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无子时，一些妇女还用自己的嫁妆为父亲或丈夫娶妾，以完成家庭烟火的接续。如吴县席仲远妻姜氏，“贤而无子”，“出奁中金为仲远买二妾”，其中沈氏妾“生冢子士焜”；桐乡濮氏女，“其父无子，而母妒”，“女独愍父未有子”，用嫁妆“为父置婢其家”，“时父至，使侍父。岁余，果生男”③（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３９页；《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３０页。）。席、濮两家的宗支在嫁妆的资助之下得以延续，则是妇女利用嫁妆为家族传承做出的贡献。
三、资助丈夫入仕或经商
妇女的嫁妆还对丈夫的仕途起到重要作用，许多人凭借妻子嫁妆的资助取得官职。据说年羹尧死后，“侍妾数百人，一时星散”。一位姓李的妾嫁“某学究”，学究“以李奁赀夤缘为某学训导，纸阁芦帘，饱尝苜蓿”④（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２６３２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学究用李氏的奁资换得训导之职，彻底改变其生活状况，不过，这件事可能只是有关年羹尧的一种传说，其他有根据的史料还有很多，如《台湾文献丛刊》中记录了陈三姐为夫捐职衔的事：
三姐善度曲，工琵琶。有北港豪商燕其家，未座一少年衣服朴素，言语谨讷，偶取琵琶弹之。三姐闻之，惊曰：“是绝技也！”请客再弹，为鼓平沙落雁之曲。三姐大说，愿受教。客未许。询之商，盖其伙伴张成勋也，泉州人。商乃谓之曰： “三姐爱琵琶，汝其教之！”客曰：“诺。”居有顷，三姐忽语客曰：“侬阅人多矣，未有如君之诚者。侬亦久厌风尘，君如不弃微贱，愿奉箕帚。”客愕然曰：“羁旅之人，未能自立，胡敢闻嘉命？苟三姐果欲下嫔，其何以谋温饱？”三姐曰：“侬计之熟矣。今检奁中物，尚值数千金，君以此权子母，亦可无衣食虑。”三姐复为纳资武营，补千总。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雅堂文集》卷二，７１页）
陈三姐不仅利用自己的奁资支付生活用度，而且为丈夫谋得“千总”的职位，在家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的清代名臣骆秉章，年轻时只是花县的一个穷书生，由于贫困“壮而尚鳏”。有人告诉他，富户金某之妹，“高颧广额而面麻，年长不字”。骆秉章前去拜谒金某，“金喜，遂委禽焉”。婚后，金氏带来的丰厚嫁妆和金家对骆的资助，使其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得以“伏案攻举子业”，遂成进士、入翰林，官至四川总督。②（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７７页） 可以这样说，与富户金氏缔姻，彻底改变了骆秉章的命运，妻子的奁产在他入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清末云南顺宁府知府琦璘，在《清史稿·忠义传》中被记述为大清忠臣，说他“由部曹选授云南澂江府知府，调补顺宁，严正廉洁，对属吏不少假借”。后“省城兵变”，琦璘殉难。③（参见《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六，《忠义》，１３７１０页） 而根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琦璘的顺宁府知府官衔是用妻子嫁 妆买来的。琦璘妻系“宜春宇侍郎之女，世称钟杨家，北京富室也”。京城富室之女，嫁妆丰厚自不待言，这笔财产为琦璘的仕途带来转机。婚后，琦璘“亦羡外官发财，以其妻奁物变价，捐知府，选云南顺宁府”。①（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１０３页） 琦璘用妻子的嫁妆换来外官职衔，目的显然不是为国效力，而是外官较京官拥有更多的“发财”机会。可惜他担任知府不久就遇到辛亥革命，命丧于滇，只落得一个“忠义” 称号。
妇女的嫁妆除资助丈夫仕途之外，还成为男子从事仕途以外其他职业的资本。如许多妇女用嫁妆做本金资助丈夫或家庭其他成员经商，使得嫁妆成为商人起家的原始资本。②（参见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２６８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记载了上海黄衡松凭借妻子嫁妆服贾起家之事：黄衡松“幼习举子业”，由于父亲去世，“弃儒服贾”，其妻张氏“贤而达大体，悉出奁中物为赀本逐什一之利”，家道由此兴旺。黄衡松去世后，长子云章继承父业，继续经商，其余子孙多读书进入仕途。黄氏家族以商起家，提供奁资作为原始资本的张氏功不可没，她“年九十余，耳目犹聪明”，在家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家境优裕、子孙满堂的张氏仍不忘教育子孙要恭谨节俭，“子孙欲为称寿，则力却之，令其子捐佃户租一岁，曰：此所以为我寿也。”张氏“年至九十五卒，诰封宜人”。在张氏的教育之下，其子孙皆孝友于家而慈善于外，长子云章“事亲以礼，好施予，戚友有匮乏者，不俟其请，辄称父命助之。尝远贾千里外，附书问父母安否，纤悉必以白，虽不在亲侧，亲心安焉”；次子云师“佐父家政条理井井，兄没抚兄子四人如其子，创建宗祠合祀，六世以下之主春秋时享会祭者百余人。”时逢大饥荒，政府劝富民煮粥以食饿者，云师认为煮粥有中饱之患，有守候之苦，不若直接以钱赈济饥民，“乃身自为倡即所居五十二图，验其最贫者大口日给钱二十，小者半之，民不劳而得食全活甚众”。①（《潜研堂文集》卷第四十九，“黄氏先茔表”） 黄氏家族的壮大及其利用资财为宗族和社会做出贡献，皆起源于张氏奁资的奉献。
