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大案例，其实就是现今人们口中常说的“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智慧”或“历史的规则”之类，是一种将历史作为文化资源的案例分析。成为文化资源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媒介物，它作为一种符号，在人们相互的交流中被使用，被提起，从而承载了社会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人生观。考察文化资源与历史本身的差异，和这种差异逐渐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就能看出某一时代社会观念的特征。
所谓“大案例”，其实就如同“大电影”，亦庄亦谐，但都可令饕餮者大快朵颐。历史的大案例，其实就是现今人们口中常说的“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智慧”或“历史的规则”之类，是一种将历史作为文化资源的案例分析。
历史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资源？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过去时，是过去的人在过去的时间里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如果说世上有什么是人类不需要特别训练就能理解的，那就是历史。
认识历史，就是“认识你自己”，这比通过方程式来认识自然、通过实验来认识科学、通过模块来理解经济行为或通过抽样调查来理解社会取向要容易得多，也有意义得多。
那么，如何将历史转化为文化资源？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历史当成“大案例”。将历史作为大案例，人们可以出于各种不同的需要，对大案例进行各方面各种角度的解读。“以史为鉴”也好，“历史审美”也罢，哪怕是“以讹传讹”，都推动了历史典故在大众文化领域的传播。而当一种历史知识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它就如同九九乘法表、物种进化论一样，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资源了。
成为文化资源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媒介物，它作为一种符号，在人们相互的交流中被使用，被提起，从而承载了社会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银一样，成为它们自身价值之外的某些价值与意义的载体。
考察文化资源与历史本身的差异，和这种差异逐渐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就能看出某一时代社会观念的特征。
换言之，文化资源是一个时代社会观念的横断面与寒暑表，了解了文化资源的内涵，就了解了“时代精神”。
能够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大案例，在中国，恐怕只有“三国”。
“三国”何以成为大案例
近几年，“三国”重新成为公众传媒中的热点。无论是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火暴一时的《品三国》，还是某著名导演宣布“重拍《三国演义》”的消息；从令舆论哗然的《见龙卸甲》，到分成上下集演绎的《赤壁》，无不告诉我们，被国人放在心头、不时惦记的历史，莫过于“三国”。
“三国”是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过去了就不能再重来，也不能再更改，只能被记录、被研究、被演绎、被搬上舞台。正因为无法重来一次的缺憾，和其间比戏剧还要精彩的情节，才让它具有独特的魅力。
历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试错，一个是存疑。
三国的历史，试出了很多错、存留了很多疑。正因为有错，所以人们会想：究竟错在哪里？如何才能不出错？正因为有那么多的想法，人们才会假设：这些思路如果变成了现实，历史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
当思考的过程从简单的感性判断转变成为道理上的探讨和艺术的表现时，三国的历史就不再是三国本身，而成为一种可资借鉴、可供思考的案例了。
可是，为什么人们思考现代的问题，不能直接从现代出发，而是要思考三国反观今日呢？
三国历史的“现代性”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者。这首词里充满了心灰意懒的情绪，和不屑于钩心斗角的孤傲。
在范仲淹看来，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虽然人人称道，但忙了一辈子，就只不过争得一个破碎的江山一角，谁也没有能统一中国，这对英雄人物来说，不但不值得夸耀，反而是一种耻辱。范仲淹认为，刘备、孙权、曹操“用尽机关，徒劳心力”，但是没有再造一统，就相当于做了一场无用功，还不如像刘伶那样一醉方休来得痛快。
范仲淹这番话说得半真半假。半真，在于他所叙述的三位霸主征战一生却只换得破碎山河的三分之一这一现象基本属实；半假，在于他借着评价三国历史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北宋政治时局的情绪。
有趣的是，为什么范仲淹会借着评价三国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为什么他不去评价汉朝、唐朝乃至夏、商、周的历史来暗藏深意呢？很明显，当时的北宋，正在和西夏、契丹“三分天下”，而且北宋在军事上屡屡受挫，此情此景，只能让人想到大一统后分崩离析的战国、三国、南北朝，而不会想到大破匈奴的汉朝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朝。
无独有偶，唐朝的才子杜牧也有一首以三国排遣自己内心情绪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当年周瑜正是靠着火烧赤壁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也是靠着火烧赤壁一跃成为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大将之一。杜牧偏要唱反调，怀疑如果没有东南风，火烧赤壁还会不会出现，周瑜还会不会成名。
