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雁杜牧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这首诗的主题，文学史家多解释为同情百姓流离之苦，以虏弦和胡骑象征边患，以南飞的哀雁象征失家的百姓，所写为回纥兵乱事。以古诗比兴传统来衡量，这一解释确实很精巧。但若从中晚唐局势来看，令人担忧的是藩镇和党争，边患反而未见有多么严重。而且诗中“仙掌月明”和“长门灯暗”两个典故实与边患无关，所以，关于这首诗忧边患的说法是颇让人疑惑的。
汉武帝边功卓著，诗人或者可以之隐喻今帝之无能，但“仙掌月明”的典故则在开疆拓土的功业之外。据《三辅故事》记载：“（汉）武帝作铜露盘承天露，和玉屑饮之，欲以求仙。”这件事，今人多以为荒唐，但在唐人看来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汉武帝外平匈奴，内削诸藩，封禅泰山，人生莫盛于此。试想，这位一代雄主志得意满，独立泰山之巅，忽然思及人生不永，斯乐难久，其悲怆之情，竟何以堪！此后汉武帝多方求仙，作承露盘，饮玉屑，希求不死，这既是汉武帝面对死亡的挣扎，又何尝不寄托着人们永恒的期望呢？古人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一事基本持同情态度，他们在汉武帝死后，还特意编撰了西王母的故事，来弥补汉武帝的遗憾。显然，“仙掌”典故里所蕴涵着的是人生苦短的哀伤。而“长门灯暗”实为陈皇后的悲剧。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数岁时，在长公主膝上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又据《汉书·陈皇后传》载，陈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因无子而失爱，后被废，退居长门宫。爱情从黄金屋开始，就如盛开的鲜花，但不久就花叶凋零，老死长门，其间的孤独哀伤，又岂非昭然可见。唐人对陈皇后的哀怜常形诸笔端。李白《白头吟》诗云：“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长门灯暗”其实表达了人们对爱情不永、人生无常的悲哀。显然，杜牧的雁鸣意象也与李白这首诗有关。如此说来，月夜孤影即是汉武帝不死之灵魂，数声哀吟亦只是陈皇后无奈的叹息，杜牧是不可能以这两个典故来暗喻边患之事的。
可如果说这首诗专咏汉武帝和陈皇后的话，则又失之过实，因为虏弦惊散、潇湘流连又完全与两位汉代帝后无关。晚唐虽少边患，而自秦汉以来边关战乱频仍，铁蹄弓箭下的生命至为卑贱，在这秋去春来的艰难岁月里，所留下的也只有长空孤影和暗夜的悲啼了。何况当时确有回纥兵乱，杜牧又是关心边事的人，所以说，以孤雁喻因遭边患而四处流浪的人民亦无不可。但是，“仙掌”和“长门”两句，又提醒我们不可将孤雁意象看实。退而求之，在边患流离、人生苦短、爱情不永之间，一以贯之的，是此在人生的失落，是生命的无所皈依。在这个意义上，汉代帝后也可算是流离的孤雁。除此之外，藩镇割据中的百姓、党争缝隙中的士人，大约也都有云外惊飞、窜身荒野的经历吧！即以杜牧自身经历而言，两度入幕，两度上京，大部分岁月都在江湖上漂泊。在第二次入京的三年后，又遭李德裕排斥外放为黄州刺史、池州刺史。此诗即作于池州任上。而且，诗中所谓“潇湘少人处”，与承露盘和长门宫所在的繁华京城形成对比，有避居乡野的意思，是典型的文人情怀。因此，若认为南飞孤雁是杜牧自喻似乎也很贴切。那么，那被弓弦惊散的孤雁，实际上就是混乱年代人们的一种普遍际遇，它描述了所有那些被命运追逐的人，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从汉武帝、陈皇后，到士人和边民，从死亡的压抑、爱情的孤寂、政治失意到战乱的逼迫，人人都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时时都在逃亡之途中。因此，这首诗所写的不过是一个诗人对现实处境的真切感受，写人生的万般无奈。
