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该书所在的丛书所显示的世界历史姿态，它的见解在日本前沿的中国史研究者中已是过时的了，后者正发展起一种关于明清时期的更为积极的、动态的观点。这种观点部分是起于希望摆脱作为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错误态度基础的沙文主义，部分是由于感到日本人需要更为积极地看待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部分是通过与中国历史学家的接触，后者很快就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范畴的支配，其中很多人在宣扬19世纪中叶以前很久中国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作为结果，日本历史学家在其历史编纂中持续采用欧洲范式的倾向发生了一次转变——从把明清看做始于宋代的中国的“中世”的后半段，转变为将此时期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早期阶段。（谷川道雄，1993。关于中国和日本理解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概念间的密切关系，“与前现代的进步、改善和不可避免的超越性等观念混杂在一起”，这些的取得被视为“为使中国（和日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所进行斗争的顶峰”，见卜正民，113页的引文，1999。）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历史解释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派进行了思想批判，因为这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抵牾，后者认，自鸦片战争开始，是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原文如此。可能作者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够充分，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可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译者注）。这一批判拖延了这一思路的继续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讨论再次出现，并把讨论内容拓宽到文化和政治现象。（有一部主要的著作是朱维铮写的（1987），该书建议把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看成中国逐渐从“中世纪”脱胎而出的时期。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的这个观念类似，也暗含在这里，尽管朱维铮并没有用一个特定的中国术语来指代“早期现代性”，作为一个由该词的英译所引导去思考的东西。他的近代一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是指鸦片战争中西方压力的出现到假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现代化之间的变迁时期，但朱维铮并不传统地将近代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晚明和清代前中期。但在他之前将此概念进行扩展的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后者在1980年的著作中，将明清思想看做与西方极为不同的早期现代性。关于对他的书的批评，见杨芳燕，2001。）在同一个10年中，西方社会学家（有些沿着日本史中约翰·霍尔和马里乌斯·詹森［1968］早期的导向继续，他们有其自身的分期困境）开始用“早期现代”来指称16世纪至18世纪或19世纪的中国，而对这个术语的多重含义几乎未做说明。这是战后欧洲史学中特定需要的一个概念化派生物（雷恩哈德，1997）。（以我的知识，最早将“早期现代”一词用在关于明清中国的专论标题中的是罗普（Ropp），198页。此前，一些人用早期现代来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而费正清受内藤湖南作品的影响，曾将宋代视为展示了现代的特征。关于西方学者将早期现代性概念用于明清史的更为广泛的讨论，包括对“早期现代中国”概念的批评，见克劳森（Clausen），2000（只是到了本卷付排时我才得以参考此书）。）由于对早期现代性观念的热衷在汉学话语和世界史话语中传播，其内容和效用即使在其发源地欧洲史学中都已受到更为详细的审查（例如见威尔豪斯，1992；雷恩哈德，1997；以及金世杰，1998）。在工业化以前的若干世纪中，亚洲各地的发展与欧美正在变化的地区之间被暗示或公开说明的相似性，难道是一个反西方沙文主义的“我们也是”论的学术宣言吗？或者它们是区域研究成熟的标志？是一个超越地方界限、在把我们的各个特殊的地区定位在“更为宽泛的全球年表”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及历史学家）打交道”的愿望（维根，2000，1页）？这些以及别的问题在清的形成会议上导致了对“早期现代”用法的极大争论（在本书中由罗友枝、金世杰、乔迅和我本人的论文所展现）（亦见米华健在本书中的部分，注3。），而且如果不是一次单独的会议的话，一定会至少对这些争论进行了解析。以我的判断，这些争论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四个问题：
