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为希逊言之矣。《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
朱子的答语表明，他当时基本上认可了严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与定位。朱子在复信中也告诫严，从贵在立志的角度肯定曾点之襟怀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用力的次第。我们会在后文中揭示朱子这封信中所隐含的意思。
但是，朱子在数年之后，却对严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朱子语类》提到：
先生令（董）叔重读江西严时亨、欧阳希逊问目，皆问“曾点言志”一段。以为学之与事，初非二致，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则无事不可为也。先生曰：此都说得偏了。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学者要须常有三子之事业，又有曾点襟怀，方始不偏。盖三子是就事上理会，曾点是见得大意。曾点虽见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虽就事上学，又无曾点底脱洒意思。若曾子之学，却与曾点全然相反。往往曾点这般说话，曾子初间却理会不得他。但夫子说东便去学东，说西便去学西，说南便去学南，说北便去学北。到学来学去，一旦贯通，却自得意思也（潘时举录）。《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
在这段文字中，朱子的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尤其强调学者要事业与襟怀并重，并且认为曾点只是见得大意，却脱略事为，这与三子一样是各执一偏。由此，“曾点气象”不但无法和“尧舜气象”相提并论，也无法和“曾参气象”相比。至此，朱子已经明显在把曾点的地位降低，而他也在论“曾点气象”时，也把“虚实之辨”放在了首要的地位。
再者，他还直接指责严说是“废事”，是“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如果我们对照严的来书，诸如主张“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云云，就会感到朱子对严的指责有些不知所云，至少是在借题发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只要我们把严的观点和陆学相对照，就会发现“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则无事不可为也”的说法，带有陆学“先立其大者”的影子。再者，严在这里只提到养心，却没有提到穷理，以及强调养心是本、事为为末，这都给人以“务内遗外”的感觉。而这也正是朱子批判陆学的重要一点。由此，朱子对严的说法态度上的转变，也正是其批判陆学大背景下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清人陆陇其（原名龙其，字稼书，1630—1693）就曾明确指出：
严时亨论曾点一段，大约言点不是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盖先理会要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三子规规事为之末，则所谓不知其仁也。朱子谓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愚谓曾点之自得，又须看得与姚江（指王阳明）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继之曰：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欧阳希逊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错。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陆陇其：《读朱随笔》，卷四，《四库全书》本。
陆陇其对严时亨此信观点的概括非常准确，他对朱子给严复信中的深意的理解也很准确。当然，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姚江良知改为象山的“立大”，就更贴切了。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表面批评的对象是严，其实却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在把矛头指向陆学，至少是他理解中的广义的陆学。这就像他会经常性的就这一点，批评某人的“近禅”一样例如，朱子早年就针对好佛者汪应辰指出：以为先有见处，乃能造夫平易，此则又似禅家之说，熹有所不能无疑也。圣门之教，下学上达，自平易处讲究讨论，积虑潜心，优柔餍饫，久而渐有得焉，则日见其髙深远大而不可穷矣。程夫子所谓“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谓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语臆度所及，必先有见，然后有以造夫平易，则是欲先上达而后下学，譬之是犹先察秋毫而后睹山岳，先举万石而后胜匹雏也……此则释氏之祸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见《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七》。
那么，严说（其实背后是陆学，或者是谢说）的弊端何在？朱子对此并未指明，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朱子与胡大时（字季随，号盘古，生卒不详，福建人）胡大时为胡宏之子，早先为张栻弟子，后先后到陈傅良朱子处问学，最后转投象山。大时学无宗主，每每受到朱子的批评。关于“洒落”问题的讨论以作参考——“洒落”被认为是“曾点气象”的重要规定性，而“洒落”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内涵也大致相同。
1186 年，一位湖南学者写信问胡大时：
《延平先生语录》即今本《延平答问》。有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餍饫以俟其自得，如能显然免于尤悔，其工力亦可进矣。若直以为不足道，恐太甚。《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学者问曰》引。
对此，大时答曰：
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只是通透洒落之意。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显然尤悔，则途之人亦能之，诚不足为学者道也。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文中出现悔尤，尤悔之不同，系本文如此。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而亦不足以言学矣。《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学者问曰》。
这里，大时与严时亨的说法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清明或是洒落是做工夫的结果，还是下功夫的前提，即究竟是始学之事，还是终学之事？大时所持的观点与严时亨一致，这一观点也和南轩早年的观点、陆子的观点一致。针对问者和胡大时的观点，朱子指出：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即辅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显然悔尤，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陈来先生将这句话当成了朱子的观点，不确。此说甚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日牵强着力做得。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餍饫而俟其有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强欲做此模样，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
朱子引述辅广这段话的态度很明确：洒然和洒落只能是工夫到后、涵养纯熟的结果，只能从格物致知中来，从真实积累中来。他指出，“胸中通透洒落”尤其不是出自人为“令得”的产物。这一点，于严时亨所希望的“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亦然。胡大时和严时亨的观点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即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胸中通透洒落”、做到“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朱子借辅广之口指出：这是他们的“不原其本”，欠缺了穷理的一节工夫。见到朱子的复信后，大时再次致信朱子，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此，朱子在复信中指出：
