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勋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仲勋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八月，广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州市在全国兴办了第一家河鲜货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一九七九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是，一九八○年初又恢复定量供应，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对其他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和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改革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在国家规定基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三种定价形式，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讲话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利用中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流通渠道。按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广东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体制的改革。十月，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优惠个体商业，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大搞各种形式的农贸市场，让农民参与流通，冲破了按计划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和多层次的商业批发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副产品由一百一十七种减少到二十五种，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经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没有半途而废，坚持改革不动摇，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加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对内对外开放的需要，省里下达的工业产品计划，除少数重要产品按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多数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二是在农业方面，从一九八○年开始，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除对十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外，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改变了“以粮为纲”的格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上升，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独家经营的局面。
广东省的外贸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比较大，习仲勋和刘田夫等冲破阻力，坚决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适当扩大地市县外贸经营权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又出现了各自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一九八○年八月，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他指出，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同行动，不能让资本家钻我们的空子。他说，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说统一对外，不是要统一经营、一家独办，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而不能统死，要采取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和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之后，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形成了广东省《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成果，外贸出口三年翻了番。”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开始注意国营企业的改革。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价格、流通、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企业和市场脱节，许多企业的产品十几年“一贯制”，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也没有关系，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此，习仲勋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促进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改善经营管理，进而促进国营企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广东省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七九年工业生产任务和制订下一年工业生产计划问题。习仲勋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业生产搞活，把经济工作做活。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企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委会先后批转印发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文件，给企业下放了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开始了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