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全国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些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讲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真是石破天惊，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急迫而强烈的愿望。
习仲勋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首先汇报了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项，签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万美元”的情况。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 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的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时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他对谷牧说：“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他激动地说：
一九七九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中央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具体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习仲勋要随从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要求说：“谷牧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五月十四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按照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六月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对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赞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六月在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勋向叶剑英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即决定成立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