我们管这个时期叫什么是否真的很要紧？
早期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设想成什么样的？
这个概念在时间和空间的适用性是否存在限度？
我们试着去做或了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最后的争论是语义上的，而我断言，不“仅”如此。通常说“早期某某”，并不恰恰表明或者暗示，它意味着有某种东西就是这个处在萌芽的、不成熟的、还未完成的形式或阶段的某某，或者意味着它比别的一些某某出现得要早些——早上（earlymorn-ing）、早起者（earlybird）、早期现代（earlymodern）。终极目标是难于驱散的，但人们还是可以进行努力。还是有人并不望名生义（比如，我们并不指望卡彭特先生一定是个木匠）：他们声称，早期现代不过是中世纪和现代（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早期现代）之间的某个时间期（最大限度地说，1450—1850年）的旧名称而已。但如果早期现代只是个空洞的惯用语，那么为什么关于变化的思想，比方说，“后蒙古”或“先进的媒介”看起来是奇怪的或荒谬可笑的？毫无意义的惯用语毕竟不是如此的毫无意义。以其他名称称呼玫瑰花的立场可以反过来加以补充，因为人们可以从其他的玫瑰花刺的立场的名称来命名——所有的分期标签都是成问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一个开放而非关闭各种可能性的标签呢？这里关心的是“可能性”的含义，即预想的关注，使分期标签在我们的历史视野的轨道上发挥作用。鲁道夫·威尔豪斯说：
把一个较晚近的现象回溯到它的开端和形成时期是历史领域中的一种理解方式，在德国，这受到历史主义影响的支配，后者试图找到一条连续“发展”的路径。这种回溯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这样的趋势中，即创造一条远比其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更连续和更强大的线（1992，5页）。
当在某种情境中需要一个肩负着沉重包袱的时期名称行进到另一个情境中去的时候，就会警钟长鸣。因为它在这个新的情境中应用时，就会暗示存在许多未经检验的类似物。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早期现代思想时，王国斌的意见是这样的：
从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转移到对19世纪中国停滞论的揭露，这一20世纪末的替代品创造了一个长距离的中国轨迹，而这是在模仿一个理想化的欧洲变化轨迹的相似物。甚至在中国的历史变革中已发现与欧洲发展不同的自主性时，它们都还是被表现为一些相似性、雷同性，是欧洲变革的功能上的等同物。作为其结果，我们能够想象为历史变革的东西被继续界定为欧洲的经验（1993，27页）。如果人们可以接受王国斌的观点，即追求环—箭的隐喻，他们就可以说，在从“晚期帝国”变为“早期现代”的过程中，我们把中国目的论的衰落时间之箭换成了欧洲目的论的兴起时间之箭，它是由外生的期望所点燃的。
与“早期现代”有关的那些东西从欧洲拿来，并到处应用，对付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不会摧毁整个史学大厦，却更新了现代性的各种意义，以服务于有价值的新目标，即“去”世界历史近500年的“欧洲中心化”。实际上，这可以把迄今为止史学家视为对现代性来说是根本的大多数现象地方化为欧洲的特有——突破到支配性地利用矿物燃料以及伴随而来的生产的工业化，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伴随而来的市民社会、政治自由、代议制政府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薪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的提高，商业、然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观的世俗化，科学探究方法的采用以及科学、技术、制造和商业的结合，世界各地相互接触的前所未有的扩展，“时间加速”及过去、现在、未来日益加强的互无关联感，等等——这会是一场演练，但它并不容易为地方化的历史所接受，或是被地方化论者所证明得当。
在寻找欧洲例子以外的早期现代性的远征期间及以后，这一点在欧洲主义者和非欧洲主义者（Europ eanistandnonEurope-anist）中间的最新讨论中一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场远征中，在
关于谁应是领先的问题上一片混战，而目的地似乎沿着路线而改变。有人会觉得奇怪：其一，这种思想是通过把整个现代性概念解构为第一世界学术帝国主义的工具来排斥欧洲的特殊性的吗？其二，它是否表明，世界的许多地区正走在通往现代性、或多种多样却同样正确的现代性的路上，只是欧美以一种特别的、无须为所有别的国家规定道路的方式率先抵达了？或者，其三，承认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然后向其他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是通过表明他们也显示着先于西方上升活力的活力，把那些地区从停滞、落后、疲惫、被动的含义中拯救出来的目的？这活力导致了对不同文化中西方促发的现代化过程加以动态的、创造性的回应和修正。（杨芳燕比较了沟口雄三与余英时关于明清思想中的早期现代观念（2001），在她的比较中，沟口雄三可以被解释为采用了立场二，而余英时采用了立场三。）这后一个问题为认识自西方扩散的开端以来的不同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对那以前的、多样的早期现代性来说就不见得好了。
