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考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