而不受惊扰。”
秦孝公并非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君主，他听到甘龙的话，有些心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
“甘龙所说的道理，不过是世俗中平庸的见解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服从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则往往被他们所听到的和所学到的东西所蒙蔽，渐渐这些他们所学的和所听到的东西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员，但是不可以和他们讨论旧有的法纪之外的东西，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头脑僵化，不思进取。请大王想一想，当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但是他们的礼仪制度却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法纪而成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纪，而愚钝者只能被法纪所约束；贤者可以改变礼仪移风易俗，而不肖者却只能拘于既有的礼仪风俗。请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国都是些畏缩不前、因循守旧的庸人，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穆公时的霸业，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业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挚说：“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请大王好好想想这句话，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师法古代作为执政的标准是没有过错的，遵循旧礼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杜挚的话虽然没什么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却不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标，那不是空忙一场吗？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进奏道：
“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与古人的礼法相反，并不是错误的，而遵循旧有礼法的行为也不值得赞扬。”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倾向于商鞅，而且见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现，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之辩驳了。其中一些顽固派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暂时不表态，准备日后再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来说服秦孝公。
孝公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定变法的方案。
这次朝堂上的议论，虽然以商鞅驳倒群臣而告终，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这次争论而将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保守派虽然屈服于秦孝公，但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却因此而隐藏下来。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而且编为基层的军事单位；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而私下斗殴则从重处罚；勤于耕田织布的，国家进行奖励，从事私人工商业的，要捉拿为国家做苦役；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级秩序，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的标准。
这些变法内容，其中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标准的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还有失去这个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执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们想知道商鞅要如何处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进言说：
“我制定的新法不能顺利实行，关键在于上面的人不遵从。现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惩处，以后大王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万难实现了。可是太子是您的亲生儿子，也是秦国未来的君主，是不能加以重责的，所以，我们最好用权宜之计。”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说，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对他进行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的惩罚，于是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让他们替太子受刑。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惕厉，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子受到这样的处罚，也是心中有气。
