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到今年整二十八年了，许多人都不记得“五四”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我要简单的说说那一天的情形。
在那年5月1日至2日之间，从巴黎和会传来的秘密消息说：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几种强横要求全都胜利了，威尔逊总统让步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都要交给日本接管了。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北京的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就在那个星期日（5月4日）在天安门开了一个大会，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等字样。他们在大会上决定整队游行。
他们整队出中华门，沿路散了许多传单，其中一张《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有这些话：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他们到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递了说帖之后，学生大队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走到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门紧闭了。有几个学生爬上别人的肩头，爬上墙，跳进去，把大门打开，大队学生就拥进去了。他们寻不着曹汝霖，只碰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一顿，打的皮破血流。这时候，不知怎样屋子里有一处起了火，火势大了，学生才跑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队赶到，大众已散去了，警察只捉住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个人。
这是“五四”那天的经过。
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学生，封禁《益世报》，监视《晨报》与《国民公报》，下令褒奖曹陆章三人的功绩。学生更愤激了，他们组织了许多露天讲演队，劝国人买国货，宣传对日本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各地都组织了宣传抵制日货的讲演团。日本政府来了几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6月3日，警察开始捉拿街上讲演的学生，一日之中捉了一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京大学法科。6月4日街上讲演的学生更多了，警察又捉了一千多人。北大法科容不下了，于是北大理科也成了临时拘禁所。北河沿一带，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帐棚了。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几千学生的消息，学生当日全罢课了。上海的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南京、杭州、武汉、九江、天津、济南、安徽、厦门各地的商人也都起来响应上海，宣布罢市，要求释放学生，并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的领袖。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才惊慌了，6月5日的下午，北河沿的军队悄悄的撤退了。学生都出来了，又上街讲演了。
6月10日，政府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之职。
自从5月4日以后，全国各地与海外的学生会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发电报，警告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不许他们在对德国的和约上签字。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组织了纠察队，日夜监守中国代表的住宅，不许他们去签字。
对德的和约本决定在6月28日下午三时在凡尔赛故宫签字的。那天下午，中国代表没有到场，并通告和会主席，声明中国拒绝签字。
“五四”事件在当时的结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凡尔赛和约的签字。这个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后来大家都叫做“五四运动”。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预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活动。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海外同志，曾有这一段议论：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中山先生这一番议论，写在“五四”之后的第八个月，最可以表示当时一位深思远虑的政治家对于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的公平估价。他说的“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就是指《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他说的“学潮弥漫全国，人皆誓死为爱国之运动”，“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就是指五四运动的本身。他说的“一般爱国青年，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各种新出版物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就是指五四以后各种新文艺、新思潮的刊物（据当时的统计，民国八九年之间，全国各地的白话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种之多）。中山先生把当时的各种潮流综合起来，叫做“新文化运动”，他承认“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平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
中山先生是个革命领袖，所以他最能了解这个“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在革命事业上的重要性。他对他的同志们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原载1947年5月4日天津《大公报》）