《早雁》交叉了个体和人类整体的感受，在不同层次上展示了悲观的命运意识；而命运意识又必然是在时间中体现出来的，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重时序。第一重是季节时间，秋去春来，它是人人都能体验到的时间单位，是人人可以感受到的一个生命节拍。不过，作为一个漂泊的主题，传统上通常以春天为出发点，而以秋天为人生目标失落的低谷，从而完成一个此在意义上的悲剧。但在这首诗中，作者以秋天为沦落的起始，而春天意味着命运的机遇，因此，它意在为一个既在的悲剧寻找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它有选择。但诗人所给出的两个选择：一是逐春而回，一是流落异乡。前者因有“胡骑纷纷在”，而意味着人生将再一次跌入命运的陷阱，它同时也暗示着对各种观念上的故乡的执著，可能就是悲剧的根源。后者则只能是徘徊泽野，以他乡的孤独来承担生命的意义。显然，这又回到了传统的漂泊主题：他乡才有拯救。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首诗中的秋去春来，是一个典型的此在人生的时间，是诗人对生命悲剧的节律性把握。第二重时间是漫延的历史，它由汉至唐，所显示的是古往今来、朝代更替的意义，是一个向历史或永恒开放的时间。“仙掌”、“长门”二句写汉武帝、陈皇后事，又分明是咏史的笔调，可以将秋雁看作是对二位历史人物命运的象征。但诗人关于秋雁境遇的描述，以及面对秋雁未来的设问、建议等语气，又表现出一种亲历目见的姿态，是一个典型的当下场景。也就是说，诗人有意识地模糊了历史和当下，这一笔法有着特别的意义。当杜牧将前代帝后的故事轻松自如地带入现实的时候，它也就在无意间消融了汉代和唐代的区别，从而将历史淡化成眼前的一抹孤影和几声悲鸣。它说明，历史不过是留在现实中的一个印记，因此，历史不能成为我们的归宿，也不能成为我们反思的出发点，历史就在现实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诗中这两重时间意识说明，悲剧命运在秋去春来的自然节奏中生成，而期望在历史中——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获得解脱，并以此赋予现实悲剧以某种意义，是一种荒谬的想法。历史无力裁决现实，悲剧是永恒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杜牧的咏史诗。传统思想认为，历史本身是有目的的，因此可以成为当下的典范或借鉴。但杜牧似乎不赞同，除了在《早雁》诗中认为历史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存在与现实无异外，他的一些所谓咏史诗，具有更加颠覆性的含义。如《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论者往往认为诗写得很机敏，出人意料，但事实上这样的诗歌立意与史实无关。在杜牧看来，历史是由众多偶在的因素造成的，这种偶然史观所抵牾的正是历史的道德主体意识。所以在“铜雀春深锁二乔”中，我们就看到了不无恶意的嘲弄和亵渎。在历史道德主体观的鼓励下，人们倾向于将现实的灾难看成是暂时的、过渡的，历史将修正这一灾难。而杜牧的观点正相反，在他看来，现实的荒谬和悲哀是真实的，而历史也是荒谬和虚无的。从“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菙更荒唐”（《西江怀古》）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讥刺：当某种荒诞和虚无历史地存在着的时候，历史本身就成了荒谬和虚无的根源，是不值得同情的。曹操不能以沙囊塞断长江，苻坚亦难以投鞭断流，没有人能逃脱命运的嘲弄，而今人在命运之外还要忍受着历史的嘲弄，这岂不更加荒唐。
《早雁》关于人生悲剧的理解，在中国诗歌史上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首诗的贡献在于它在个体和整体、当下和历史这多重复杂结构中，将人类的命运揭露无遗。尤其在于诗中所隐藏的历史观念。在杜牧看来，现实的人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而历史也注定是无意义的，我们不能用历史来为现实的悲惨境遇辩护，更不可能从历史中寻觅到任何庇护之所。这大约就是这首《早雁》诗，也是杜牧的其他咏史诗，所能给予我们的启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