周瑜的成名已经是历史的定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杜牧“多此一问”，感叹偶然因素对个人成名的影响，实际上，杜牧自己，在年少时就有才子之名，可是因为被卷进了唐代最大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一生都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不正是一个空有韬略，但没有遇到东风的周瑜吗？可见，杜牧也不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读三国，为谁担忧
有一句老话，叫做“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说的是忘记现在而一心扎进故纸堆的天真与可笑。可是，谁能够真正放弃所有的现代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古人的世界中呢？
我们对古人、对历史的看法，都是以现在作为基准线和原点，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往往是自己平素最关心的问题。
当我们想到古人的时候，总是要在心里衡量一下这古人的成败功过如何，而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古人的尺度我们不见得知道，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想知道，反而，我们会选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办法，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评价标准去评判古人，然后确定谁是英雄谁是孬种，谁是汉奸谁是忠良。
因为这样，我们在凭吊古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很多求全责备的情况，正如《三国演义》里面所说的，“后人凭吊空牢骚”。
是不是我们平素生活过于清闲，所以要把古人拉出来审判一番，指摘出若干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每当我们最是忙碌、最是感觉工作进入瓶颈状态之时，越是想要看看古人在面对同样情况的时候是如何应对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寻找古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从政用人的政策、治国安邦的方略，才会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古人。
我们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以历史作为经验来学习，本身不奇怪，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要埋头在三国这段历史之中？难道三国的历史中，蕴藏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所有智慧？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三国？
事实上，无论是一段历史，还是一个人物，之所以能够让无数人关注并且欣赏，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生丽质”，一个是“包装到位”，这两个原因缺一不可，否则，“天生丽质”可能永远“养在深闺人未识”，或者是虚假的包装和宣传弄巧成拙、“东施效颦”了。
由此观之，三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必读的历史，就因为三国时代国家处于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分裂走向霸权、再由霸权走向统一的螺旋变化过程，以及对这段历史进行过精彩描写和宣传的《三国演义》的作用。
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若干次，但是每次基本都要维持几百年的时间，只有三国时代，把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之间的转变，浓缩到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而且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面，能人辈出，各种精妙的策略也层出不穷，各方英雄棋逢对手，展开了势均力敌的较量，我们平日想要看到的东西，都在三国历史里面浓缩了。仁者从中得到智慧，学者从中品味人性，政客从中读出权谋，商人从中学会经营，老人从中感悟兴衰，青年从中感受英雄。
而《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的大众化，更是功不可没。书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展现了作者对乱世的看法和对英雄、枭雄、奸雄的不同态度，并且用浓墨重彩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还把三国时期的大小战役描绘得栩栩如生。
从了解历史的真相而言，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的嫌疑，但是从对三国历史的宣传上来看，《三国演义》恰恰抓住了中国百姓的心理，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喜爱对什么憎恶。
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可能性的三国历史”，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三国历史进行重新编排，经过筛选之后制造出来的历史。用今天的话来讲，《三国演义》可以称为“戏说三国”或者“三国王朝”、“三国秘史”，但是在那个时代，《三国演义》就是给中国人圆一个梦。
什么梦？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去进行政治实践的梦。
为什么偏偏是三国
为什么要把三国当做一种实践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梦呢？为什么不选择唐代那个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为什么不选择号称士大夫生存状态最为优裕的北宋？
“为什么偏偏是三国”，知道了这一点，就会知道为什么历朝历代会有那么多的人以三国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突破口了。
