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从而引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仲勋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习仲勋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他组织带领统战部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他强调，统战工作，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左”的思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李维汉任政务院秘书长，接着又做国务院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不搞民主协商能行吗？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习仲勋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摆设。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习仲勋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加入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要紧。
习仲勋十分重视肃清和防止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端正思想路线。他花费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亲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党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经济上也得到补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之中。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和贯彻。
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他提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习仲勋培养统战干部几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对新任干部，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压担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阎明复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习仲勋找他谈话，耐心细致地向他介绍统战工作，叮嘱做好统战工作要注意的问题。阎明复回忆说：习仲勋通知我，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经验欠缺，如此重大的担子深感难以承担。习仲勋说，只要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好的。随后，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心理向他们请教学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习仲勋一席话，使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许多。
在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勋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习仲勋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