这消息传遍了全国之后，国人无不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经过几次战争，占领了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并将首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势力已经指向中原，时时都有向东进兵、进攻六国的可能。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导致他们联合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终于，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他死之后，因为他的法令确实对秦国的强盛有巨大的作用，所以法令得以保留下来，被历代秦国君主所沿用。
商鞅的个人悲剧，是和他推行法令不计后果有关的。秦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也有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他明知他们是阻碍革新的有害力量，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处理，先是在朝堂之上凭着自己的口才压服他们，并依靠君主的意志强制推行了新法，而后又只是一味压制他们、打击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改造成对秦国有利的新阶层。而且，他依靠的也只是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和当时的君主秦孝公，等到孝公去世，他失去了靠山，他制定的法令也无法保护他，最终使他被五马分尸。不过，这些贵族只是对他个人怀有仇恨，他们也知道商鞅的法令有益于秦国，在秦国国力强大之后他们的利益也会随之恢复，甚至获益更大。他们认为这些法令还是可以继续实行的，只不过由商鞅这个偏狭的人推行，所以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之故，保守派贵族在杀了他之后，他制定的法令并没有被随之废除。
有了商鞅这个前车之鉴，吕不韦就打定算盘，自己对异人的政治投资，不能建立在得罪秦国贵族的基础上，而是相反，要联合他们、讨好他们、为他们着想，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一幕，吕不韦尽心竭力地为华阳夫人着想，最终推出异人这个解决华阳夫人心头大患的救命稻草。
吕不韦的成功，正是以商鞅的失败为镜子，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一点来看，吕不韦的智慧高过商鞅，而商鞅的惨剧也警醒了吕不韦。
张仪：吕不韦的“精神教父”
如果吕不韦只是从商鞅那里吸取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借鉴，那么他根本不能顺利地说服华阳夫人，把异人作为秦国将来的继承人。所以，吕不韦的成功，还得益于另一位秦国的“外来户”，他就是张仪。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用智谋、战略让秦国蒸蒸日上的，基本都是东方各国的移民。当然，这些移民最终都被秦国当权者猜忌、仇恨而不得善终，但他们的精神财富则给了秦国无穷的力量。
吕不韦所借鉴的，就是张仪的“连横”战术。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遂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
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
到战围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有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
张仪，魏国人，其生年不明。秦惠文王即位以后，继续坚持孝公时代“任人唯贤”的方针，许多外国的“士”纷纷投向秦国。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直接参与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这时公孙衍担任秦国的大良造。公元前328年，张仪与公子华带兵攻打魏国，一举拿下魏国的蒲阳城。张仪乘机推自己的连横政策出笼，建议秦王把蒲阳归还魏国，并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做人质，而他将利用护送公子繇入魏的机会与魏王接近，游说魏王投靠秦国。
人魏后，张仪对魏王说：“秦国对待魏国可是真心实意的好啊！得到城邑不要不说，反而又送人质来到魏国，魏国怎么说也不应对秦国失去礼节呀，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一下吧？”
“怎样来报答呢？”魏王问道，“秦国只喜欢土地，魏国如果能送一些地方给秦国，秦国一定会把魏国视为兄弟之国。如果秦魏结成联盟，合兵讨伐其他诸侯国，魏国将来从别的国家取得的土地肯定会比送给秦国的土地多很多倍。”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心，于是把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从此秦魏和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至此，黄河以西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张仪回到秦国，立即被秦王提拔为相，代替了公孙衍的大良造职位。公孙衍因得不到重用遂离秦奔魏。公元前326年，惠文王任命张仪为将，率兵攻取魏国的陕，并将魏人赶走，同时在上郡筑关塞。这一事件引起魏国的极大惶恐，于是在当年和下一年接连两次与齐威王相会，企图依靠齐国对抗秦国。