四、解决家庭债务、亏空等经济问题
前文提到的朱仪九妻龚氏，婚后即面临夫家债务问题，她用嫁妆帮助丈夫还清债务，使家庭丢掉负债之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业田千亩”的富裕之家。像龚氏这样，利用嫁妆解决夫家经济问题的妇女还有很多。清人汪楷，“为河南淇县典史，尝廉民冤，白令为平反”。后汪楷客死广东，索债者追至家中，其妻王氏“鬻田、出嫁时衣装以偿”②（《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２７页）。王氏用嫁妆偿还丈夫生前的债务，既保全了汪楷的名声，又使家庭免于索债者的逼迫。
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嫁妆非常丰盛，其奁资“有靖毅公所遗之千两，及文正公薨，诸女亦各得千两，欧阳夫人薨，又各分八百两，益以子金，粗足三千”。这些钱存于乾益银号，由兄长曾纪泽为她“检点”。纪芬的奁资一方面要贴补家用，“平日生活已苦不足，全恃奁资息金以为挹注”；另一方面还要弥补夫家的亏空。曾纪芬的婆母张太夫人将白银七千两存于玉振银号，后银号“经理以赌博亏空”，张太夫人的存款“未能取出”，家庭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纪芬拿出奁资两千两，又向姐姐借贷一千两，“凑成三千，奉诸老人”③（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２１页）。在这里，嫁妆发挥了宽慰老人情感、填补家庭经济亏空、保持家庭稳定的重要作用。
清人姚莹在《痛定录》中记载：其家“数遭丧娶，岁又屡歉，家遂中落”，欠有“千金之债”。其祖父命“鬻宅及徐太宜人奁田以偿”，仍不够，“并取七伯祖母张孺人遗田鬻三百金益之”。在家庭负债累累、无力支撑的情况下，两位妇女的奁田成为还债的资本。①（参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姚莹：《中复堂选集》附录《年谱》，２３３页） 可见，妇女的嫁妆在家庭出现经济危机时，往往能够发挥挽回和补救局面的作用，缓解家庭的经济困难。
五、留传子孙的财产
由于衣物首饰、家具器皿都属于消耗品，一般情况下很难留传久远，即使嫁妆中的金银也可能在生活中消费掉。但是，并非所有妇女的嫁妆都在其生前花费殆尽，在富足家庭中，妇女的嫁妆很可能全盘保留下来，像曾纪芬那样将钱存在银号中，或者嫁妆中的土地、店铺等资产，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保留下来的嫁妆无疑成为一笔留传后世子孙的财富。
上文姚莹的祖父还债时，不仅卖掉姚莹祖母的奁田，还将姚莹七伯祖母的奁田一同变卖。按理说，姚莹祖父没有支配嫂子财产的权利，但是由于七伯祖父无子，姚莹祖父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而七伯祖母又将奁田留给继子。如此，则姚莹祖父变卖的便是自己儿子名下的土地了。这块土地“载租百二十石，岁可入粟八十余石”，是姚莹的七伯祖母张氏留传给子孙后代的财产。②（参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姚莹：《中复堂选集》附录《年谱》，２３３页）
再如前文提到的徽州朱酉英的子孙出卖田产的事例。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徽州朱廷鹏的孙女酉英远嫁陈氏，朱廷鹏将一块收益为“租壹拾砠零拾斤”的土地拨给酉英作为随嫁田。酉英去世后，这块土地在陈家以奁田的形式留传下来。但是，由于朱陈两家“路途遥远，收租不便”，乾隆八年（１７４３），酉英的子孙将奁田转卖给朱氏本家。③（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７５页） 这块土地从酉英出嫁到转卖前后历时１００多年，始终带着随嫁田的标志一代代向下传承，这块土地和卖掉土地的收益无疑是酉英留给后世子孙的财产。
类似例子还有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的奁田。于氏在嫁入孔府时，其父于敏中购买良田作为女儿的奁田。奁田成为于氏嫁入孔府之后的“私产”，伴随其一生，临终前于氏将土地交代给孙媳掌管，“以作房内使用”。此处，于氏只是指定了奁田的管理人，并未对田产本身进行分配，那么，这份田产将在孔府家族中打着于氏奁田的标记继续留传，只要后代子孙不将奁田变卖，它就是于氏留给子孙后代永久的资产。
《台湾文献丛刊》中有一份“妆奁银借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