今乃复有来书之喻，其言欲以洒落为始学之事，而可以力致……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终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论。盖才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谓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异名耳。迭此两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实洒落地位耶？……愿察此语，不要思想准拟融释洒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远须自有得力处，所谓先难而后获也（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所喻两条》。按，王白田指出，此信作于1195 年后，当与讨论严时亨的来信同时。见《朱子年谱》，卷二，《朱子论学切要语》，《四库全书》本，存疑。
朱子的意思是，“洒落”也有虚实之分，离开了即物穷理工夫以为支撑，而直接去求“洒落”，所得到的“洒落”就只是疏略放肆的异名，同理，离开下学工夫而求“立大”和“清明在恭”，都会流于空疏和张狂。他更深入的指出，大时的病处在于不愿去做辛苦不快活的工夫，而是直接就要洒落，其流弊会非常严重。“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而少谈境界，成为后来朱子告诫喜谈“曾点气象”者的常用话头。我们说，此后朱子之少谈洒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心时人虚说洒落的考虑。
朱子与胡大时就“洒落”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他与严时亨的讨论提供了启发，也为我们理解朱陆异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我们同样可以问“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云云，是始之事，还是终之事？严所说的“先要理会”又应该怎样具体来理会？是先关起门来养心，然后再出门去应物吗？就这一点上，就是陆子也还强调要“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我们说，严的想法就不止是失之太快了，简直就有些天真。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促使朱子对严的说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那就是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3—1217，福建漳州人）陈淳虽然是在1190 年才从朱子学，但是他很早就在林宗臣的影响下研读过《近思录》。陈淳自述与朱子的渊源云：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得先生（朱子）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二程）文集》、《易传》、《通书》与夫（朱？）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颂，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当时师友渊源之盛，抽关启钥如此之至。见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五，《初见晦庵先生书》，《四库全书》本，下同。于此可见陈淳自始就受到了朱子的影响。可参看张加才先生所著的《诠释与重建——陈淳与朱子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与廖德明（又名廖倅《北溪大全集》，卷三，有《送廖子晦倅潮还别四绝》诗，可证廖又名廖倅。字子晦，别号槎溪先生，江西南剑人，生卒不详）《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廖德明传》曰：“少学释氏，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遂受业于朱子”。廖不晚于1173 年从朱子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记载：廖德明赴潮州，临行求一安乐法。朱说：“圣门无此法”。他在向朱子受教时，关于心性及工夫进路，往往流露出为朱熹所不喜的禅气。史籍多不载廖与陆的交往，考《象山集》，卷十，《與詹子南·二》有：廖倅处送至四月二十四日书，发读甚慰，驰系用力不懈，无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灵，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则廖与陆也显有往来。之间围绕严时亨观点的辩论，以及他们就此问题向朱子的问难。
在宋儒中，陈淳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特别关注，他在提到自己《与点说》的产生过程时云：
（对于曾点的问题）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而口笔屡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即1196 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以上严时亨的观点），大故遗阙，忽跃如于中道，发此一段以记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答廖师子晦·一》，《四库全书》本，下同。
可见，是严说的“大故遗阙”直接刺激了陈淳，使他得以在长期的思考中形成了突破，于是写就了《详〈论语集注〉“与点说”》一文。之后，他随即由近到远地把《与点说》寄往他奉为师长的廖德明处和朱子处，以求印证，其文曰：
天理自然流行，圆转日用，万事无所不在。吾心见之明而养之熟，随其所处从容洒落而无一毫外慕之私，然后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在在各足而无处不圆。尧舜之所以为尧舜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矣。如尧……无非浑然此理也；舜之……于天下事事物物，无一不从容乎天理之自然，而尧舜皆无纤毫容私焉；如孔子……与尧舜同一道也。若曾点之言志，盖有见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故非滞著以为卑，而亦非放旷以为高；故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脱略而有所忘。此正有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即尧舜之气象而夫子之志也。推此以往，随其所应，触处洞然，冰融冻释，小而洒扫进退三千之仪，大而军国兵民，百万之务，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非此乐哉？故尧舜事业于此可卜（一本卜为见字）其必优为之矣。若三子之事……较之于点，则点见事无非理，三子则事重而理晦。点于理密而圆，三子则阔而偏，不可与同日语矣。虽然，点亦只是窥见圣人之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体用之全，如颜子卓尔之地，而其所以实践处又无颜子缜密之功，故不免为狂士。是盖有上达之资，而下学之不足安其所已成，而不复有日新之意。若以漆雕开者比之，则开也正所以实致其下学之功，而进乎上达，不可得而量矣。在学者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则不可以躐高而忽下，而当由下以达高，循开之所存，而体回之所事，开之志即笃，则点之地可造，回之功即唱，则点之所造，又不足言矣。《北溪大全集》，卷八，《详〈集注〉“与点说”》。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受到朱子影响的痕迹。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与严说的不同：严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的“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针对的是曾点的心理论；而陈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见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另外，陈说又通过对颜子、漆雕开和曾点的对比，强调学者既要涵泳其志，更要实下工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陈的文中虽然还在极力为“曾点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这句话作注解，但却已经指出，学者若能“循开之所存，而体回之所事，则点之所造又不足言”云云，这与朱子在思考该问题上的最新进展，是一致的。
陈淳很快就得到了廖的回复陈淳第二次向朱子问学时，还在追问朱子对“与点说”的意见，似乎朱子对于陈的来信并未及时回复。大概是由于朱子当时已经“深嫌人说‘颜乐’、‘与点’”的原因吧。——即《朱子语类》中所提到的《难“与点说”》，廖的这封回信今已不存，但我们却可以从陈淳对廖的回信的回复中，看到廖此信的些许内容：
某前者“与点说”拜呈，伏承批诲详委，甚荷警戒之勤，然愚意更有欲讲者，敢一披露以求正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