由于张仪从中挑拨离间，又极力为秦国拉拢齐国和楚国，齐国不仅不帮助魏国，反而与楚国共同打击魏国。由秦归魏的公孙衍趁机发动“五国相王”，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尊重，同时称王，结成联盟，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楚国却迎头给魏国浇了一头冷水，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发兵攻魏，在襄陵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由于齐、楚的破坏。五国相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齐、楚二国。张仪代表秦围却又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手段：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人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张仪于公元前322年辞掉秦国相位，前往魏国。魏王因其大名，立即用他为相。张仪当上魏相国以后，便寻机为秦围拉拢魏王。他对魏王说：“魏国土地纵横不到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各国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攻，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从新郑到大梁只有两百余里，战车驰骋，士兵奔走，不费多大力气就到。魏国南边跟楚国接境，西边跟韩国接境，北边跟赵国接境，东边跟齐国接境，士兵驻守四面，守卫边防堡垒的不少于十万人。魏国的地势，原本就是战场。如果魏国向南亲附楚国而不亲附齐国，那么齐国就会来攻打它的东面；向东亲附齐国而不亲附赵国，那么赵国就会来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韩国合作，那么韩国就会来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国亲近，那么楚国就会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
“大王如果归附秦国，秦国出兵攻打黄河以南，占据卷地、衍地、燕地、酸枣，胁迫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不能向南支援魏国，魏国也不能向北联系赵国。魏国不能向北联系赵国，合纵联盟的通路就断了，合纵联盟的通路一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要不危险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国说服韩国攻打魏国，韩国害怕秦国，秦、韩两国一致对付魏国，魏国的灭亡就快了。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问题。
“我替大王着想，不如归顺秦国。归顺了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乱动；没有楚国、韩国的威胁，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了。秦国所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魏国。楚国虽有富足强大的名声，但实际空虚；它的士兵虽多，但是容易败逃溃散，不能坚持战斗。如果全部出动魏国的军队，向南攻打楚国，胜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国而加强魏国，亏损楚国而满足秦国，转嫁灾祸，安定国家，这是大好事。大王如果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国将派精兵向东进攻，那时即使想归顺秦国，也不可能了。”
魏王思量再三，最后同意了张仪的观点。不久，魏王派太子入秦朝见，向秦表示归顺。张仪在魏国担任了四年相国，于公元前318年又回到秦国，秦惠文王仍然用他为相。公元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带兵入蜀，灭蜀为郡，接着又攻灭苴国和巴国。
修鱼之战后，齐国出兵打败了赵和魏，并与楚国结成联盟。齐是东方的强国，楚则虎踞南方。因此，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为秦向东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一着。公元前313年；张仪再次辞掉秦国相位，向南去拜见楚王。到楚之后，他首先派人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利用其取得怀王信任，然后着手离间齐楚关系。他对怀王说：“我们秦王所敬重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大王您，即使我张仪愿意为臣下的也首推大王您；我们秦王所憎恶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齐王，就是我张仪也最憎恨齐王。齐国虽然和秦国曾经是婚姻之国，然而齐国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我们秦国想讨伐齐国，所以我们秦王就不能侍奉大王了，我张仪也没法做大王您的臣子。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断绝关系，臣下将请求秦王把商於六百里地方献给楚国。这样，齐国就一定会被削弱，齐国被削弱了，大王就可以使役齐国。这是向北削弱齐国、向西施德于秦而自己占有商於之地一计三利可得的事情啊。”楚王十分高兴地应允了他。大臣们都向楚王庆贺，楚国上下皆大欢喜。
张仪虽然说动楚怀王，但楚国不乏有识之士。原来在秦国用事的陈轸，张仪为相后来到楚国，对张仪的意图非常清楚。他劝怀王不要听张仪之言，以防被欺而又和齐国断绝关系。但楚怀王早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利欲熏心，根本听不进陈轸的意见，而且把楚国相印交给张仪，接着一面派人去齐宣布断交，一面派人跟随张仪去接收土地。