应该说，当三国成为万人谈论并且每每以三国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教科书时，三国就不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资源了。而人们之所以要拿三国来说事，因为三国是可以拿来说事的资源。
资源是什么？资源就是人类可以利用的东西。看看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水资源、大气资源、土壤资源、旅游资源、人力资源……哪个不是人类要用来为自己造福的？好像人们不会说“废品资源”这样的词，因为那不是人类可利用的幸福源泉，仅此而已。
那么，三国作为一种资源，对人们到底有什么用？可以为人们造什么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人们为什么非要把三国当成资源的根本原因。
通行本《三国演义》的最前面有一首词，已经脍炙人口，正好可以用来回答“三国有什么用”的问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时代“是非成败转头空”，而导致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正是被“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浪花淘尽的“英雄人物”。且不管这么说对不对，古人就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觉得，没有那些英雄人物的活动，就不会有风云变幻的三国历史，就不会有那将近一百年中的是非成败。
要探究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兴衰成败，为什么会有功过得失，可能我们一时还看不清现在的局势，但是我们有三国啊，可以看看三国时代的情况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人使用了什么策略获得了成功，什么人采取了什么方法导致了失败。
历代想要从三国历史中寻求出人生发展道路和事业前途的人，也确实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资源。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抗清义士、大学者顾炎武。
顾炎武说过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句话是在谈论什么问题的时候说出来的。
事实上，这句话是顾炎武在评论三国历史的时候说的，这段评论正收录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面。他评论的，是三国的曹魏时期“正始之音”的情况。
顾炎武生活在明末，他亲眼目睹了明末士大夫们谈王阳明“心学”的情状，而且还看到了东林党士大夫们虽然刚正不阿但是缺乏治国才能的现实，正是这样的情况，才让明朝最终在党争和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顾炎武想知道明朝的灭亡和曹魏的灭亡是不是有什么相同之处——两个都是由军事家开辟的朝代，而且都推行鼓励自耕农的政策，自然会有一些相似了。
顾炎武在读到曹魏的“正始之音”时，发现曹魏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所篡权，并不仅仅因为曹爽本人的无能或者魏明帝曹壑托孤没有找到合适的顾命大臣。真正的问题出在风气上，特别是士林的风气上。当时朝中的官员和国家的士大夫们根本不关心国事，只是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想着说一些很玄很夸张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来赢得士林传颂的虚名。
当一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凝聚力，作为国家统治核心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如此堕落，这个国家的统治又怎么能够长久呢？因而，顾炎武就在“正始之音”这段历史的后面，作了自己的评论，说亡国有两种情况，一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即“亡国”，另外一种是不但政权覆灭，连这个国家生存的民族也将历经磨难，称为“亡天下”。
顾炎武说，“亡国”并不可怕，因为那只是一家一姓的失败而已，但是“亡天下”就非常可怕了，因为那是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大难。被清军入关屠杀刺激的顾炎武，在明朝“亡国”又“亡天下”之后，正是在三国历史中寻找到了解开历史谜题的方法，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
俗与雅：大案例的双重变奏
“大案例”既然是作为案例和资源的历史，就会被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理解、分析，甚至是解构。
学院化、理性化的分析，自然是“雅”，而娱乐化、实用化的拆解，则是“俗”。这里的雅与俗，并不包含道德上的褒贬与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只是因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差异而已。
说英雄谁是英雄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种，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这种戏谑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出自最富有讽刺细胞的元代。元代的杂剧和散曲擅长用离奇的比喻和夸张的想象来表达作者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现实的不满，这一首散曲也不例外。作者把那些历史上被称为非常之才的大人物进行丑化，认为他们不过是靠哄人才成就事业的骗子罢了。而曲子作者所举的例子里面，就有十分被后人推崇甚至认为是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两头蛇南阳卧龙”。
把“卧龙”诸葛亮说成“两头蛇”，未免有失口德，但也只是对那些空有大名而做不出大事的人揶揄和讽刺而已。不过，如果钻一下牛角尖，为什么这首元曲里面要拿诸葛亮的称号“卧龙”做例子来讽刺那些名不副实的人呢？换句话说，诸葛亮哪里得罪你们了？
实际上，病根不在诸葛亮身上，而在对三国历史的解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