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些立场的不可靠。首先，让我引证彼得·范·德·威尔（PetervanderVeer）的批评和戴维·瓦什布鲁克（DavidWashbrook）对《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中一组论文的有力捍卫，后者对现代性观念可能（或可能不）应用于几个前工业化亚洲文化、或在这几个文化中加以解释的情形进行了探讨。由于坚持把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排他性的现代性的欧洲设计之核心，范·德·威尔把在其他地区发现各种各样现代性的企图视为注定导致“‘没有’和‘缺乏’的语言”的终结（1998，285～286页）。瓦什布鲁克最初反驳说，文章作者的目标并非在其他地方寻找被想象为现代性的某种东西，而是探索不同的文化和地方政治传统如何模仿现代性的不同区域建构，以回应来自欧洲的强有力的普世化和同质化力量，探索“为什么是非欧洲社会间的现代性经验一直如此不同，它们为什么以如此多样化的方式采用了、也适用于现代性的规则”（1998，296～297页。黑体为引者所加）。这似乎是在主张对历史上的非欧洲人的热烈反应，同时承认现代性的规则是发自欧洲的。但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说，瓦什布鲁克拒绝承认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的恩赐”，挑战了这样的观念，即现代性在欧洲独特地演进，说“在其他社会也存在许多相似性”（300页）。
另一个例子是，艾森斯塔特 （S.N.Eisenstadt）和许希特（WolfgangSchluchter）在其《代达罗斯》专号的导言中不断而清晰地阐述上述关于“早期现代性”的立场三（1998）。由布尤恩·维特洛克（BjrnWittrock）撰写的首篇文章也清楚地以立场三为出发点，写到了“作为现代性标记的社会体制——民主的民族—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在以研究为取向的大学追求的科学——”以及“如果它们并不总是成为现实，它们如何作为模式”，在一个“变迁如此剧烈、以至于提出一个单一同质性现代性信念是毫无希望的天真的”的过程中，“从其欧洲的起源地向实际上全球各个国家扩展”（20页）。然而他继续扩大讨论“不同的现代性文化纲领中更长期的变革浪潮”（21页，黑体为引者所加），特别集中于明清中国、德川时期的日本、前启蒙时代的欧洲，但把他关于每个例子中相关变迁的论点带回到12世纪、13世纪。在此，他含蓄地仿效琼斯（E.L.Jones），但又与他相矛盾，后者以发掘欧洲工业化“奇迹”在中世纪末的“深层根源”而著称，但并未在亚洲任何地方着力发掘这些根源（1981）。
尽管维特洛克关注了三种体制，别的重新定义者的一个主要策略，一直是为了强调而从早期／现代性的标准定义中选择一个或一组相对灵活的或有弹性的因素，通过暗示将其他地区归入欧洲特性。不断的选择是市场的成长、商业资本和原发的工业制造业，这是来自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组概念，赋予了作为历史动力的生产方式以特殊的地位（金世杰，1998，258～261页）。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遗产在近来中国倡导清代是“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学者中，显然被当今的关注所极大地修正。比如，高翔把某种主要以服务市场和自由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形式之兴起与发展看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经济基础。这必然导致传统的（不再用“封建的”）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展、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和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他及时地看到了发生在三个阶段中的这些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只是加速了、而非启动了其中的最后一个：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是全面近代化的启动时期……和西方社会比起来，清前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缓慢的，但并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满了希望。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2000，189页）。在一条相关的、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脉络中，罗威廉在他那部关于19世纪汉口的被人广泛征引的书中，做了大量工作来倡导清代中国的早期现代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