回秦后，张仪称病三月不上朝，楚怀王得不到土地，以为秦嫌楚与齐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因此特派勇士前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一面与楚彻底断交，一面派人人秦与秦王商议共同伐楚。目的达到，张仪出见楚国使者，告诉他“从某至某，广袤六里”送给楚王。楚使回报怀王。怀王暴跳如雷，大骂张仪是出尔反尔的小人，气冲冲地要兴兵伐秦。陈轸此时又建议怀王联秦抗齐，怀王盛怒之下，一心只想报复张仪，又一次拒绝了陈轸的正确意见，派大将军屈匄与裨将军逢侯丑等率兵进攻秦国。
公元前312年，楚国与秦齐大战于丹阳，结果楚军大败，屈匄、逢侯丑和受封有爵位的将领共七十余人被俘，八万楚军被消灭，汉中郡也被秦夺走。战败消息传来，楚怀王简直气得发昏。在狂热的复仇情绪的支配下，他调动楚国全部军队进攻秦国。由于孤军深入，楚继败于蓝田。这次韩魏两国也乘机向南进攻楚国，一直打到邓邑。楚腹背受敌，急忙撤军，只好割了两个城邑向秦国求和。
秦国大败楚国之后，与其能够抗衡的国家就只剩下了齐国。公元前311年秦国派人与楚国谈判：愿分汉中之半与楚，以同楚结盟。然而，怀王对张仪耿耿于怀，宁可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以泄忿。张仪闻讯，欣然赴楚。张仪一到楚国，就被怀王囚禁起来，准备杀掉张仪。但张仪使用种种手段，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受夫人蛊惑，又害怕得罪秦国，加上仍贪图土地，权衡再三，最后下令把张仪释放，并且还客客气气地招待他。
张仪又趁机游说怀王：“当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个大国交战，当势不两立。大王如果不亲附秦国，秦国将出兵占领宜阳，韩国的上地就会被割断。秦国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一定会投降，魏国就会闻风而动。秦国攻打楚国的西面，韩魏攻打楚国的北面，国家怎么会不危险？……秦国现在据有巴蜀，大战船顺江而下，一日能行三百余里，用不了十天就可以到达扞关，扦关受到威胁，楚国的东部地区就很难保住，西部地区的黔中、巫郡就不再属于楚国了。秦军如果出武关，楚国北部地区也会断送。楚国遭到秦国的进攻只在三个月以内，而楚国要想得到诸侯的援救却至少得半年，所以，楚国不与秦国亲善是不行的。再说，坐等弱国的援救而忽视秦国的威胁，这正是下臣为大王所担心的事情。
“秦国出兵攻打卫阳晋，一定会堵塞天下的胸膛。大王出动全部军队去进攻宋国，不要几个月宋国就可以拿下来，拿下了宋国，然后一直向东，那么泗水边的众多小国就全归大王所有了。
“现在秦国和楚国接境连界，本来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意见。我将让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献秦国女子做大王的姬妾，进献居民万户的都邑作为汤沐邑，长久作为兄弟邻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一席话说得楚怀王连连点头称是，马上同意与秦和好，并送走了张仪。不久屈平出使归来，问及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时，怀王又后悔了，派人去追却为时已晚。
张仪离开楚国，接着就前往韩国，游说韩王道：“韩国土地不到九百里，储粮不够吃两年，大王的士兵全部动员也不足三十万。秦国有武装士兵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勇猛的士兵飞奔前进，不戴头盔，拿起武器，愤怒冲人敌阵的，不可胜数。山东各国的士兵披着铁甲，戴着头盔去参加决战，秦国人丢下甲衣，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捉住俘虏。秦国的士兵跟山东各国士兵相比，正像大力士孟贲跟胆小鬼一样；用巨大的威力压下去，正像大力士乌获对婴儿一样。在战斗中，让孟贲、乌获式的勇士去攻打不服从的弱国，无异于把千钧的重量压在鸟蛋上，一定没有幸存的了。
“大王如果不归顺秦国，秦国将出兵占据宜阳，隔断韩国的上地，东进夺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都将不属大王所有了。秦军阻塞成皋，隔断上地，大王的国土就被分割了。先归顺秦国就安全，不归顺秦国就危险。
“所以我替大王策划，韩国应该帮助秦国。秦国所希望的莫过于削弱楚国，而能够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韩国。这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而是它的地势是这样。如果大王向西归顺秦国，攻打楚国，秦王一定高兴。攻打楚国，利用它的土地，转嫁祸害而使秦国高兴，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韩王听信了张仪的计策，表示与秦通好。张仪这才回到了秦国，向秦惠文王禀报了情况，秦惠文王念其功劳卓著，遂封其为“武信君”，并赐封给他五座城邑。其后不久，秦惠文王死亡，其子荡继位，称武王。武王自幼讨厌张仪，群臣忌妒张仪的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也害怕大祸迟早降临，因而用计辞掉相位，奔魏。
公元前310年，张仪病死。至此，一代纵横家张仪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从张仪的一生来看，他所奉行的“投靠强者，孤立弱者，吃掉落单者”的战略构想十分高明，但可惜的是，张仪只把这一思路运用在外交方面，而没有用它来谋划自己的处境。如果张仪能够用连横的思想来摆平他和秦国当权者的关系，那么他也许会享尽荣华富贵，颐养天年。
张仪所没有做到的，吕不韦做到了。与借鉴商鞅一样，吕不韦也借鉴了张仪的人生经验。他不但从张仪的连横战略中悟出了团结强者（太子柱和华阳夫人）的成功要诀，更从张仪的人生失败中悟出了将外交战略运用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道理。
作为秦国众多的外来户之一，吕不韦通过一次豪赌，奠定了他日后在秦国的政治地位。而他从前辈外来户的失败中吸取的经验，则让他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逐渐走向了他人生的顶峰。
吕不韦通过活动，替异人谋得了一个“期货”，那就是日后的秦国继承权。那么，为什么吕不韦这样一个大商人，会赔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努力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