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马俊亚
彭慕兰指出，由于采信自强逻辑，政府重视的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并且，通常有助于政府部门维持其权力）的产业，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改善百姓福利的项目，其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国家的（有时是省政府的）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在列强的炮口之下被强加了巨大债务的中国（并且这些债务又频繁地被用来进一步践踏中国的主权），经济上的自强被定义为提高贸易顺差并不令人费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逻辑即使经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制度的多次变革也丝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根本的改变。
国家转向自强逻辑后，国事的焦点在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到20世纪，由于亏空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伍”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进行重新配置，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国家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但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
从彭著可以推导出，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因为“自强”方面做得不好，也不是“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危机”或“制度不足”及“政策安排缺位”，而是在于忽略了传统的使命。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主要为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的腐败等）。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机制在社会管理、维持农业经济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极大的效益。而以“自强”为目标的政策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抛弃了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合理方面，这种政策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游离于货币经济以外及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以外的那些事务打击最重，这种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但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正如彭慕兰所说，政府的合法性在“普通”人中所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自强”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农民从来不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及对乡村的控制是好事。
以往的学者无不强调中国加入到“发达”世界的努力及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但大多数农民却希望政府能继续提供防治“自然”灾害、治理河道、赈恤贫穷、清剿土匪、惩治腐败等传统服务。但被重商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和服务集中到了沿海地区，对不能为其增加工商税收的“腹地”放任不管，甚至不承担应尽的使命，使得腹地的社会生态急剧衰败，结果，正是那些在中国新的治国战略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这部著作不仅有助于弥补以往学术上的偏差，甚至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彭氏把重点放在黄运（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来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但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不同于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他认为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另外，彭氏基本上不赞成伊懋可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外国人在黄运帮助推广美棉，为黄运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从根本上对黄运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一点，彭氏越出了罗斯基（ThomasRawski）等一些纯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不仅仅纠缠黄运从市场整合中所获得的外部商品或黄运为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中国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型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经济影响的模型孤立开来。正是帝国主义的威胁造成了中国治国之策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的”腹地被国家所抛弃，并变得更加贫穷。
就本书强调帝国主义对内地的影响而言，彭氏赞成沃勒斯坦等人的“依附”和“世界体系”论的传统观点。但他认为，由于用一种情况下出现了“现代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出现“现代化”来取代“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人们理应探讨这些结果成为一种单一过程组成部分的途径：从政治角度来观察一个大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内卷化、甚至是退化。
更可贵的是，彭氏的论点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的观点相比，有较大的创新。首先，彭氏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黄运融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负面影响。就黄运所发生的一切来说，它没有融入到新网络却又造成了旧网络的崩溃，这比融入到新网络中的危害要更大。黄运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也并不全是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把边缘与其核心联系起来的树枝状类型。
彭慕兰在研究中，还发现华北地区确实带有杜赞奇所说的“国家内卷化”的许多特征：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膨胀，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但是，一旦作者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以及观察它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杜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杜从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衰退的角度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彭氏认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图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榨取事实上已经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务产生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腹地既承受政权内卷化之苦、又承受着国家政策转型之苦。
彭氏指出，由于忽略某些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发展之间存在着的联系，现代化理论未能看到这两种现象都是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同样，杜赞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北在什么情况下确实变成或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的构成部分的分析尝试，未能看到不同的亚区（subregion）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某些地区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失败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截然不同的结果才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全部特征。卿石摘自《历史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